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恩醬
來源：魯豫有約公號（ID：lyyy_scndgs）
今年的冬天，似乎尤為寒冷。
具荷拉離世不久，微博又傳來噩耗，高以翔錄節目猝死。
有人說：“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來。”
死亡的襲擊是那麼突然，又是那麼容易被我們忽略。
在高以翔倒地之前，節目已經連續錄製超17個小時，據說原本還要錄4個通宵。
《追我吧》是一個高強度競技節目
明星藝人，是一份表面光鮮亮麗的職業。
但這閃閃發光的背後，不僅代表著身體的透支，還有心理上的高壓……
幾天前，說好要帶著雪梨那份一起活著的具荷拉，最終不堪抑鬱症的折磨，只給世界留下一句“晚安”。
她曾掙扎，她也曾絕望，她在ins上說：“外表看起來好好的，但內心已經千瘡百孔。”
早在今年5月份，她曾在家中試圖自殺，被經紀人及時發現後，送往醫院搶救。但這次等發現她時，已經太晚了……
“韓國演藝圈真實的“飢餓遊戲”
明星藝人，是一份表面光鮮亮麗的職業。
但“韓國藝人”似乎是一個高危職業，你也許會莫名其妙地“自殺”，消失在這個時代裡，無聲無息。
《來自星星的你》中，女明星被財團公子害死
據不完全統計，近20年來，韓國至少有30多位藝人自殺。
2005年，演員李恩珠自殺。2007年，U-Nee自殺。
2008年，演員金智厚自殺，演員崔真實自殺。
2009年，演員張紫妍自殺。
2010年，演員金成民自殺，歌手崔真英自殺。
2011年，韓彩元自殺，SG Wannabe成員蔡東河自殺。
2017年，Shinee成員金鐘鉉自殺。
2018年，100%成員徐旻佑自殺。
2017年金鐘鉉自殺時，美國媒體一針見血地評論——
“韓國娛樂圈，是一個《飢餓遊戲》。”
在美國電影《飢餓遊戲》中，每年每個區都要抽年輕人來參加“飢餓遊戲”，他們生存下來的唯一辦法，就是殺掉其他人，成為勝利者。
這本質上是一場底層人民用生死來取悅上層階級的表演。
在綜藝《令人心動的offer》中，何老師分享了一個“業內黑幕”——
他說，有一個朋友因為受不了資本的操控，想跟經紀公司解約，需要支付800萬的違約金，該藝人還可以承擔。
可是等去協商時，發現違約金變成了一個億。
最終因為賠不起，“解約”變成“續約”十年了。
這套方法，正是模仿了韓國演藝圈的套路。
不少公司就是靠“廣撒網”，不斷簽約年輕人，然後賺著高額的違約金。
朝氣蓬勃的偶像團體，穿著青春靚麗，走在萬眾矚目的舞臺上。實際上，他們不過是資本產業鏈上的“燃料”而已。
韓庚曾說過，韓國培養練習生的方式，就像一個軍事化管理的學校，老師會“體罰”學生。
為了成名，為了未來，他們不得不接受最艱苦的訓練，去包裝自己，迎合市場。
可能你會問，那我從事別的行業不就好了？
看過《天空之城》的人，可能對韓國的社會狀況有所瞭解。
韓國的階層固化嚴重，底層年輕人想擺脫貧窮，只有一條“獨木橋”——
考上韓國三大名校，首爾（Souel）、高麗（Korea）、延世（Yonsei），拿到進入政商界的門票。
三所大學的首字母，組合起來就是SKY（天空）。
這是韓國人心中的天空之城，十分美好又遙不可及。
在劇中，連中產階級都為了這唯一的羊腸小道，把自己的孩子逼死，更何況是舉目無依的社會底層。
“女性無法逃脫的生存困境
2014年，韓國出現了一個新詞彙：“媽蟲”。
這個極具貶低意義的詞，指那些沒有收入、靠老公來養、在家裡帶孩子的全職媽媽。
受到這件事啟發，作家趙南柱動筆寫下《82年生的金智英》。
這個故事訴說的，正是無數韓國女性真實又令人窒息的一生——
小時候偷吃了弟弟的奶粉，被奶奶狠狠地拍打；
長大後被男同學欺負，老師卻笑著說是因為男孩喜歡她；
初中時，被男同學跟蹤騷擾，父親卻指責是她裙子太短；
大學和男友分手，學長背地裡說她是“被人嚼過的口香糖”……
原以為高知女性進入職場，一切都會變好。
可是履歷完美的金智英，發現自己競爭不過同齡的男性。單位的主任甚至說，女性太聰明，會給男性帶來壓力。
社會賦予女性的角色，就是在家相夫教子的母親。
後來她只好放棄事業，成為了全職媽媽。
但大眾對全職媽媽仍有偏見，認為她們遊手好閒，是家裡的“蛀蟲”。
種種的壓力使她最終崩潰，患上了抑鬱症。
“金智英”是韓國最普通不過的一個女性名字，也象徵著每一個面臨相同困境的女性。
關於韓國女性的生存狀況，《人物》記者曾寫道：
僅僅在十年前，韓國女性在離婚後的6個月內不能再婚，而男性再婚的時間不受法律限制。結婚之後，妻子和孩子都像附屬物一樣記入丈夫的「戶籍」，日常生活中，如果需要簽名，比如家庭交費、銀行取款、小孩申請入學等，都必須有丈夫的簽名才能生效。《人物》
韓國文化中的“厭女症”嚴重，這種偏見的根源，是千年延續的男權社會意識。
“女性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很多歧視，卻不以為然。”
“每一句“我很好”背後都有一句“救救我”
具荷拉生前曾在ins上寫道：“很痛要假裝不痛，很累要假裝不累。”
她痛苦過，掙扎過，最後絕望地離開了。但網友對她的惡評，並沒有停止下來。
甚至有人說：“29歲資產上億自殺的具荷拉 VS 28歲全部資產500萬韓元的我，誰的人生更悲慘？”
還有人開玩笑，慫恿具荷拉前男友可以把隱私視頻發出來了：“反正也沒人可以告你了嘛”。
在很多人眼裡，那些說著“不想活了”的人，只是矯情或者開玩笑。
韓國藝人朴真熙曾發表論文：《對演員的壓力、憂鬱症以及他們的自殺念頭的研究》。
她深入調查了260名韓國演員，發現40%的人患有抑鬱症，曾經考慮過自殺。
演員最大的焦慮來自：隱私不受保護，輿論暴力嚴重，收入不穩定。
他們的收入不僅被公司控制，還存在著巨大的兩極化差異。
根據韓國國稅廳2017年數據，包括演員、歌手、模特在內的韓國藝人的收入兩極分化現象十分嚴重。上游1%的演員和其餘90%的演員年均收入相差324倍，90%的演員月入6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3497元），只有1%的演員平均年薪超過2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000萬元）。《天下財經週刊》
雪莉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有在不斷求救。她說：“我看不到未來，也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好像一直在用力保護，忙於自我防禦…即使說自己很累，也沒有人能夠傾聽。”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要獨自面對網絡暴力的無盡孤獨。
有受訪者表示，惡評在韓國盛行的原因，跟教育和文化有關。
“我們沒有被教導如何進行討論，以及如何合作解決問題。”
“我們只是被教導正確答題的方法。”
這也導致了當代年輕人不計後果，行使所謂的“言論自由”。
史鐵生曾在《務虛筆記》寫道：“一個真正想死的人，不會再計較人們說什麼。”
“一個拿死說來說去的人，以我的經驗，並不是真的想死…”
“而是還在……還在渴望被愛。”
具荷拉說，一句話能摧毀一個人，也能救活一個人。
有時候，你的一點耐心的聆聽，一個善意的支持，也許能讓一個生命“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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