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對很多“移二代”來說，在全英文環境下學習中文，是一件有點困難的事情。
雖然身為一名華裔，但是在二十多年以前，Osmond Chiu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學習中文。
原因也很簡單，
中文太難了！
說實話，這話一點毛病都沒有。
對於從小使用英語的Osmond Chiu來說，相比26個英文字母，看幾千個常用漢字根本就像看天書。
最複雜的英文字母也就3筆，而漢字不僅難寫，還難念，更不用說學完日常用語還有俗語、諺語、成語、歇後語……
但是二十年多後，Chiu又重回課堂，學起了中文。
這其中的愛恨情仇，
Chiu決定好好說道說道。
1、知難而退 不想太中國
進入教室學習一門語言總是一件奇怪的、令人生畏的事情——尤其是當你20年前因為課程太令人生畏而放棄它的時候。
像許多澳大利亞華裔一樣，我的父母小時候把我送到中文學校。由於爸爸是香港人，媽媽在臺灣長大，所以他們用普通話交流。
每個星期六，我都會在當地一所公立學校的與母語搏鬥，和我一樣的還有另外還有六個中國孩子。我們都覺得課程和無聊，每個人在中文的催眠下昏昏欲睡。
那時，我很想像我所有朋友一樣，加入一個籃球隊，在星期六打球。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被迫去學習了一門我在家基本不會用到的語言。我的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平時主要用英文和我進行交流。所以，除了偶爾接聽遠方親戚的電話，我幾乎什麼普通話都不會。
上中文學校讓我更加覺得自己像一個“外國人”。作為一個成長在“一個國家”狂熱時期的90後，我希望自己不要那麼顯眼，不要那麼“中國”。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抗拒感，儘管我已經堅持學習了很多年，但我仍然幾乎無法用普通話交談。最後，在高中開始後我選擇從中文學校退學。
拼音、書法、每週一次的課，
都很快成了遙遠的記憶。
2、二十年後重拾中文 尋找歸屬感
現在，將近二十年後，任何不夠“澳洲人”的煩惱早已蕩然無存。但是，我卻對成為不會說普通話的澳洲華人這件事感到尷尬。
不管我參加了多少農曆新年的慶祝活動，也不管我讀了多少關於中國文化的書，我仍然無法擺脫一種不那麼“正統的中國”的感覺，因為我不懂中文。
第一次去中國旅行時，我受到的最嚴重的打擊。在那次旅行中，不會說普通話不僅是我身份的一個側面，也是我與周圍人交流的一個實際障礙。
因此，在過去的18個月中，我一直在每週上夜班學習漢語。
媽媽聽到這個消息後沒說什麼，但我能感覺到她既驚訝又高興。她開始更加熱衷於對我說普通話和中國文化。
與我童年時期的週六中文班不同，我的新課程更具有多樣性。有些人有中國血統，有些人沒有。有些人會說其他中國方言，但不會講普通話。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每個人都想去那裡並且對學習語言感興趣。
這次我的態度也不同。
我在課外學習，做功課，讀書，甚至發現自己在Duolingo上練習。最困難的事情仍然是和不同的聲調和發音做鬥爭，就像我小時候做的那樣。但儘管如此，我覺得我終於取得了進步。
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非中國學生有時會認為我比他們強，就好像學習中文是我骨子裡自帶的DNA。
雖然沒有明顯的壓力，但你確實覺得學習普通話應該更容易一些，因為你生活在一個華人家庭裡。作為一門語言的初學者感覺很奇怪，但是你會發現你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
在悉尼唐人街附近的乾草市場工作，這意味著我能夠在課外進行一些練習。每次我進入一家中餐館，設法閱讀（部分）菜單和中文訂單感覺就像是一次小小的勝利。
在我附近工作的一家餐館裡，工作人員經常用普通話打招呼。過去，我會用英語回答，但現在我可以很自信地進行中文對話了。
我也嘗試在與媽媽的對話中增加普通話的使用，即使它以混合形式出現。例如，當我的媽媽問我是否想帶些東西回家時，我會說：“Bùyào，我已經有很多東西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
我覺得我已經走進了
一個完整的圈子。
我的第二次機會中文班不僅使我與父母更加親近，而且讓我意識到，送我學習普通話是關於和我分享我們來自哪裡的共鳴，即使他們可能沒有能力說出來。
我不確定是否會達到足夠的普通話來討論政治或詳細描述藝術品的地步。但是我希望下次我訪問中國時，在澳洲長大的華人這個身份，會讓我感覺更加自在。
語言不僅是一門技術，
也可以帶來歸屬感。
從小哥學習中文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進步帶來的小雀躍，這其中更多的還是“找回自我”的喜悅。
最後，
生活在澳洲的“移二代”來說，
經常會有這樣的困擾，
“我可以融入澳洲生活嗎？”
“華人和澳洲圈子我應該選擇哪一個？”
其實仔細想想這兩者並不矛盾，
社會具有多樣性，
同樣人也可以有很多面。
但是作為生活在澳洲的華人，
比起融入圈子，
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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