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對武漢大學的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28年，可謂是武漢大學“定名”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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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0年，這所大學才和全國其他所有的“國立大學”一樣，按照新政權教育主管部門的規定，統一去掉校名中的“國立”二字，逕名“武漢大學”，並一直沿用至今。

國立武漢大學剛剛成立之時，學校制定的《國立武漢大學組織大綱》第一條規定：“本大學設於武昌，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不過，一年後，學校重新制定的《國立武漢大學組織規程》便將這句話修改成了“本大學設於武昌，定名為武漢大學”。

由此可見，民國時期大學校名中的“國立”一詞，只是標明學校基本性質的一個“前綴”而已，就算1950年將其永久地去除了，也不會改變武漢大學是在1928年最終“定名”的這一基本事實。

不過，與“國立武漢大學”這個直到1928年方才橫空出世的歷史名詞相比，“武漢大學”這個名稱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就要早得多了，而且，出現的次數還不少。

1910：“Wu-Han University”首現於世

有意思的是，“武漢大學”這個名字，最早還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首先想到的。

在20世紀初，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曾計劃在武昌創辦一所大學，當時他想到的名稱是“兩湖大學堂”（由兩湖書院改建而來，但很快張之洞就將其降格為“兩湖高等學堂”，而且只辦了兩年時間就停辦了），而並沒有在“武漢”二字上做文章。

大約從1908年開始，英、美兩國的幾所大學與教會人士在華中地區進行了仔細的考察，最後決定在武漢地區合作開辦一所大學。就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歷史資料來看，最遲在1910年5月，“The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的籌辦者們，就已經將這所正在籌建中的大學正式命名為——“Wu-Han University”。

後來，日本駐漢口領事館注意到了此事，在撰寫相關的調查報告時，自然就將這個學校名稱翻譯成了——“武漢大學”。

1910年6月3日，上海英租界的《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刊登的關於籌辦“Wu-Han University”

最早由英、美兩國人士提出創辦的這所“武漢大學”，原計劃在1913年正式“開校”。不過，1911年10月突然爆發的那場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顯然會對這所大學的籌建工作造成極大的衝擊。

到了民國初年，雖然這項工作還在繼續推進，直到1914年3月，還能看到一點關於“Central China University”的零星的新聞報道，但此事最終還是沒有了下文。於是，這所由英、美兩國人士從清末一直籌備到民初的“武漢大學”，尚未正式開辦，便已胎死腹中。

1912－1913：“國學建武昌”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成立後，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鑑於全國的大學（尤其是國立大學）數量太少，遂“規定於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全國劃分了四個“大學區”和六個“高等師範區”，每個區域分別設置一所國立大學和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其中武昌均在其列。

然而，事實早已充分證明，在民國初年，要新建一所國立大學，何其難也！十年的時間過後，全國的國立大學，也僅僅只是在北京、北洋、山西這三所從清末一直沿襲而來的老牌大學（此三校先後於1912、1913、1918年被冠以“國立”之名）的基礎上，新增了一所國立東南大學（1921）而已。而在這十年間，武漢地區的國立大學始終都是一片空白。

相對於規格更高的“國立大學”而言，辦學層次略低一些的“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建起來就容易多了。1913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空降”了一批從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今筑波大學）留學歸國的東洋“海歸”，利用中央政府撥付的開辦經費與地方政府劃撥的臨時校舍（清末四川會館―湖北農務學堂―湖北方言學堂及民初武昌軍官學校舊址），以全國各地的一批留日學生為師資骨幹，只用了短短4個月的時間，就成功地創辦了民國初年繼北京高師之後的全國第二所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簡稱武昌高師，為武漢大學前身）。

武昌高師的成立，在湖北、武漢乃至整個中國內陸地區的教育史上都有著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在當時全國僅有沿海地區擁有幾所國立高校的情況下，它便成為了整個中國內陸地區的第一所近代國立高等學校；而對於在中國古代從來就沒有成為過全國統一政權首都的湖北、武漢地區來說，它又是本地區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國立學校”。

1919年誕生的武昌高師校歌（也就是武漢大學歷史上的第一首校歌），其第一行歌詞中就有一句“國學建武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在一個千百年來從來就沒有擁有過“國學”（國立學校）的地方，終於出現了一所由全國的中央政府直接創辦的國立高等學校，這在本地區的漫長曆史歲月中，實在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1912－1916：“先設商業專校，以為武漢大學基礎”

民國初年，當中央政府在武漢地區籌辦國立大學、設立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同時，地方政府和社會也沒有閒著。在辛亥首義後不久，“都人士即謀所以紀大功者”，這時，前廣東道尹王韜庵（“韜庵”為此人的“字”，其“名”不詳，還望能有熟悉民國史的同行查到後告知，多謝！）提出，以前清湖廣總督張之洞為修築川漢、粵漢鐵路而特別徵收的“米釐公股”（即米稅）“設立武漢大學”，得到了首義之地各界有識之士的廣泛贊同，而這也是第一次有中國人正式提出“武漢大學”這四個字。

王韜庵當時所說的“米釐公股”，當時“已歸交通部掌握，賴王君力爭，始撥息金籌辦”。1912年，

1915年8月29日，《申報》上刊登的《武漢大學決定開辦》一文

當時，用來籌備武漢大學的米釐公股“息金”每年都被湖北通志局提用了一半，“其餘辦大學力實不足也”。當時的籌備負責人擔心此事“久懸或廢，乃集同人商榷，先設商業專校，以為武漢大學基礎”。最終，他們在1916年用這筆錢向教育部申請創辦了一所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這是我國第一所國立商業高等學校，也是當時唯一一所設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國立專門學校，後來還成為了今天的武漢大學經濟學科的主要歷史源頭（可不是那個什麼無厘頭的“自強學堂商務門”哦）。

在武昌商專正式成立之後，此前的那個“武漢大學籌備處”也就附設於該校之內，繼續運作。然而，計劃作為“武漢大學基礎”的武昌商專固然是成功地開辦了，但是“武漢大學”的籌備工作仍然進展緩慢，毫無起色。

到了1919年，早年曾“公同發起創辦武漢大學”的黎元洪，開始將更多的精力投入於此事之中。後來，他還一度將自己籌建的這所大學的名稱由“武漢大學”改成了“江漢大學”。

但令人遺憾的是，不論是“武漢大學”也好，“江漢大學”也罷，直到黎元洪1928年在天津去世，他為之投入心血長達十多年的大學籌辦計劃，最終還是跟此前英、美兩國人士籌辦“Wu-Han University”的努力一樣，漸無下文，不了了之……

不過，事有湊巧，作為民國初年籌辦“武漢大學”未遂計劃之副產品的那所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在1923年升格為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兩所商科大學之一（另一所則是由當時的國立東南大學與國立暨南學校合作創辦、隨後又由東南大學獨辦的上海商科大學，為今上海財經大學之前身），後又於1926年與今日武大的歷史前身——國立武昌大學等校

另一個歷史的巧合則是，辛辛苦苦籌辦“武漢大學”（後為“江漢大學”）十餘年而不成的黎元洪去世的那一年（1928），正好是“國立武漢大學”橫空出世的那一年。短短几年內，這所全國高校中的“後起之秀”便聲名鵲起，譽滿全國。

對此，黎元洪遠在天津的兩個兒子黎紹基和黎紹業看在眼裡，同時又感於自己已無能力去實現先父創辦“江漢大學”的遺願，便決定將黎元洪生前所留下的10萬元建校基金全部捐贈給在事實上已成為他們家鄉的“最高學府”的國立武漢大學。最終，到了1937年初，在美麗的珞珈山校園內，便出現了武漢大學歷史上第一座以人名命名的校舍建築——宋卿體育館（黎元洪，字宋卿）。

民國初年籌辦“武漢大學”十餘年而未成的大總統黎元洪

由上可見，在民國初年，不論是英、美兩國人士計劃創辦的“Wu-Han University”，還是中央政府計劃在武漢地區設立的國立大學，以及黎元洪等湖北地方名流籌辦多年的省立性質的“武漢大學”，最終沒有一個得以成功實現。

那麼，武漢地區“最高學府”的這個巨大的歷史空白又是如何填上的呢？換句話說，我們今天的“武漢大學”又是怎麼來的呢？答案也很簡單——“高師改大”，蔡公定名。

1923－1927：從“高師改大”到五校合併

1922年，北洋政府頒佈實施了新的“壬戌學制”，標誌著中國的教育制度由仿效日本全面轉向師法歐美。在這個新的學制體系之中，已經沒有了民國初年按照全盤仿日的“壬子－癸丑學制”而建立起來的高等師範學校（相當於大學專科辦學層次）的位置。

1922年11月1日由北洋政府正式頒行的《學校系統改革案》明確規定：“依舊制設立之高等師範學校

在“壬戌學制”頒行前後，全國六大國立高師都捲入了一場“高師改大”運動，只是具體的路徑各有所異。按照新學制的這項規定，1913年建校的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在辦了10年之後，於1923年6月開始籌備改辦、升格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當年9月開始招收師範大學一年級學生，並最終於1924年2月獲教育部批准。

不過，“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僅僅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時間，到了1925年春，便去掉了校名中的“師範”二字，進一步更名為“國立武昌大學”，正式開始向綜合性大學的方向轉型發展。

1925年的“國立武昌大學”這一校名，與三年後的“國立武漢大學”僅有一字之差，其簡稱則完全相同——“武大”（事實上，筆者最近還發現，早在“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時期，就已經有武大師生將本校校名簡稱為“武大”了，而不是“武師大”）。在後來的“國立武漢大學”時代，亦有不少師生將以前的“國立武昌大學”簡稱為“前武大”，以示區分。

1926年8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軍抵達武漢地區，國立武昌大學校務遂告停頓。年底，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決定將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湖北省立法科大學、湖北省立文科大學、湖北省立醫科大學等校合併，組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並於1927年2月正式開學。

1927年底，國立武昌中山大學被盤踞在武漢的國民黨桂系軍閥非法解散，全體師生被勒令離開學校，所有校產交由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暫行保管。

1928：“鄂省大學，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

桂系軍閥在摧毀了武昌中山大學之後，自知理虧，便趕緊於1928年1月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聲稱該校已“提前放假”，以掩人耳目，並懇求中央早日派人前來“接管改組”。隨後，中華民國大學院便委派新任湖北省教育廳廳長劉樹杞前來調查。4月初，劉樹杞提出就前武昌中山大學校址籌建湖北大學，其方案於5月2日由湖北省政府政務會議審議通過。

劉樹杞之所以會提出將前武昌中山大學改組為“湖北大學”，這與當時中華民國大學院的一道命令恐怕是直接相關的。1926－1927年間，國民政府先後在全國範圍內設立了5所“中山大學”（還不包括那些籌辦未果的）——廣州的第一中山大學，武昌的第二中山大學、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學、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學、開封的第五中山大學……到了1927年底，中華民國大學院決定，全國只保留廣州的一所“中山大學”，其餘的幾所“中山大學”均以其所在省份的名稱來命名。

按照這一原則，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學便改名為浙江大學，開封的第五中山大學也更名為河南大學，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學本應改為江蘇大學，但這一校名卻受到了該校絕大多數師生的強烈抵制，最終，國民政府將該校的名稱確定為無比霸氣的——國立中央大學。至於湖北的武昌中山大學（第二中山大學），此時已被桂系軍閥非法解散，如果按照大學院的上述改名原則，這所大學在改組重建之後，當然應該叫作——湖北大學。

1928年5月18日，中華民國大學院收到了湖北教育廳長劉樹杞的呈文，聲稱“擬就中山大學原有基礎，改組湖北大學。先設籌備委員會，著手籌備，已擬具湖北大學籌備委員會簡章等八條，提經湖北省政府政務會議核，轉武漢政治分會鑑核施行矣”。5月25日，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就該呈文指令劉樹杞，稱“各省設立大學，須預得大學院許可。現在湖北設立大學，尚屬可行”，並對其呈送的湖北大學籌備委員會簡章草案提出了一點修改意見。

1928年5月，湖北教育廳長劉樹杞關於改組籌備湖北大學的呈文及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的指令

劉樹杞當時提出要籌建的這所“湖北大學”，一開始並沒有明確地冠以“國立”或“省立”字樣，只是到了後來，他才在其公開發表的《改進湖北教育之計劃》一文中公開列出了一條“

然而，從劉樹杞所擬訂的《湖北大學籌備委員會簡章》的具體條文以及上報給大學院的這篇呈文來看，這所“湖北大學”的籌備工作主要是向湖北省政府及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負責的，僅僅只是打算在大學院備個案而已，這本身就已經非常明顯地流露出了要辦一所“省立大學”的意向。

對於“湖北大學”的籌建工作，蔡元培當然是非常支持的，但對於劉樹杞的籌備方案中的這種省立化與地域化的傾向，他就完全不贊成了，並且立即採取措施予以糾正。

在前述5月25日發給劉樹杞的那條指令中，蔡元培就明確提出，要將《湖北大學籌備委員會簡章》第三條關於該會的主任委員與委員“由湖北省政府推薦，呈請武漢政治分會委任，轉諮中華民國大學院備案”這句話改為“由湖北教育廳商承中華民國大學院聘任”

不過，對於“湖北大學”這個校名，即使加上“國立”二字，蔡元培也還是不夠滿意。於是，到了1928年6月13日這一天，蔡元培又為此事專門致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李宗仁：

“鄂省大學，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擬由院聘劉樹杞為該校籌備委員會主任，王世傑（點擊閱讀）、李四光、曾照〔昭〕安、任凱南、麥煥章、塗允檀、周鯁生、黃建中為委員，茲特電達執事徵求意見，並盼電覆。”

這是筆者目前所能查到的“國立武漢大學”這六個字首次出現在政府公文中的最早記錄，就這樣，在91年前的今天，我們今天耳熟能詳、津津樂道的“國立武漢大學”，終於橫空出世了！

1928年6月13日，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在給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主席李宗仁的電報中，首次提

至於蔡元培為什麼一定要將劉樹杞所籌備的“湖北大學”改名為“國立武漢大學”，對此，筆者有幾點小小的推測：

第一，改名本身就是向地方當局彰顯大學院權威地位的一種方式，通過改名，可以進一步明確和昭示這所大學的籌辦工作是由代表中央的大學院、而不是湖北地方當局所主導的，這樣就更加有利於糾正該大學最初籌備方案中的省立化與地域化傾向，為真正實現其國立化進一步掃清障礙。

第二，1928年7月13日，李四光曾為蔡元培代作了一封致李宗仁的函件，信中明確指出：“國立武漢大學，預定為中部之學術中心。”這就直接點明瞭作為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對於這所改建中的國立大學的基本定位，即其學術地位與影響不能僅僅只侷限於湖北一省，而應當成為整個中國中部地區的學術中心，於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這所大學只是叫作“湖北大學”，哪怕前面冠以“國立”二字，也遠遠不足以體現這一點，而惟有以其所在城市——在全國極具影響力、同時也是

第三，之所以用“武漢”而不是按照以往的慣例以“武昌”來命名，其一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武漢三鎮已經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行政區劃上合併成為了一座統一的城市（雖然不久後又分開了），其二，恐怕也是為了刻意與幾年前的“國立武昌大學”區別開來。

客觀地說，1925年由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更名而來的國立武昌大學，在當時只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學，在國內外並沒有多大的學術影響力，既然蔡元培對此次改建後的大學寄予厚望，甚至還希望其能夠成為“與北大中大等並重”的全國頂尖級水平的國立大學，那就更應該換個名字，從頭開始了。

正如蔡元培後來在1932年5月26日來漢參加國立武漢大學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禮（點擊閱讀）時所言：“中國三十年來，有新式之大學後，總計全國大學約百數十所，多因過去歷史關係，雖時時改革，總不如武大之與舊歷史一刀截斷重新創造之痛快。”

1928年6月為“國立武漢大學”最終確定校名的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

事實上，從“（國立）湖北大學”到“國立武漢大學”，改變的絕不僅僅只是一個簡單的名稱而已，更多的則是內涵的提升與質的飛躍。蔡元培先生在90多年前為“國立武漢大學”這個響亮的名號“一錘定音”的歷史意義，怎麼高估都不為過。無須我們這些後世的研究者們多說什麼，作為當年曾親身參與國立武漢大學籌建工作的重要歷史當事人之一的周鯁生，早就已經將其闡述得非常清楚了。

1932年5月30日，時任武大政治系主任周鯁生對全校師生髮表演講時，就特別提到：

成就一件事業不是很簡單容易的事，就是現在武漢大學這個小局面，這個還有許多缺點的小局面，都是經過許多曲折才成就的……校內的各同事，從開辦以來經數年不斷的努力，冒許多的困難，對於本校現在局面的造就，其功績都不可否認外，就是在校外人士，也尚有許多在實際上精神上給了我們的幫助也很大。例如蔡先生這回來到本校，各位才從校長聽到他對於本校幫忙的情形；現在

1947年10月31日，已經成為國立武漢大學第三任校長的周鯁生，在本校19週年校慶大會上的報告中，再次提到了蔡元培先生：

沒想到一篇“科普”小文居然都寫了這麼長……現在，大家弄清楚“武漢大學”是怎麼來的了嗎？不論是如今已經存在了足足91年之久的現在的這個“武漢大學”，還是昔日更早的那些未能成功開辦的“武漢大學”，其眾多主事者們為發展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而付出的艱辛努力，都值得我們這些後輩學人高度敬仰，永誌不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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