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拉美和東南亞國家來說，在它們身上存在有某種共性，那就是
它們的國家能力相對於非洲而言更加成型。而它們面臨的困境則大致可以用兩個詞來總結：一個是經濟層面的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一個則是政治層面上的民粹化（民粹主義是指一種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眾的理念）。而這兩個問題又是彼此關聯著出現的，它們都與東南亞和拉美國家推動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努力密切相關。原本這些國家也都是資源很豐富的國家，不僅僅是礦產資源，農牧業資源也都很豐富，有些拉美國家在十九世紀靠出口這些東西曾經一度變得很富裕。但是進入到20世紀之後，西方國家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大規模展開之後，出口農牧業產品和原材料的國家，在國際分工上處在越來越不利的地位，於是很多國家就開始琢磨怎麼能推動自己的工業化。但是我們在前面也說過了，美蘇爭霸時，對第二次工業革命而言，要發展這些工業，實現從1到N的變遷，主要依賴的就是高效率的現代組織手段，這讓很多國家都看到了這一點，於是它們就開始琢磨著用國家的力量來提高組織效率，進而推動工業化進程。
獨立戰爭時期的拉丁美洲
比如阿根廷的傳奇總統胡安 · 庇隆，就曾經這樣努力過，推動了一種國家主導下的工業化過程，同時用民粹主義的政策來彌補政治的正當性。所以我們會發現，將國家主導的工業化與民粹主義的結合，是拉美和東南亞很多國家的做法，因此後來人們還經常將這種做法叫做“庇隆主義”。我們知道，庇隆主義確實會推動建立國家主導的工業企業，但是這種企業跟一般的私有企業相比，其效率明顯是偏低的，所以怎樣活下來就成為它們當下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當然了，與之對應的，這些國家又會出臺一個叫進口替代的政策。這個政策簡單來說就是用本國的高關稅來阻止別國的工業進入到本國市場，讓本國的工業獲得機會成長。很多後發國家在發展工業的時候，都用過進口替代的策略，試圖來發展本國的工業企業。
但這樣做帶來的問題是，進口替代在歷史上就從未成功過。因為進口替代政策的高關稅，打造起了一個封閉的本國市場，因此，本國的工業企業就只能在一個小規模市場裡發展。而市場的規模決定了市場的效率，市場規模很小，市場分工就會變得不充分，那些體量過大的國有企業在這樣一個不充分的分工市場中，其運轉效率就會變得更加低下。所以，這無疑就是一個純消耗的過程，並不能持續，所以純粹的進口替代最終都會讓小規模市場走向自我封閉，甚至是自我鎖死的困境之中。
但是這樣說似乎也不對，因為在19世紀的德國和美國奉行經濟學家李斯特所鼓吹的經濟保護政策，確確實實就成功了，可為何到這個時候，對於拉美和東南亞國家來說就成了自我封閉甚至是自我鎖死的局面了呢？
阿根廷傳奇總統—胡安·庇隆
其實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我們要知道的是，德國和美國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它使用了貿易保護和進口替代，而是它們都發生了技術躍遷。進口替代所保護的不是這兩個國家內部的傳統產業，而是保護本國暫時還弱小的新技術產業。等到新產業發展起來之後，德國和美國便將它迅速推向全球出口，進入了全球市場，這樣才能真正獲得成功。
雖然從長線來看，進口代替政策沒法成功，但就短期來說，它的確能幫助實施這種政策的國家建立起更多的工業企業。於是我們會發現，當時就有很多人願意離開家鄉來到城市裡工作，而人們的收入水平也會跟著提高，勞動成本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漲了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除非這些國家的工業企業和產品能夠進入到世界市場中，否則，它的效率將會進一步降低。
但是，一旦進入世界市場的話，那麼另外一個麻煩的事情又來了。我們可以試想一下，當你正在努力推動本國工業化的時候，你的鄰居（鄰國）也在這麼做，本來兩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但如果你家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那麼勞動成本漲得也就比較快。隔壁領居家的收入水平提高沒有你快，那麼勞動力成本仍然比較低。到這兒又會出現什麼問題呢？那就是我們所說的——
“中等收入陷阱”。你的勞動力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於是便競爭不過鄰居，那工業自然都會轉移到它那兒去了。
東南亞各國
所以通過上文我們可以看到，從進口替代起步力圖發展工業的小國，如果沒有技術躍遷作為根基的話，那麼在一定時間之後很可能會陷入到兩個結局之一。
一個結局是，繼續用貿易保護的手段，讓自己的工業企業在一個小規模市場中把自己給禁錮住，最後被困死。另外一個結局是，進入到開放的世界市場跟別的國家競爭，但是自己又沒有足夠的競爭力，最後被國際市場的洪流給淹死。這些國家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後面的麻煩就更大了。當製造業從這些國家轉移走後，那麼本國也就沒有足夠多的就業崗位了。這個時候，我們上文所說到的“政治民粹化”也就隨之來臨了。
拉丁美洲的國家
我們知道，在工業化過程中，城裡已經湧進大量從鄉下來的工人，可現在一轉眼，它們卻失業了。要知道，在失業之後，他們大多數人是不願意回農村的，畢竟城裡的機會比農村多，而且這裡燈紅酒綠的，更好玩。但是想要待在城裡就必須有工作，有維持生計的辦法，否則即便留下也不能生存下去。但現在的問題就是，這些人想留在城裡，但是卻沒有工作，於是，矛盾便開始了。
很快，這種矛盾就被敏銳的政客們捕捉到了，他們發現，只要能用一個政策許諾，或者是找到一句簡單的口號，就可以把這樣一群人給煽動起來，那麼就有機會獲得大量的選票。於是，這些口號就轉化成了一系列的民粹主義的政治。政客們民粹主義的操作，就是聲稱自己是真正代表底層利益的，用反對資本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等一系列口號來吸引底層的支持。畢竟底層人民掌握著最多的選票，所以最會煽動底層民眾情緒的人，那麼上臺的機會也就更大。
當然了，等到民粹主義政客上臺之後，他們也會或多或少要兌現一部分當初的競選承諾，比如給民眾發放福利等等。但是當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力來發放福利的時候，如果民粹政治不能改弦更張的話，那麼就只剩下兩個選擇：
一是借外債，二是大幅提高富人和中產階級的稅率。但我們也知道，如果長期這樣做的話，那麼對本國的根基就是一種很大的傷害。但是，政客們又不可能說經濟的糟糕狀況是因為錯誤的政策導致的。所以為了維繫自己競選前後的正當性，政客們就必須找個背鍋俠。當然了這是現成的，那就是——美國。民粹主義政客會指責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和霸權主義帶來這一切惡果，於是，民粹政治往往又會跟反美、反霸這兩個事裹挾在一塊。
但是，靠反美反霸來掩蓋內部的經濟問題是絕對不能持續的，這些小國這樣的做法，把各種問題全部都政治化，思考問題不是從經濟上的成本利益分析出發，而是從價值理念口號出發，這隻會讓經濟變得更加糟糕。而更加糟糕的經濟，往往會引發更加激烈的社會矛盾，這又該如何平復呢？
於是這個時候，又有一個新的選項浮現出來了，那就是——軍人獨裁。所以我們會發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出現了很多軍人獨裁政府上臺的現象。軍政府收拾好國內的混亂殘局之後，通常還會還政於民，畢竟國家是不可能長久地靠軍隊來統治的。而在還政於民之後，又會浮現出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一個偏向自由主義的政府上臺，另一種，則仍然是偏向左翼的政府上臺。但無論是哪種傾向的政府上臺，仍然得面對某種民粹主義的情景，因為都得服從於選票的固有邏輯。而這樣一來，也自然會導致小國不斷地陷入到一種惡性循環當中。
當然了，小國儘管要面臨一系列的困境，但是，它們在聯合國裡卻掌握了最多的選票。這在一定程度上，定義了今天世界上一系列多邊外交組織的特製。但這又是另外一種邏輯了。篇幅有限，我們下文再說！
參考文獻：
- 《國際政治學》
- 施展-《樞紐》
- 《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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