移動通訊技術的進步迭代把技術問題演化成商業問題，商業問題又演化成了產業配套的導向問題。
鐵血軍事
原本，中國在通信領域只是個後來者，1G時代是空白，從2G到4G跟在別人後面追趕，卻不料，在開啟5G時代卻成了“排頭兵”。中國憑什麼一躍而起？
對此，首先從5G的技術邏輯說起。
一、 5G的技術邏輯
正如“理論是灰色的，但生活之樹長青”，拋開LTE頻譜劃分、頻率電波、控制信道編碼等各種繁雜的專業術語不談，從生活的角度看5G，其背後實則隱藏著整個移動通訊進步迭代的技術邏輯：
君不見，摩爾定律持續發酵，半導體計算能力呈幾何倍數增長。芯片體積越來越小，7納米芯片剛量產，更先進的5納米制程又來了，一個Wifi、一部手機、就連手機芯片都賣出了“白菜價”。
5G更是按下了移動通信技術迭代的“快進鍵”，想當初“4G開一夜，一套房子就沒了”，可轉眼間手機廠商又攜著AI跑步趕往5G時代。
想想5G科技的“神奇魔力”：不單將通信波長縮短至毫米級，還能實現一平方公里內同時連接100萬個傳感器，這使得超大規模的數據採集和處理成為可能，進而增強了隨時隨地“萬物互聯”的科幻體驗。
與此同時，通信產業鏈接也在跟著增加，包括通信設備（基站、天線、光網絡）、終端應用（移動設備更新、車聯網）、高清網絡視頻、VR/AR等各種應用場景及其產業延伸都處在產業鏈革新的前夜。
有預測稱：“5G到2035年將促使全世界GDP增加7%，約35000億美元，新增就業崗位約2200萬”。也難怪，從國家到企業，再到普羅大眾都對5G喜大普奔、趨之若鶩。
二、 5G的現實難題
雖然願景很美好，可是發展5G哪有那麼容易？且不說，號稱“萬物互聯”的5G需要承載更多智能設備的連接，是否會拖累其數據傳輸速度還有待考量。
更核心的問題是5G投資變現問題，單是5G基站建設成本就足以難倒一大片。因為隨著通信量的劇增，移動通訊技術也將經歷“大哥大、諾基亞時期無線電波長趨長——4G時期頻率趨高、速度趨快——5G時期波長趨短甚至趨近於直線”的迭代過程，這也意味著移動通信基站的數量必然將隨之大幅度增加。
原因很簡單：“電磁波在傳輸的過程中頻率越高、波長越短，其在傳播的過程中衰減的就越厲害”。處於高頻段的5G由於毫米波傳輸距離短，就面臨著傳播過程中覆蓋能力大幅減弱的問題。
因此，相較於4G，覆蓋同一區域5G就需要更多的基站，其基站數量將是4G的5倍。
可基站是要花錢買的，誰願意出這麼高的成本？且不說，從2G、3G到4G、5G，越來越短的代差間隔，極大地壓縮了移動通信投資回收期，也造成了利潤及利潤率增長的巨大壓力。
再者，運營商還面臨著基站建設、租賃成本和物業談判等諸多壓力。
況且，那麼多的基站，每一個基站內又需要安裝無數的芯片，投入各種各樣的設施，錢從哪裡來？這還不算，受制於波長較短的制約，將來大規模天線的使用使得5G基站成本更高，還需新建或大規模改造核心網和傳輸網，後期的設備升級、維護都需要足夠的經費維持。
即便是造出來了，5G網絡建設的高昂成本最後也要由消費者來消化。事實上，“最近推出5G試驗套餐的芬蘭運營商就是按照5倍的價格去定用戶月費用的！”如此盤算下來，5G基站建設“處處都得用錢”，從投入到成本回收，這些壓力都會使運營商“三思而後行”。
三、 中美兩條路線
本是簡單的移動通訊技術問題，卻因為5G基站的畸高成本被演化成了商業問題。也正是基於商業原則，為了降低運營成本保證利潤空間，發達國家走了一條商業化的路線。
比如美國，一向主導“互聯網自由”，可是沒有利潤，偏僻落後的地方運營商就不會裝網絡基站，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統計，在美國農村地區，39%的人沒有接入寬帶互聯網，在城市這一比例僅為4%。也難怪，一入美國大峽谷便無法使用智能手機好似與世隔絕。
如今，美國5G網絡佈局同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且傾向於NSA模式，即在4G的基礎上略加改造，主要是為了彌補4G網絡覆蓋密度低的缺陷，根本無法滿足5G對低時延和傳輸可靠性的要求。
雖然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團隊也曾想由政府主導建設集中化的5G網絡企業租用，但一經報道，就遭到了國內民眾的反對。
反觀中國，一貫擅長“集中資源辦大事”，用舉國體制來搞基站建設也讓落後地區彎道超車。
落後地區要城市支持農村，結果基站下鄉、基站廣泛建設，不論是邊陲村落還是邊疆小島都被要求安裝基站。
相關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各類移動基站（電臺、微波、長波）近640萬個，3G/4G基站總數達到479萬個，其中4G基站的數量達到了339.3萬個，同期美國不超過30萬個、印度不超過70萬個。
另一方面，中國自2016年1月開始研發5G技術，預計2020年將建成100萬個5G基站，全面鋪開時將達到3000萬個基站。
不止如此，中國政府採用頻譜資源分配的方式，按照不同比例分給軍方、三大運營商、廣電等。
對5G公眾移動通信系統頻率佔用費標準實行“頭3年減免，後3年逐步到位”的優惠政策，直接減輕了運營商的5G運營成本。
更重要的是，中國5G明確採用SA獨立組網模式，獨立於4G另外組網，吻合5G未來的不同應用場景。
而且，在中國發展5G還有政府為之背書，很多地方政府發文明確要求支持5G建設，“先公有大樓、後立法全覆蓋”不僅降低了建設成本，也大大加快了網絡部署的速度。
四、 產業配套的中國套路
如前所述，5G佈局的商業問題在中國被舉國體制、政府牽頭所化解，然而產業配套的導向問題又該何解？
畢竟，5G的發展並不只是移動通信、建設基站這麼簡單，還涉及到與之相關的一系列產業配套： 上游要搞基站升級，中游要兼顧網絡建設，下游還要匹配雲計算、車聯網、物聯網等終端產品應用場景，其間還包括光纖光纜、光模塊、小微基站等各細分產業鏈。
此時，中國的大市場又將產業配套問題化解於無形。畢竟，由於中國體量太大，僅中國移動用戶數量就高達9億多，比歐美髮達國家運營商的用戶總和都多，中國無疑擁有5G時代絕對的市場優勢。
再加上，TDD和FDD作為移動通信系統中的兩大雙工制式。在3G/4G時代，歐美普遍採用的FDD模式一直保持著主流的地位，可到了高頻率時代對連續大帶寬頻率資源的需求，中國堅持的TDD模式優勢盡顯。中國移動通信可謂是擁有TDD網絡絕對的市場優勢和歷史發展經驗。
如此一來，全世界的通訊商、工廠，乃至芯片集成電路等方方面面的商人還有誰不跟著中國走？
即便是本著商業原則追求最大市場，也都將按照中國5G大市場這個產業鏈來匹配，謀求與中國製式配套供應。毋庸置疑，從跟隨到突破，從突破到引領，5G的話語權正在發生轉移。
更何況，通信領域的最高標準就是編碼，而現實中並不是誰的技術高、誰的話語權就最大，反而是“誰的盤子大，誰就來制定遊戲規則”。
五、 中國的5G主導權
遙想3G時代，中國的電信設備市場被“七國八制”，即來自7個國家的8種制式設備瓜分，就好似“上帝創造通天塔故意變亂人類的語言”一般，也正是因為各種制式之間相互割裂，把中國的通信市場肢解的七零八落，只得遵循國外通信巨頭制定的標準。
可如今，且不說中國佔據著市場優勢，就是在編碼領域也位列第一梯隊。在編碼領域內的標準立項，中國佔了21項，歐洲14項，美國9項，日本4項，韓國只有2項。想當初，高通之所以能橫行霸道，就是因為其在通信領域有很多專利，全世界的科技公司都懼怕高通。
雖然，基於主要國家手中都佔據著一定的5G標準立項，世界5G標準仍舊不可能由一個國家，也不能由少量企業來制定，而是各國各企共同出力。
然而，一個完整體系之下的5G標準，需要進行多個子標準的立項，哪個國家和企業立項多，自然在整個5G標準中就擁有主動權。
因為在5G發展的線路圖中，中國不僅擁有著中國移動、聯通、電信等一批運營商，還有華為這樣的通信系統設備製造商，更有世界上最多的天線、直放站等相關的設備生產商。
可以說，任何一項5G的子標準和技術，倘若脫離了中國，都很難玩下去。因此，在5G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中國市場最大、出力最多，編碼的幾率也最大。
可見，5G正在掀起全球各國的重新洗牌新浪潮，未來5G又將沿著何種方向發展，為人類社會又將帶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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