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對方是何類人，一定記住“過猶不及”

古人云：“恩不可過，過施則不繼，不繼則怨生；情不可密，密交則難久，中斷則有疏薄之嫌。”意思是施恩不可以過分，因為過分地施捨是不能永遠持續下去的，一旦中斷施捨就會有怨恨產生；交情不可以過於密切，因為密切的交往是很難保持永久不變的，一旦中斷，就讓人有了疏遠冷淡的嫌疑。

從中我們明白，任何事情都要講究一個“度”，無論交際對方是何類人，一定記住“過猶不及”。至於如何能做到中庸，實在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貢在跟孔子談論師兄弟們的性格及優劣時，忽然向孔子提了個問題：“先生，子張與子夏兩人哪一個更好些呢？”

子張是孫師，子夏是卜商，兩人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

孔子想了一會兒，說：“子張過頭了，子夏沒有達到標準。”

子貢接著說：“是不是子張要好些呢？

孔子說：“過頭了就像沒有達到標準一樣，都是沒有掌握好分寸的表現。”這就是“過猶不及”的出處。

有一回，孔子帶領弟子們在魯桓公的廟堂裡參觀，看到一個特別容易傾斜翻倒的器物。孔子圍著它轉了好幾圈，左看看，右看看，還用手摸摸、轉動轉動，卻始終拿不準它究竟是幹什麼用的。於是，就問守廟的人：“這是什麼器物？”

守廟的人回答說：“這大概是放在座位右邊的器物。”

孔子恍然大悟，說：“我聽說過這種器物。它什麼也不裝時就傾斜，裝物適中就端端正正的，裝滿了就翻倒。君王把它當做自己最好的警戒物，所以總放在座位旁邊。”

孔子忙回頭對弟子說：“把水倒進去，試驗一下。”

子路忙去取了水，慢慢地往裡倒。剛倒一點兒水，它還是傾斜的；倒了適量的水，它就正立；裝滿水，鬆開手後，它又翻了，多餘的水都灑了出來。孔子慨嘆說：“哎呀！我明白了，哪有裝滿了卻不倒的東西呢！”

子路走上前去，說：“請問先生，有保持滿而不倒的辦法嗎？

孔子不慌不忙地說：“聰明睿智，用愚笨來調節；功蓋天下，用退讓來調節；威猛無比，用怯弱來調節；富甲四海，用謙恭來調節。這就是損抑過分，達到適中狀態的方法。

子路聽得連連點頭，接著又創根究底地問道：“古時候的帝王除了在座位旁邊放置這種鼓器警示自己外，還採取什麼措施來防止自己的行為過火呢？”

孔子佩倪而談道：“上天生了老百姓又定下他們的國君，讓他治理老百姓，不讓他們失去天性。有了國君又為他設置輔佐，讓輔佐的人教導、保護他，不讓他做事過分。因此，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設置側室之官，大夫有副手，士人有朋友，平民、工、商，乃至幹雜役的皂隸、放牛馬的牧童，都有親近的人，來相互輔佐。有功勞就獎賞，有錯誤就糾正，有患難就救援，有過失就更改。自天子以下，人各有父兄子弟，來觀察、補救他的得失。太史記載史冊，樂師寫作詩歌，樂工誦讀藏諫，大夫規勸開導，士傳話，平民提建議，商人在市場上議論，各種工匠呈獻技藝。各種身份的人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勸諫，從而使國君不至於騎在老百姓頭上任意妄為，放縱他的邪惡。”

子路仍然窮追不捨地問：“先生，您能不能舉出個具體的君主來？”

孔子回答道：“好啊，衛武公就是個典型人物。他九十五歲時，還下令全國說：‘從卿以下的各級官吏，只要是拿著國家的傣祿、正在官位上的，就不要認為我昏庸老朽就丟開我不管，一定要不斷地訓誠、開導我。我乘車時，護衛在旁邊的警衛人員應規勸我；我在朝堂上時，應讓我看前代的典章制度；我伏案工作時，應設置座右銘來提醒我；我在寢宮休息時，左右侍從人員應告誠我；我處理政務時，應有普、史之類的人開導我；我閒居無事時，應讓我聽聽百工的諷諫。'他時常用這些話來警策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不至於走極端。”

眾弟子聽罷，一個個面露喜悅之色。他們從孔子的話中明白了一個道理：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要調節自己，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合乎標準，不過分，也不要達不到標準。

中庸，在孔子和整個儒家學派裡，既是很高深的學問，又是很高深的修養。追求恰到好處、適可而止，這是做人處事的一種境界，一種哲學觀念。比如吃飯，餐餐最好吃到恰到好處，每頓飯不要因飯菜不好而餓肚子，也不要因飯菜特好而把肚皮撐得鼓鼓的，適可而止，就永遠保持健康的胃口。

值得說明的是，孔子講的中庸，絕不是無謂的折中、調和，而是指為人處世應該慎重選擇一種角度，一種智慧。有一些人認為孔子講的中庸就是不講原則，那是對“中庸”思想的誤解，其本質是過猶不及、適可而止，這也正是我們遊刃於人脈之間的一條重要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