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然而止的背後
FCS戛然而止的背後，許多深層次原因很值得我們思考。首先，美國極不穩定的國家安全環境是決定FCS項目命運的重要因素。20世紀末，處於和平時期的陸軍將FCS項目確定為其轉型計劃的核心，並計劃將之後戰事相對平靜的數年時間都用於研製FCS。然而由於美軍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泥潭，FCS的研製計劃被傾向於反恐戰場的裝備需求和不斷緊縮的資金投入徹底打亂了。其次，由於未來戰爭形態的不確定性，美國陸軍需要訓練有素的部隊和性能卓越的武器裝備，才能取得快速和持續的陸地絕對優勢，FCS作為陸軍轉型戰略的核心，自然受到美國陸軍的全力支持，但同時FCS項目的高風險也使陸軍高層心存疑慮。
FCS項目發展具有高風險的特點。美國國防部《國防採辦風險管理指南》（第6 版）把風險定義為在規定的費用、進度和技術的約束條件下，實現整個項目目標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包括不能具體實現目標的概率和因不能實現該目標所導致的後果兩個方面。文件規定，大型軍事科研（國防採辦）項目的順利進行必需要有明確的需求、可行的計劃、合理的預算、成熟的技術和充足的資金。FCS項目不具備這5個條件，是一個高風險項目。在FCS實際研發階段，暴露出技術不成熟、節奏不協調、重量不達標等問題。比如根據計劃，非直瞄火炮系統被要求最早裝備部隊，甚至比其它分系統的列裝時間提早了6年。倉促列裝不僅使其與現役“帕拉丁”M109A6 自行火炮的兼容性問題存在疑問，更使其與FCS其它分系統順利匹配的效果令人生疑。不僅如此，對FCS各分系統重量的要求也增加了創新風險。為了滿足目標部隊對部署速度的要求，美國陸軍要求每種新型武器系統都必須能用 C-130運輸機來運載，要求FCS各型號車輛的重量不得超過20噸。C-130是冷戰時期沿用至今的螺旋槳運輸機，其外形笨重且易受攻擊，但卻成了FCS發展的先決條件。為適應 C-130運輸機的運輸能力，FCS項目在研發新型地面車輛時不得不降低裝甲厚度以減輕車身重量，大大削弱了防護力。 美國總審計局在2004年4月公佈的研究報告中指出，FCS存在著無法在預算內獲得所需能力的高風險。項目啟動的時候，所需要的技術中有3/4尚未成熟，首批樣機系統在生產決策即將開始之前才交付，所以直至生產開始後，也無法演示FCS的整體作戰能力。總審計局認為，根據以往的裝備研製經驗，FCS的研製很可能將導致成本不斷增加和進度不斷推遲。
再有，很多人都曾對FCS在當前和未來地緣戰略環境中的適用性提出質疑。對於如此複雜的高風險項目，美國陸軍在前期的需求論證工作中未能全面勾畫出對FCS的明確需求，以至於在項目已經進入系統研製階段後還在不斷修改需求文件。美國陸軍沒有為裝備FCS的部隊公佈初步的作戰條令，陸軍戰爭學院的《參數》和指揮與參謀學院的《軍事評論》等專業雜誌幾乎沒有刊登文章來探討在各種作戰行動中裝備FCS的部隊應該如何使用的問題。邁特和格勞斯曼在《適用性和風險性：美國陸軍及其未來戰鬥系統》一書中，提出可以先降低對FCS的性能要求，隨著技術逐漸成熟再將要求提高。同時，美國陸軍對FCS項目的可行性論證也不夠充分，這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由於FCS所受期望太高，導致項目技術難度和系統複雜程度都隨之增加。美國陸軍在立項之初，明確注意到系統所需的關鍵技術中還有大部分技術尚未成熟。但可能是對技術難度估計不足，或是對軍工企業的過度信任，亦或是對實現陸軍復興的迫切願望，導致美國陸軍鋌而走險，堅持批准項目通過概念與技術開發，進入系統研製與演示階段。
過去20年中，美國陸軍現代化戰略多次被延遲，頻繁的戰爭更加速了裝備的損耗和老化。根據反恐作戰經驗，新型裝甲車急需增強裝甲厚度和底盤防爆能力，以應對地雷、路邊炸彈及火箭筒的襲擊。而FCS有人地面車輛的發展理念卻與之相悖，強調機動能力和信息能力，這也使其在複雜城市環境中的作戰性能飽受質疑。美國國防部曾要求陸軍在發展FCS有人地面車輛過程中必須吸取伊拉克戰爭經驗，對FCS車輛進行重新設計。
況且，FCS的作戰對象應該是未來大規模戰爭中的強敵，很多人認為用它來打擊恐怖分子有些“大材小用”。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就曾說：“美國及其聯軍處於打擊伊斯蘭恐怖活動的‘長期戰爭’之中。戰場上謀打贏，陸軍不需要FCS，只是需要投入更多部隊。因此，我們必須引進新概念和新技術，關注力所能及投入這場戰爭的所有資源和能力；我們必須評估抗擊來自真正對手的現實威脅，而不是評估擁有無限資源和技術手段給敵人帶來的假想威脅。同時，我們必須做好未來戰爭的準備，打破早先戰爭軍備的常規，做好三件事：判斷力、政治意向和抉擇的毅力。”事實上，FCS早在立項之初就一直爭議不斷，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是FCS項目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不足以為區區反恐戰爭修改武器裝備研發計劃，而是要求前線部隊“有什麼樣的裝備打什麼樣的仗”。遺憾的是，2006年接任國防部長的蓋茨並沒有表現出拉姆斯菲爾德那樣對FCS的追捧和熱情，只是認為FCS“有必要繼續在美國未來幾十年面臨的非正規戰和全譜戰爭中證明其使用價值”，並對陸軍“下一場戰爭將依賴那些為對付複雜軍事威脅而設計的昂貴高端系統”表示擔憂。在對待伊拉克、阿富汗反恐戰爭和打造未來陸軍目標部隊的態度上，蓋茨更加重視前者，儘可能滿足一線作戰部隊對武器裝備的現實需求。例如，蓋茨2006年底剛上任不久就批准了前線作戰部隊大批量購置的防地雷反伏擊（MRAP）車輛的申請，並做好採辦經費保障，要求嚴把裝備質量關。然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現實經驗改變了軍政高層的決策。FCS面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地雷、炸彈、火箭筒不堪一擊，導致更加看重滿足當前作戰需求的、以國防部長蓋茨為首的美軍決策層，對FCS利用信息優勢彌補裝甲薄弱的發展思路、對繼續發展FCS的緊迫性及其潛在使用價值產生質疑。2008年5月13日，蓋茨又表示：“除了應對大規模常規戰爭，FCS還必須展示出應對我們目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面對的各種非常規威脅的能力。”蓋茨還指出，FCS有人駕駛地面車輛（MGV）底盤太低，單純利用信息優勢的設計思路不能彌補防護能力不足，也無法滿足當今和未來的反恐作戰需求。不是說反恐作戰不需要信息優勢，而是隻有信息優勢無法完全避免近戰帶來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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