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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月落烏堤
1991年，一個名叫香港億利達工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的企業，把位於深圳的辦公室，設置在了華為的隔壁。在這家公司的電子及光學儀器部門，有一個從事高速激光打印技術開發的小夥子，被當時還是“小老闆”的任正非，忽悠辭職，做到了隔壁的華為研發部。
這個從事技術研究的小夥子名字叫做徐文偉，華為人習慣稱他為“大徐”。當年的“大徐”不過28歲；今天，他已經是華為公司董事、戰略研究院院長。
徐文偉的到來，使得以郭平及鄭寶用為研發主力軍的華為研發部門（關於這兩人的故事，可以看《華為的二號員工，和歷史性的HJD48》），有了新的得力干將。這個1990年畢業於東南大學、獲得自動控制專業碩士學位的技術人才，兼修電路設計和彙編語言的碩士生，放棄了豐厚的外資企業待遇，來到華為這個“小廟”。
也許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當徐文偉回憶起這件事，也許還有些納悶自己當時為什麼會這麼選。
如果說，郭平的到來，揭開了華為與華中科技大學的人才交流及資金贊助的序幕，那麼徐文偉的到來，性質一模一樣，也可以說揭開了華為與東南大學人才交流及資金贊助的序幕。
在今天的東南大學裡，還存在著很多華為資助的研究項目。比如2016年的“華為創新研究計劃（Huawei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簡稱HIRP）”、2017年的““卓越計劃”人才聯合培養”、2019年的“無線通信聯合實驗室”的搭建等等，甚至還設立了“紫金學者”人才基金。東南大學作為華為早期的合作伙伴，實實在在地給華為輸送了不少人才。華為無線CTO童文、5G首席專家朱佩英都畢業於東南大學。華為5G技術的領先，與這兩位的貢獻不無關係。
徐文偉到華為研發部後，建立了一個叫“器件室”的下屬實驗室（也可以理解為辦公室），主要工作是從事印刷電路板（PCB）設計和芯片設計。隨後，以“器件室”為基礎，華為成立了“集成電路設計中心”。
這一中心在1998年改組為獨立的深圳市華為集成電路設計有限公司。隨著華為芯片設計需求量的不斷擴大，和企業改制的要求，深圳市華為集成電路設計有限公司註銷，成立深圳市海思半導體有限公司，併成長為華為芯片的研發核心所在。
此時的華為，剛從1992年藉助“HJD48”模擬空分用戶交換機的大賣，營業額首次突破1億的年會中走過來。任正非“我們終於活下來了”的話音未落，在新的戰場，華為馬上又要投入到下一輪的生死戰。
徐文偉參與的第一個項目，便是可用於用戶交換機的ASIC芯片。在當時的開發環境下，華為技術水平及其有限。但徐文偉的開發，已經從莫軍1:1複印印刷版，上升到基於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EDA）工具來進行。他應用了可編程邏輯器件PAL16來設計組合邏輯電路的開發，通過實驗室驗證後，通過封測公司進行封測為ASIC芯片後，移交到IC巨頭德州儀器（TI）來進行流片生產。
所謂“流片”，指的是芯片設計的最後一個環節，即“試生產”。在上個世紀90年代，“流片”的代價很是不低。在90年代初，外匯被國家強力管制的時代，民間的外匯非常稀缺。而且華為當時幾乎沒有國際市場，又處於剛從香港代理交換機轉移到自己研製交換機的關鍵時期。
一次幾萬美元的芯片流片費用，幾乎是華為當年能夠拿出的全部外匯家當。這種資金上的壓力，由上到下的傳遞到了所有人身上。在任正非拍板決定研發芯片開始，任正非幾乎每天都會到這個“器件室”來看這些工程師們。
沒想到的是，“天助華為”——這次研發，一次流片就成功了。這種概率的事件，在當時的技術環境下來看幾乎是奇蹟。想想小米澎湃S2已經流片5次還沒成功，其難度可想而知。
1993年，華為第一顆基於EDA的芯片問世。徐文偉給它取了個大氣的名字“SD509”，S代表“semiconductor半導體”，D是“date數據”，意為半導體數據芯片，這顆芯片首先用於馬上進行開發的“C&C 08”機上。
這個時候，在郭平及鄭寶用的主導下，中央研究院成立。這是華為歷史上天大的事情，中央研究院最初的基礎，就是徐文偉這個“器件室”。隨後，“器件室”改組為華為集成電路設計中心，劃歸到中央研究院下屬，鄭寶用成為了第一任中央研究院總裁。
隨後，圍繞鄭寶用建立起來的研發體系，以及鄭寶用規劃的產品體系，從中央研究院一樣樣走出去。而類似於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的研發部門也一個個成立起來，無線部門、光通信部門，路由器部門等等，成為了華為初期研發的重要端，之後，從中央研究院，走出了中國第一門數字程控交換機、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GSM制式網絡、中國第一臺光通信基站、中國第一臺企業級路由器等等核心產品，而這些產品的開發，為華為的攻城拔寨打下了實實在在的江山。
2004年，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獨立為深圳市海思半導體有限公司，華為改組研發部門。2012年，華為對外公開了“2012實驗室”，中央研究院劃歸到“2012實驗室”下屬，成為一個二級部門。“2012實驗室”成為了打造研發體系新的中樞系統，這也是建立在中央研究院的基礎上成立的新的研發體系。
任正非認為，未來信息爆炸會像數字洪水一樣，華為要想在未來生存發展就得構造自己的“諾亞方舟”。而“諾亞方舟”則成為了中央研究院下面的一個實驗室，這個實驗室，主要從事的就是“人工智能”。
和“2012實驗室”一起曝光的，是一篇名為《在2012實驗室幹部與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稿，在這次談話中，任正非多數論斷都意義被印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下面這個“備胎”論斷：
“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於戰略的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Android 系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統也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的，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並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儘可能的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們不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東西稍微差一點，也要湊合能用上去。我們不能有狹隘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會害死我們。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賺錢，是要拿下上甘嶺。拿不下上甘嶺，拿下華爾街也行。我們不要狹隘，我們做操作系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華為以中央研究院為核心的研發體系，升級到“2012實驗室”的研發體系，實際上是其戰略研發升級的重要步驟。初期的中央研究院，擔任了研發戰略、產品規劃以及人才吸納的重要作用。其中研發人才吸納，促進了研發進度的形成，研發進度又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產品的規劃及推出，而這些產品在市場上的銷售，又回饋到研發上來，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比如初期的BH03機型，便是1:1複印印刷版（PCB版）來的，而到了HJD48機型，則開始用到自研的電路及軟件，由鄭寶用主導的硬件開發，及由聶建林主導的軟件開發成為了HJD48的基礎，這個時候，HJD48的熱賣，回籠的資金開始進入到下一輪的研發，並且根據市場要求，在HJD48的基礎上，擴展了HJD48平臺的通用性，研發了100門、200門甚至500門的用戶交換機，這些新產品的規劃，實質上還是吃到了研發的紅利——由一個成熟平臺開始，擴展平臺的綜合性能。
這一研發策略，後期被複制到了幾乎華為所有熱賣的產品上，藉助自主研發的成熟平臺，通過硬件開發、軟件升級，完善初始產品的綜合性能和軟件bug，搭建在平臺之上，開始通過技術手段，開發適合於市場的同類型升級產品，這種方法從一定程度上說，節約了新產品研發的成本，也得到了市場的認可。這種方式下，新產品的更新頻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研發效率也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而且，這是同一技術下的同一平臺，獲得了極大的技術紅利。自研技術的效率，從中央研究院開始，直到現在，都還在享受著。
改組後的中央研究院，成為了一個華為的研發體系裡面的二級部門。這個管理著華為所有研發，享受著華為每年超過10%營業額的研發費用投入，擁有超過華為45%員工的研發人員的機構，對外幾乎沒有任何的內部信息，在公開的信息中，也只是一些部門及他們的研發方向及成果展示。
在參與“2012實驗室”談話的研討會中，我們不難發現“2012實驗室”的一些核心機構以及他們的負責人，這些人和他們的工程師們，一起組成了華為研發的有機力量。在一份公開的報道中，我們結合篇講話稿，勉力能看到華為“2012實驗室”的一些細節：
作為華為一級部門的“2012實驗室”，下屬有中央研究院、中研軟件園、中央硬件工程院、諾亞方舟實驗室（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發能力中心（研發規劃部）以及海思半導體六個二級部門。
其中中央研究院下屬還有神秘的“科學人名實驗室”，包括：香農實驗室、高斯實驗室、謝爾德實驗室、歐拉實驗室、及圖靈實驗室等等，研發方向有大數據處理硬件和軟件系統架構、操作系統、新型編程方式和商務應用基準程序、網絡安全、終端安全、雲虛擬化安全、密碼算法、數據庫管理系統、嵌入式處理器內核架構等等。
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是華為研發規模化、流程化的重要環節，他帶來的意義，對於華為來說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通過中央研究院的統一管理，可以整合華為所有的技術創新成果，在公司內部的產品開發過程中，實現技術共享，且能有效的彌補其他環節在前瞻性技術研究、基礎/共性/關鍵技術研究上的不足。比如石墨烯技術的出現，在英國物理學家憑藉該技術獲得諾貝爾獎之後，華為前瞻性的看到了該技術的作用，即下力開發該技術的使用，最終成功整合進了Mate X手機裡面。
其次，中央研究院在研發中，獲得了關鍵技術自主知識產權的突破，加快技術研究的步伐、降低成本與風險；這一點在芯片研發上顯得尤為重要，從徐文偉開啟的“器件室”到集成電路設計中心到海思半導體，自主的芯片研發技術成為了華為立命的基礎；
第三，中央研究院成為華為高端技術人才、產業分析人才的聚合地。以郭平、鄭寶用為代表的華中科技大學，以徐文偉為代表的東南大學，在華為初期，為華為輸送了無數的技術人員，這些技術人員的引進，是華為創業初期的成功基礎。今天，這兩所大學在華為內部管理層中依舊佔據著重要地位；
最後，中央研究院成為了華為引入先進的研發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最主要機構，其中最成功的無異於向IBM花費超過10億美元，建立起來的集成產品開發（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IPD）這一體系的建立，幾乎是華為翻天覆地變化的開始，比如最新的Mate 30系列，餘承東就說，動用了超過2000名工程師，花費了超過3億美元的研發資金，才整合集成為這麼一部手機。
當今天很多企業在學習華為管理的時候，IPD都是其中最主要的學習方案，但是，學習歸學習，學得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華為依託核心的研發人員，建立起來的中央研究院，成為企業無可爭議的基石。此後，這塊“基石”，主導了華為的每一段發展歷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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