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人才公租房項目的3號樓率先完成主體結構封頂。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1月14日《南方週末》）
從2017年起，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有超過150個城市陸續出臺各項人才政策，以購房補貼、開放落戶、給予購房優惠為主。
當前的政策，已經從過去的福利性保障性質，轉化為對“稀缺性資源”的一種獎勵性質，成為各個城市保障自身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在人才房政策上，南京走在了前面。
2019年11月7日，南京市出臺人才購房新政，全市所有在售房源向海內外人才全開放，併為人才開闢優先購房通道。簡單來說，就是隻要上市的商品房，一律先給人才購買。
面向整個商品房市場，如此“簡單粗暴”地給予人才優惠，南京市的新政在全國尚屬首例。
南京市的人才安居政策始於2017年，在《南京市主城區“十三五”保障性住房建設指導意見》中，人才安居房被列入保障性住房。截至目前，南京市人才安居受益量已達到13.1萬人，累計發放補貼9.4億元。
從江蘇省預決算公開統一平臺查閱可知，2018年南京市對各類人才共計6314戶發放了人才租房和購房補貼，全年市、區財政新增安排人才安居補貼資金3835.39萬元。
2018年南京市對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約2200戶、外來務工人員約1400人發放了租賃補貼，全年市、區財政新增安排住房租賃補貼資金2271.51萬元。相較之下，無論從補貼人數，到補貼資金，都低於人才安居工程。
保障性住房原屬於社會福利體系，此前一直以來主要面向中低收入人群以解決他們的住房難題。但從十年前開始，“人才房”的概念出現在保障性住房體系中，越來越多的福利向人才保障房傾斜。
不僅在保障房體系裡有特定的人才安居住房，在市場體系中，若買商品房也能優先購買。人才，真的比窮人更需要福利嗎？
半價房、別墅
國內最早的人才房，屬於經濟適用房的一部分。
杭州是最早一批創新推出人才房政策的城市代表。2008年起，杭州先後推出了3批共計756套人才專項用房，配售給各個系統的人才。隨後，杭州市人才專項用房建設領導小組成立，正式拉開了杭州人才房建設的序幕。
2010年，杭州宣佈《人才專項用房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提出未來3年將供地1500畝，用於建設人才專項用房150萬平方米，每年新開工不少於50萬平方米。
根據規劃，2010年的50萬平方米人才房，被納入同年杭州119萬平方米經濟適用房指標中，佔到近一半的份額。
據官方介紹，人才專項用房是杭州保障房體系中，除公租房、經適房、廉租房、限價房、危改房外的一個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
考慮到保障性住房的特點，人才專項住房基本按照成本價出售，確保人才專項住房售價控制在同類地段商品房價格的50%左右。
2010年，杭州市區房價突破2萬元/平方米。能以近一半的價格購買到人才專項用房的政策，迅速引發市場關注。
引起輿論熱議的還有，2009年杭州在西溪國家溼地公園、白馬湖生態創意園安排了200套、面積300平方米的景觀別墅房，向大師級人才提供10-20年租期，前5年租金全免。
雖然後續杭州西溪溼地國家公園管委會解釋稱，這200套景觀別墅房不屬於保障房體系下的人才專項用房，只是為了吸引文化名流，響應市委市政府構建“全國文創產業中心”的重要舉措。但已然觸發了輿論對人才專項房公平性的質疑。
這些選址大多位於黃金地段、價格卻只需市場價一半的人才房，配售給了誰？按規定，申購杭州“突出貢獻人才專項用房”的人士，主要門檻有：對杭州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專業技術、經營管理和高技能人才，榮獲過市級以上各類榮譽稱號者，現屬無房或福利性實物分房建築面積低於100平方米。
以2009年年末杭州公示的216套“突出貢獻人才專項用房”為例，當中不乏杭州大型企業負責人或部門主管，包括杭州天堂傘業集團總經理王奇偉、中國重汽杭州發動機有限公司銷售部總經理王根生、杭州民生藥業集團副總經理陳穩竹等人。
2010年後，杭州還將人才的覆蓋面從7大系統擴大到9大系統，不僅新增了政法系統和機關事業管理局的人才，還將入圍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國大企業集團競爭力500強等4大國家級榜單的大企業都納入系統中，平均每家大型企業每年可獲人才專項用房1000套。
不管是官員、名流或企業高管，收入並不低，卻佔據了不少的保障性住房資源，是否有違公平？面對市場的質疑，杭州市人才辦副主任徐國聯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保障性住房是分層次的。杭州已經有足夠數量的經濟適用房和仍在加建的公共租賃房給到中低收入人群，也需要惠及不同層面的人才。
不過，仍有不少學者持反對意見。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在2010年就曾發表文章《人才專項用房為何不妥？》，當中提到，如果這個人才在杭州買不起房，那就稱不上傑出，不該成為獎勵對象；如果這個人才買得起房，卻又享受政府福利，那就是政府設計的福利制度出現問題。
“很不幸，杭州市政府的人才專項用房就是這樣，這個保障用房已經脫離福利的初始含義，而成為了各界精英從政府攫取超額市場回報的手段，甚至還可能成為某些機構和個人尋租設租的通道。”傅蔚岡寫道。
近十年過去，杭州在三年人才專項住房計劃後，開始按照“分層次、保無房”的原則，以現金補貼為主的形式，為不同類人才給予相對應的購房和租房補貼。同時大力發展人才租賃房，明確2018-2021年要開工建設5萬套人才專項租賃住房的目標。
傅蔚岡此前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對於人才保障房的政策仍持反對意見。在他看來，不管是哪個城市或哪個時期，人才的獎勵應該從市場獲得。政府給予福利的本質是對弱勢群體的照顧，對於人才的獎勵可在精神層面上，不宜直接獎一筆錢或半套房。
“人才保障房應該和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劃清界限。”傅蔚岡稱。
2019年10月15日，深圳福田宣佈將面向先進製造業企業推出300套人才住房，以解決1000名左右產業人才的居住問題。圖為福田檸盟人才公寓。 （視覺中國/圖）
脫離保障房體系
深圳也是人才房政策的先行者。但深圳推出的人才安居房，逐漸與保障性住房體系脫鉤。
深圳市政協委員、深圳市住房研究會會長陳藹貧參與了當年深圳人才安居工程政策的討論。據他介紹，2010年以前，深圳保障房以廉租房、公租房、經濟適用房為主。但這個保障體系並不能覆蓋到所有有住房需求的市民。
於是，在2010年，深圳創造出一個新概念——安居型商品房，並將其納入保障房隊列。這個安居房主要面向兩個人群：一個是既不屬於經濟適用房保障範圍又買不起市場商品房的“夾心層”市民，另一個則是人才。
深圳自此每年將建設安居房，建設比例不低於全市商品住房總建築面積的30%。同時，安居房中面向人才的房子，比例不低於60%。
2010年，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佈的住房補貼擬發放人員名單中，赫然列著包括騰訊、華為、TCL等眾多知名企業高管的名字。
根據文件，騰訊CEO馬化騰每月可獲得3100元的購房貼息。而在當年的《胡潤IT富豪榜》中，馬化騰以總資產293億元位列全國第二。
除了人才安居房以外，深圳還不斷提高公租房中面向人才的比例。從十一五期間（2006-2010年）的60%提到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的80%。
2014年，深圳開始對重點企事業單位定向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當中主要是面向人才的公租房。其中，不少企業將公租房“以租代售”，將人才房的資產流到了這些企事業單位領導手中。
在這段時間中，深圳樓價持續高漲，來自社會各界的批評聲也隨之增加。不少專家指出，在住房不平等的問題日益嚴峻下，人才房不應該擠佔保障性住房的指標。
為了防止人才房的政策變種走樣，2016年，深圳發佈《住房保障發展“十三五”規劃》，對保障體系再次做出了調整，要求人才住房實行封閉流轉，由政府回購後再轉讓。此前的經濟適用房或安居型商品房，都可在購買5-10年後變為商品房產權。
也是從“十三五”開始，深圳人才安居房從住房保障體系中相對分離，形成了以人才住房與保障性住房雙軌並行為核心的公共住房體系。
最新的政策是，2018年深圳發佈了《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提出將進一步開建公共住房。目標到2035年，新增170萬套各類住房中，人才住房佔比達到20%，售價則為同地段市場均價的60%。
不過，這項被輿論普遍稱為“二次房改”的政策，也招來了不少批評意見。
經濟學者馬光遠在《財經觀察家》欄目直言，人才房是深圳二次房改裡，甚至長期以來的槽點。
對於人才房是否會佔據保障性住房的比例，陳藹貧透露，深圳已經在針對人才住房制定新的政策，有可能在年末出臺，未來人才房將完全獨立於保障性住房體系之外。
發展經濟的手段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王業強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的政策，已經從過去的福利性保障性質，轉化為對“稀缺性資源”的一種獎勵性質，是各個城市保障自身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在2017年廣東省“兩會”上，有政協委員呼籲：廣州應借鑑深圳探索建設人才安居房的經驗，留住人才方能增強城市綜合競爭力。
隨後，廣州市宣佈，將新就業大學生、青年專業技術人員等納入公共租賃住房保障範圍，同時新增供應1.2萬套公共租賃住房，主要面向新就業無房職工。
北京最早在2014年就已向深圳學習，推出了類似安居商品房的自主型商品房，並在2017年升級為共有產權房，規定30%的房源給到“新北京人”，指在京穩定就業的非京籍無房職工和各類人才。
從2017年起，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有超過150個城市陸續出臺各項人才政策，以購房補貼、開放落戶、給予購房優惠為主。
相較過去門檻較高的高科技專業人才或突出貢獻人才，包括大學生、公務員、教師、技工等更多領域的人才也被納入統計口徑，進入各地人才房的保障範圍內。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國內地方政府重視經濟增長，地方官員有對政績工程的“競爭”。尤其近年來，國內正在告別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對人才的需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才鼓勵可以有，大部分國家採取的是稅收減免的市場化方式，減輕初創企業和人才的負擔。但是國內人才房的政策，用行政手段實際攤薄了本應給到低收入人群的資源和保障，是不合理的，將進一步擴大社會的不公。”吳木鑾表示。
南方週末記者 盧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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