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三十年來,只有今年沒有寫小說
作家終歸要拿作品說話。
所以，在《應物兄》出版之前，作為多年老友，評論家王鴻生特別理解李洱。多年來李洱忙工作、忙孩子、忙著替人做嫁衣、忙著組織和參與各類文學活動，“又處在文學圈的漩渦裡，這個人承受了多少難產的焦慮和被嘲笑的尷尬，我們不知道。一邊在日常消耗裡談笑風生，一邊默默運斤、吐絲結繭，他是如何應對外在的壓力和自我的分裂？我們也不知道。”
李洱
我常常一邊看他在文學活動的各種場合各種舞臺談笑風聲，常常一邊暗自思忖：十多年沒有新作，李洱怎麼這麼沉得住氣啊，他參加各種作品討論和對話，心裡就不著急嗎？有時候也難免作為話題拋出去，於是就有熟悉他的朋友回應：“沒準兒憋著一個大炮仗呢！”
這個“大炮仗”就是近百萬字的《應物兄》。
仔細琢磨，“慢”一直李洱的特點。
2001年，李洱出版《花腔》，寫作時間用了三年，但其實“與這本書相伴十年”。正如李洱所言，這部作品由正文和附本構成，有無數的解釋，有無數的引文，解釋中又有解釋，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從樹上摘一片葉子，砍下一截樹枝，它順水漂流，然後又落地生根，長出新的葉子，新的樹枝。“人的命運或許就存在於引文之中，就存在於括弧內外”？李洱自嘲，別的作家是“下筆如有神”，他卻是“下筆如有鬼”。所以，當同時出道的作家著作等身的時候，他形容自己依然“著作等腳”。《花腔》中關於葛任與儒家的關係已經有一些討論，這些討論延續到《應物兄》，成了《應物兄》的重要主題。其實在寫作《花腔》的時候，李洱就已經寫下了一些關於《應物兄》的筆記，只是當時這部預想中的小說還沒有定下名字。
2018年12月，“應物兄”帶著他額頭上與生俱來的皺紋與我們見面了。
這部作品在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等多項文學獎，這或許是近十年來作家李洱最揚眉吐氣的一個年頭。
《應物兄》寫得很實。比如小說中提到早在1743年，《紐約時報》就在頭版位置刊登了一篇關於孔子的文章，題為《孔子的道德》”，709頁註釋中應物兄改定後的文字，“見於《從春秋到晚清：中國的藝術生產史》第108章”。可實際上，就連李洱本人也不曾見過這本出現在註釋裡的《從春秋到晚清》。
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這是因為李洱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在大眾傳媒時代，人們對虛構作品的興趣大為減弱。這時候，小說修辭學需要做出某種應對。用非虛構的方式寫出虛構作品，是他這些年的一個探索方向，小說修辭學的要義，就是直抵真實的幻覺。
如果熟悉李洱的創作，會發現他的小說是相互關聯的，沒有《饒舌的啞巴》就沒有《午後的詩學》，沒有《午後的詩學》就沒有《花腔》。他們是衍生關係，一篇小說的停滯之處，是另一篇小說的開端。《花腔》寫的是各種文化力量、歷史慣性所構成的複雜關係中，一個人如何存活、如何死去；《應物兄》主題亦與《花腔》有某種連貫性，但主人公有自己的夢想和使命，他們是傳統文化的象徵，構成了很多不同層面的爭論或討論，“一個人和別人爭論，產生的是廢話;一個人和自我爭論產生的是詩學;一個人與自己爭論又和別人爭論，產生的是一個世界。”李洱說。
《應物兄》裡，李洱寫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他熟悉筆下的這一群人，熟悉他們就像熟悉自己的臉、熟悉自己的心跳。所以，他很自然地，帶著揮之不去的感情去寫他們。“寫他們有如寫自己。他們那些荒謬的境遇，那些難以化解的痛苦，那些小小的歡樂，那些在失敗中不願放棄的微薄的希望，我自己都感同身受。”李洱說，如果我對他們有嘲諷，有批判，那就是在嘲諷、批判自己。他們的愛之深、責之切，他們的歷史感，他們與現實的摩擦係數，都與我們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有關。
在他看來，小說就是各種知識的對話。各類知識出場是李洱小說最為典型的特徵之一，《應物兄》更為突出。它不僅是一部呈現、探索當代知識生活的百科全書，而且可以被視為一個關於當代文明困境的隱喻。
作品出版後，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李洱覺得，只要是從文本出發，只要是認真討論問題的，什麼樣的聲音自己都可以聽進去。現代小說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它是對話的產物。在寫作方式上，它意味著你要在小說中設置各種對話渠道。在小說發表之後，它當然更應該歡迎對話。他惟一不能接受的，是那種以道德為名，行不道德之實，故意尋章摘句、斷章取義，譁眾取寵，以告黑狀的心態來面對文學的文章。這是比盲目更可卑的故意的盲目。李洱也因此更加珍惜那些秉持客觀公允的文學理念的評委。“文學傾向地描述那些珍貴的時刻：它濃縮著深沉的情感，包含著勇氣、責任和護佑，同時它也意味著某種險峻風光。《應物兄》能夠獲獎，就源於評委對文學的勇氣、責任和護佑。”李洱說，它代表自己目前所能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對我個人生活來說，因為《應物兄》的出版和獲獎，這一年我似乎成了個爭議人物，正常生活難免要受到影響，好在還不至於像一些朋友們所擔心的那樣受到很大影響。我已經寫了三十年了，心理準備還是有的。作品一經出版，就得經受各種目光的檢視，你無所逃避。”
三十年來，李洱只有今年沒有寫小說。他需要調整自我，從《應物兄》的人物世界走出來。一年間，除了正常上班工作，閱讀佔據了李洱大部分時間。有些是新出版的，比如庫切的新長篇《耶穌的童年》《耶穌的學習時代》；有些是名著重讀，比如托爾斯泰的《哈吉穆拉特》。他認為，庫切的寫作，國內一直不太重視，或者說對此類作家都不太重視。其實，庫切思考問題的路徑是很有說頭的。《哈吉穆拉特》只是一箇中篇，但托爾斯泰竟然寫了六年，去世前又改了一遍，也就是說前後寫了九年。“故事本身並不複雜，托爾斯泰本人的敘述技巧早己爐火純青，為何還要反覆修改？布魯姆為何認為，有了《哈吉穆拉特》，托爾斯泰就可以與莎士比亞平起平坐了？小說中有許多令人驚異的場景，有對人類極限情景的描述，值得反覆閱讀。”李洱說，類似的閱讀，作為一種過渡，對自己或許是有意義的。
這一年，李洱經歷了很多事情，有些留下了深刻印象，想起來就難以平靜。比如，李洱走訪了一些養豬戶，他們一夜之間回到赤貧。國家儘管有補助，但與損失相比，實在是“九豬一毛”。其中原因非常複雜。養豬戶的哀號，令人想入非非。出於職業習慣，他想再寫點東西。他知道，現在寫任何一個故事，都需要做大量的考察和案頭工作，否則你寫的只是一篇新聞故事。文學必須穿越新聞，把事件放在歷史中去考察，放在人性中去考察。李洱說，這其實也是對自己的考察。有時候你會覺得你就是那個養豬戶。你甚至會覺得，豬瘟無所不在，它附著到每個人身上。
2019，也是李洱最為忙亂的一年，一頭是工作，一頭是寫作。各種會議、各種瑣碎的日常事物實在太多了，而且好像越來越多。他特別希望能抽出身來，做自己擅長的事。“另外，我當然希望自己的寫作能有新的變化，更直接也更有力。這並不容易，但值得你躍入其間。”
記得《花腔》完成的時候，李洱感謝主人公葛任，因為帶給他反省的力量，並給他一種面對虛無的勇氣。李洱在後記中說，希望在生命結束的那一天，家人能在自己的枕邊放上一本《花腔》，“使葛任先生能聽到我和他的對話，聽到我最後的呼吸。”
可是《應物兄》來了。和葛任一樣，“應物兄”在李洱生命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我曾問他：“如果您可以扮演一個文學人物，您想演誰？”的時候，李洱毫不猶豫地說：“《花腔》裡的葛任，他至今仍是理想人物；還有一個就是應物兄，他是現實中的人物。”
（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
茅獎背後 | 李洱：你們對作家的支持和幫助，從來都是當代文學史上最動人的篇章
《應物兄》 | 李洱 |人民文學出版社
《應物兄》龐雜、繁複、淵博，形成了傳統與現代、生活與知識、經驗與思想、理性與抒情、嚴肅與歡鬧相激盪的獨創性小說景觀，顯示了力圖以新的敘事語法把握浩瀚現實的探索精神。李洱對知識者精神狀況的省察，體現著深切的家國情懷，最終指向對中國優秀文明傳統的認同和禮敬，指向高貴真醇的君子之風。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頒獎辭
《應物兄》是寫實的，同時又有著強烈的現代主義色彩，它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奇妙融合，這樣的小說，正是當代小說的潮流，也是中國小說發展到21世紀之後出現的新的藝術氣象。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
《應物兄》以深厚的文化關懷和廣博的典籍知識為底蘊，創建了一種新型的文化小說敘事。 李洱十年磨一劍，知難而上，選擇大學院校為小說展開的生活舞臺，他有勇氣直面當代中國的文化現實，刻畫當代知識分子的眾生相，對他們的秉持的文化傳統和價值立場，既細緻準確地表現，也恰到好處地反諷，從中尋求一條當代生活的精神之道。小說刻畫人物用筆自然卻精妙傳神，以應物兄為代表的當代文人群像個個栩栩如生，意味深長。小說的語言清俊明朗，卻也幽默橫生。小說體大思精而舉重若輕，從當代精神生活的深處走出，有如長風出谷，春流解凍，展現出當代社會的千姿百態，萬種風貌。
——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
以才學入小說，這個類型的小說家，前面有寫《鏡花緣》的李汝珍和寫《圍城》錢鍾書,李洱是第三個。李洱要處理的問題，比前兩位要大很多。李洱之所以有野心把那麼多知識點囊括進13年的寫作，無非是想通過小說的形式追問中國今天的知識分子到底處於何種狀態。
——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
八十餘萬字的《應物兄》是2000年以來長篇小說中的卓越之作。關於這部小說有許多可談之處。首先，在小說語言普遍粗鄙化的當下，《應物兄》恢復了現代中文小說自誕生之日便具有的特色，即知識分子書面語傳統，而且將這種書面語賦予了全新的現代性和當下性，即描述複雜事物的及物性。其次，李洱在虛構領域熟練地調動各種知識體系，使得小說充滿了智性色彩，這種智性與知識分子的知識炫耀無關，而是與從晚清到當下的知識分子心路歷程、歷史訴求、現實關切及其反思相關。具體的事件和充沛的知識與深刻的自省意識之間形成的敘事張力，展現當代中國小說應該具備的深刻、複雜的智慧品格。
——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
《應物兄》裡有一句話：
“一代人正在撤離現場。”這對於生於1960年代的李洱同齡人來說，《應物兄》隱藏著秘密的代際知識圖譜，或者說“成長遺址”，引發了同代人強烈的共鳴。——南京師範大學教授、評論家何平
李洱的語言生成方式極為高妙。他的語言是君子的語言，溫潤如玉。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評論家敬文東
《應物兄》是今年濃度最高的作品，我很久沒有看到具有如此總體性的文本了，當代小說更多是碎片化、現代性、後現代氣質特徵，但李洱的文本特徵席捲了理論視野。《應物兄》延續了李洱之前最好的東西，但又不是當年的李洱——《花腔》成為一種題材，《石榴樹上結櫻桃》成為他的語法，《應物兄》文本激活出很多副文本，體現了作家巨大的野心，以及被野心激活實現的文本。
——著名作家毛尖
《圍城》的故事發生於戰亂時代，而在今天平靜如水的日子下，《應物兄》描繪的是更加複雜、更加曖昧的知識分子圖像。外國人要了解最近30年的中國知識界，看這部小說就夠了。相比《繁花》裡突出的兩個字“不響”，《應物兄》裡充斥著對話，而這正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現實。
——著名作家金宇澄
有別於卡夫卡式的抽象隱喻，《應物兄》更接近穆齊爾的大百科式書寫。但穆齊爾的小說對中國讀者難度極大，《應物兄》的可讀性卻極強。
——著名作家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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