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依次為李希凡、蔡義江、李明新、李月玲）
李希凡先生生前居住的地方離我很遠，約四十公里；先生的墓地卻離我居住的地方很近，約三公里，走過去也就一刻鐘。現在去看他，我再也不用跑遠路了——不同的是隻有我一個人自言自語，先生只是微笑地看著我，“一言不發”。
以往都是他微笑著聽我嘮叨，還不時呵呵笑出聲，聽我說完再耐心點撥我的。現在他不說話了，不勸我，也不點撥我了，但依舊看著我笑，笑我這個傻丫頭都這麼老了，總算成熟了那麼一點點！驕陽似火，我放在他墓碑下的百合花，在他的笑裡慢慢枯萎著……
2003年，我做曹雪芹紀念館館長的第一個春節，第一次到希凡先生家看望他。那時他住在建國門一個不大的三居室裡，我很忐忑，因為我來自“村裡”，而他卻是我聞名已久的“小人物”，不承想先生讓我這個真正的小人物，感受到了溫煦春風的吹拂。
他跟我拉家常，說自己有三個女兒，老伴因患哮喘正在住院治療。他說你別看我這房子的面積不大，在當年可是最好的！我在先生的書房裡看到徐潮老師的照片，她美麗端莊淑雅，我便由衷讚美道：“一定是班花吧？”先生呵呵笑著說：“不是班花，我們是校花！”
北京植物園的領導和紅學界的“大腕”們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因此做了一年館長的我也漸漸形成了一個工作思路。好像我第一次和先生談起我的工作，我覺得曹雪芹紀念館是中國第一家以“曹雪芹與《紅樓夢》”為主題的景點，應該走“文化名人博物館”這條路。先生很支持我，說我的工作思路是對的。
我們跟紅學界相處時有一個“梗”，那就是黃葉村的這個院落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1971年香山正白旗39號院老屋“題壁詩”的發現，引發了社會轟動，坦率地說，國內沒有一位紅學家支持這裡是曹雪芹故居的。
對曹雪芹紀念館所在地正白旗39號院就是曹雪芹故居，希凡先生直言他根本不相信這套說法，因此他從不進發現“題壁詩”的那個院落。他還說起到山後白家疃尋找曹雪芹住地的採風活動，說採風的人向當地一個老百姓詢問知不知道曹雪芹是誰，那個人說“知道”，就把他們領到一個農民面前，說：“他就是曹雪芹。”我十分認真地同先生解釋：“這在民間採風活動中是非常正常的事，並不能說明這裡跟曹雪芹沒關係。至於您對正白旗39號院的態度，您連進都沒進去過，怎麼能有判斷呢？”
那時的我，完全沉浸在想方設法證明此地是曹雪芹故居的“氛圍”裡。本想請中科院藉助碳十四斷代法來考證年代，但是碳十四斷代的誤差在二百五十年到三百年——曹公從出生到現在也就三百多年；本想考證正白旗39號院最初是什麼功能，是什麼身份的人居住的，卻苦於找不到直接證據。後來，朋友幫我請來公安部搞字跡鑑定的專家，對“題壁詩”、曹雪芹廢藝齋集稿自序的雙鉤摹本以及曹雪芹書箱上的字做了字跡鑑定，鑑定結果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這個人是不是曹雪芹，依舊無法確定，因為沒有公認的曹公手澤。
儘管“梗”還在那裡，以張慶善先生為會長、孫玉明先生為秘書長的中國紅學會大概有一個共識，那就是為了曹雪芹與《紅樓夢》，支持黃葉村曹雪芹紀念館的所有活動，讓這裡成為曹雪芹與《紅樓夢》文化的傳播基地。胡文彬先生是從1984年曹雪芹紀念館建館就幫助我們的，而我擔任曹雪芹紀念館館長後，得到了更多紅學家的支持，其中不乏年輕的學者們，他們還給我起了個別號——“村長”。
每次我邀請希凡先生參加活動，他都會應允；先生與眾不同，因為他年紀大，更因為他有盛名。記得2005年，我組織了一個“曹雪芹《紅樓夢》與奧運文化”論壇，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兩位著名的奧運文化學者和十幾位紅學家參會，會議開了整整一上午。吃過午飯後希凡先生跟我說：“徐潮跟我一個車來的，她正在園子裡轉呢，估計這會兒轉得差不多了。”我一聽，頓時瞪起眼睛跟先生髮了火：“您怎麼能這樣？您倒是清高了，徐老師要是在我這兒有點閃失可怎麼辦！植物園那麼大，走丟了怎麼辦？”先生呵呵笑著：“她那麼大人了，沒事的！”之後先生再來參加活動，我都會問問徐老師來沒來。
轉過年春天，我邀請希凡先生和徐潮老師到植物園賞牡丹，同時請了我在園林局工作時的老領導齊處長。齊處長退休多年，行動不便，我和他的女兒小文用輪椅輪流推著他。那時希凡先生和徐潮老師身體尚健，基本不需要照顧；其實先生也很倔，八十多歲了，從不願意讓人攙扶。他看到我對老領導的關心，嘴上沒說什麼，心裡卻給我“打了一個好分數”，這是他後來告訴我的。
我一直很直率，不想虛偽也痛恨虛偽；希凡先生認同我的執著和純粹，也信任我的為人。現在想想，我跟先生差三十六歲，我們這一老一少的交情，是因為先生的寬容大度。身為長輩，他用他的人生閱歷引導我、勸慰我，那些話語發自肺腑，今日想來，令我涕泗滂沱！
從2003年春到2018年10月29日先生故去，在這十五年裡，我每年去看他三四次，更多時候是打電話聊天，紅學界的動態、人生經歷、對人對事的看法……我們無所不聊，但我一個字也不曾對外說過。後來幾年，先生和我聊的經常是老年人的苦惱。2012年徐潮老師故去，開完追悼會，我扶著先生走出靈堂，他說：“村長啊，誰走在前頭誰幸福。”從此以後，我就覺得先生老了，真的老了，每次見面他都會說：“村長，我們這代人該走了！”
還記得他九十歲生日時，幾位老紅學家給他搞了一個小型生日會，推著他的輪椅進電梯時，他說：“都祝我健康長壽，活那麼長幹什麼？認識的人越來越少了”。的確，人老了就孤獨，希凡先生也是人啊！
前年夏天，蔡義江先生和夫人李月玲老師從杭州回北京短住，我深知老年人之間雖然彼此惦念，但苦於交通不便，難以相見；又想到蔡義江先生的兒女都在杭州，再回北京可能遙遙無期，我就和我家先生開車，接上蔡先生夫婦去希凡先生家。那次他們聊得好開心，我也藉機讓兩位先生在我收藏的著作上簽名，還簽了一些《紅樓夢》明信片。老年人的眼睛都不好，籤起名來比較費勁。蔡先生一句話不說，戴著眼鏡一張張簽字，希凡先生覺得有點累，問我：“村長，還有啊，怎麼這麼多呀？”我說：“先生加油，快簽完了！”李月玲老師指著我哈哈笑：“也就是村長能‘支使’他們，你累了人，還讓人高興！”
2015年我退休了，也退出了其時擔任的社會工作，能下這個決心，也是因為聽了先生的勸告。他在聽完我的述說後，嘆了一口氣： “村長，好好寫你的東西吧！”
我的遺憾是沒能見上先生最後一面。2018年重陽節前夕，他讓李芹打電話問我去不去參加活動，“我爹想老朋友了，說見一次少一次”。我說活動我就不參加了，我會去家裡看他。遺憾的是先生突然走了，儘管他已經是高壽之人，儘管他說了無數次“我們這代人該走了”！
希凡先生的墓園裡，住著很多文化名人：國學大師王國維，著名文學家俞平伯，著名文學理論家錢玄同，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郝壽臣、餘叔巖，核物理學家錢三強……他們雖然已經降落在地上，依舊是璀璨閃耀。
我想，在這裡會建起一個新的“群”——王國維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可能成了希凡先生的座上賓。希凡先生的骨頭硬，一輩子從來沒怕過人、沒怕過事，在這個“群”裡，他肯定會一以貫之地硬下去！
我為先生高興，因為我知道他不會再受老年的寂寞之苦了！可我也深切地想念他。
微風吹過，百合花輕輕顫動了幾下，先生又在呵呵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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