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接通萬洪微信時，我端坐在班加羅爾甘地路上的Barton廣場，汽車喇叭聲一刻不停，我被一個巨大的噪聲氣旋圍住。
這一天，他在紐約，身後是中國在線信貸企業生產出的財富喧囂。在趣店、和信貸、拍拍貸、信而富、融360之後，分期樂母公司樂信即將上市。“陪分期樂的兄弟們看看，感受下。”
班加羅爾華人創業者在準備年終派對
除了“與有榮焉”的參與感，更有萬洪的自我期許。私底下，和班加羅爾華人圈的朋相處時，他並不掩飾自己的目標——把印度版分期樂KrazyBee送到納斯達克。
KrazyBee的出現，預示著中國全球化道路上的新景觀。如今，中國輸出的，不僅僅是五花八門的“中國製造”，還有新的互聯網商業模式。
“逃離”深圳
派駐班加羅爾華為研究院五年後，2015年底，萬洪被華為調回深圳總部。兩個月後，他決定離職，回到班加羅爾。
張鵬曾在康佳印度工作五年，“走在（深圳）大街上，就自然地咧開嘴笑”。他說，每次回深圳，這裡的秩序感都讓他很舒暢，但在印度卻是奢侈品。而奉調回國，對在海外打拼的華為員工，同樣意味著幸運。
班加羅爾穆斯林家庭的一場滿月酒
班加羅爾號稱印度硅谷，即便在交通效率普遍不高的印度，班加羅爾也以“堵城“著稱。Hosur路貫城而過，兩側都是些馳名世界的企業。但是，在早高峰，10公里的路程，常常需要耗費兩小時。
揣著幹出一個印度版“分期樂”的夢想，萬洪回到班加羅爾的寶石科創園區。華為印度研究院曾在這裡辦公。
“當時就在研究分期樂，想著去驗證這種中國模式在印度有沒有可能性。”萬洪說。
他在深圳羅湖口岸邊的公寓裡琢磨時，結識了樓下的鄰居，一位分期樂的員工。他把萬洪介紹給分期樂的高管。後來在班加羅爾成立的KrazyBee，其種子資金就來自分期樂。
“為什麼他們會投你？”
“其實，我們不是印度第一家，印度已經有人開幹了。我們晚了四五個月。”
還好，萬洪趕上了印度互聯網金融的風口。2015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如今被風險投資家追捧的企業，比如Bankbazzr、Incred、Capital Float等，都在2015年成立。
華為基因
KrazyBee的初心，也來自他在華為印度研究所工作時遭受的“挫折”。
那時，他負責華為手機在印度高校的銷售。很快他就意識到，這是塊難啃的骨頭。目前，印度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五分之一，購買力非常有限，大部分印度學生的月支出，少於5000盧比（約合500人民幣），這意味著，不吃不喝，也要兩三個月才能買部手機。
萬洪到印度銀行，詢問能否給學生提供消費貸款，銀行反問他，“你怎麼能相信學生呢？”
在印度大學遭受的“挫折”，也並非沒有回報。首先，他對印度大學生的“痛點”瞭然如心；其次，他在印度的高校建立了強大的資源網絡。在成立近兩年後，Krazybee的員工數已過百人，他們還管理著兩千多名分佈於全印的兼職學生。
而位於班加羅爾東北部whitefield區的華為研究所，可謂萬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
萬洪出生於江西景德鎮，2005年從武漢大學計算機系畢業，同系校友包括小米創始人雷軍。雷軍一向對武大校友關照有加，KrazyBee最近一輪的800萬美金融資，悉數來自小米。
印度土豪送給筆者的一盆醃辣椒
華為是萬洪的第一份工作。2010年，他被派到印度研究院。在華為系統，印度研究院享有盛名。在海外，除印度外，華為還在墨西哥、羅馬尼亞設立研究院。其中，印度研究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員工，規模最大。萬洪在這裡工作了6年。
他的一位前同事評價萬洪，“在我們這裡，他也挺有個性的，認準的事情，一定會堅持，推著印度人往前。“
華為印度研究院的中國員工一百多人，籃球場、KTV、中國食堂等，一應俱全。加上所在的whitefield區距離市中心較遠，大部分華為工程師與當地社會接觸甚少。
萬洪是這些“理工男”裡的另類。“因為我英語比較好，經常有印度企業或者什麼官員來參觀，都是我去接待。”他由此接觸到大量印度人。
而華為作為最先“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它積累的全球化管理經驗，也惠及到從華為走出去的創業者。
萬洪感嘆，“印度研究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極致，兩千多名員工，大部分時間，都在全球各地給客戶提供技術服務。”
Chinda組合
在印度華人創業圈，萬洪和其CEO印度人Madhusudan的Chinda組合，著實讓人“眼紅”。
Madhusudan和萬洪共事六年，雙方的家庭成員，他們都很熟悉。大部分中國創業者，來印度不到三年，找到“靠譜”的印度管理者，成為創業路上最大的障礙。
“一天兩次喝茶的時間，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去就是一個小時，你說怎麼搞？”
“不讓喝茶，有的員工就不幹了。”
“經常請假。剛有人說家裡結婚，請假一個星期。還沒上班幾天，又說什麼家裡叔叔死了，又要請十幾天。”
印度員工的“奇葩”表現，成為中國創業者聚會時的談資。
“你讓中國人去管理印度人，他（印度人）不搞死你呢？”他反問，“只能讓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這也是他從華為學到的最重要的經驗。
“中國人的作用，就是制定計劃和戰略，並和印度合夥人達成一致，然後，讓他去執行。”
顯然，這得益於他和印度人長期相處的經驗。“印度人和中國人，某種程度很相似的。改變生活的慾望也很強烈。”他解釋。
他觀察到，“尤其是社會地位比較低的人，他們以前因為種姓低，社會階層固化，沒有機會。過去二十多年，信息和互聯網產業發展，印度很多低種姓人得以改變命運。”
這讓萬洪相信，印度受目標驅使，是可能的。
在印度，KrazyBee的Chinda模式成為中國創業者效仿的對象。而在資本市場，中國投資者們也正在挖掘互聯網出海的中國創業者們，以上海的大觀資本為例，他們投資的創業公司遍佈全球，包括美國、南非、印尼等。
在班加羅爾的寶石科創園區，每個月都會有新的中國創業者在此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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