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辛 鳴

提要：

制度執行力是國家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以切實提升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本領。

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在隨後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又重申了這一論斷。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治宣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好制度。在邁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不僅要把這好制度堅持好、鞏固好，更要在不斷的完善和發展中把這一制度運用好、執行好，化制度優勢為治理績效，從好制度走向好治理，讓好制度更加管用。

在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生長出來的好制度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一個社會的制度要成為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真正管用的保障而不是華而不實的擺設，一定要紮根本土，與該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既不能急於求成搞制度上的 “浪漫主義”，也不能邯鄲學步、囫圇吞棗指望搬來一座制度上的“飛來峰”。

立足中國社會實際，在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合實際而適宜，合實際而管用。

合曆史實際。20世紀的世界是社會主義運動歷史大潮風起雲湧、從一國走向多國的時代，社會主義制度以其巨大的優越性讓眾多的民族國家實現民族解放、登上了世界舞臺。中國這個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之所以能實現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之所以能迎來曙光，就在於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創造性地從新民主主義革命邁向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社會選擇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向人民民主制度的偉大跨越，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合國情實際。社會主義的中國建立起來了，但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基本國情也是最大實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在原本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需要上百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如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讓既有的生產關係更好地適應現實的社會生產力，以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一定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中國社會進行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收入分配製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正是通過改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和環節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合時代實際。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完美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標，乘勢開啟邁向全面現代化的第二個百年目標新徵程，對制度供給提出更高要求。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對改革前的各種僵化保守的體制機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也是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不再管用的體制機制進行壯士斷腕的再改革。以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意志與行動，從根本上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體制機制，在不斷實現制度體制與時俱進的過程中讓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會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就會更進一步提高。

遵循社會和制度發展規律的好制度

人類社會發展表明，雖然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內社會生產力水平是既定的，但是通過科學的制度安排把各種生產力要素集中起來聚焦關鍵點，可以把生產力的潛力充分激發出來，達到甚至突破既有生產力的最高水平，乃至實現生產力水平的跨越發展。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制度發展的客觀規律。為什麼中國社會能用幾十年時間走過西方社會上百年乃至數百年的路，創造出發展奇蹟，實現了社會進步，就在於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一制度安排保證中國能辦成許多別的國家辦不了的大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過去我們搞‘兩彈一星’等靠的是這一法寶，今後我們推進創新跨越也要靠這一法寶。”

集中力量辦大事要有核心，這個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有了中國共產黨這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中國社會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感、有了向心力。為什麼中國社會能提出“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能夠規劃不僅是五年乃至三十年、五十年的奮鬥時間表、發展路線圖，就在於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可以領導中國社會朝著認準的宏偉目標一以貫之地走下去。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自信從容、行穩致遠，全心全意致力於為中國社會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最長遠利益而永遠奮鬥，讓一個古老而滄桑、年輕而昂揚的國家在一代接著一代幹、一棒接著一棒跑中不斷實現一個又一個的偉大飛躍。

心往一處想，勁才會往一處使。集中力量辦大事，形成共識、積聚共識至關緊要。

如何把13多億人的思想凝聚起來形成命運共同體，中國製度提供了“中國方案”。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既然政治的事情是眾人的事情，眾人的事情就要由眾人商量。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就能商量出共識、商量出最大公約數、商量出正能量、商量出精氣神，商量出治國理政大好局面、商量出改革發展豐碩成果。作為民主制度的中國創造，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安排，讓人民群眾、讓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群體都能有權利、有渠道、有機會充分闡述自己的意見、充分表達自己的訴求、充分維護自己的權益。當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個“平行四邊形”、當中國夢這個“最大同心圓”是來自眾人“合力”，當每一個人的意願都體現在“合力”中的時候，共識也就自然在其中了，力量也就自然而充分地集中起來了。

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勢概括為13個方面，這是從經濟社會和制度發展客觀規律的高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從本質屬性到價值理念、從制度立場到制度目標、從制度績效到制度運行、從宏觀到微觀的全方位立體畫像。

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有道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也同樣。沒有好的治理能力，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發揮出好的作用，或者說至少不能發揮出其全部的好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好制度，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就需要通過提升治理能力，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制度哲學研究表明，治理能力其實就是人選擇制度、運用制度、變革制度、創新制度，進而實現制度功能的能力。在當下的中國，加強制度執行力要在培育科學的制度意識，確立正確的制度權威、防範惡意的制度異化方面下功夫。

培育制度意識。科學的制度意識就是正確定位制度、人、社會的關係，既彰顯制度的功能，又不迴避人的責任擔當，更不超越社會發展階段想當然，充分認識到制度存在及其功能的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沒有相應的制度意識及社會氛圍，沒有人的接受、認同、遵循，制度就是一紙空文，沒牙的老虎。制度哲學有一個概念叫“制度空轉”：看起來制度在那裡努力地做功，但就是對現實社會產生不了影響，因為沒有人在意它，沒有人維護它，更沒有人遵守它。而有了對制度的認同，就會 “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有了對制度價值的共識，面對制度的自由裁量空間就不會“過”也不會“不及”，甚至當碰到制度不完善和有缺憾時還會按照制度的價值導向自覺救場補臺。

確立制度權威。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定要認識到制度存在及其功能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制度與人、與社會之間有著內在的、不可分割、須臾不能沒有的關係。不能把制度作為了一種工具來對待，更不能作為是一種為我所用、為我所定、為我所取、為我所棄的外在性工具。在政治實踐中不能超越制度為自己謀求制度之外的“超額”利益，不能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尤其對於當代中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要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決不能離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另搞一套。

防範制度異化主要是要警惕制度走向自己的對立面。比如為了建立市場經濟秩序，需要一系列的強有力的規章制度作保障。但當我們賦予這些制度以足夠的權威與力量的時候，卻發現這些制度規則會發生一種質的變化，一種與其出發點截然相反的變化，“異化”成為某些社會群體和某些人“卡、管、要、罰”，去壓制別的群體，形成部門壟斷的工具。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健全部門協調配合機制，防止政出多門、政策效應相互抵消；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執法事項；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規範執法自由裁量權，等等要求，

皆是著眼於在高效有力發揮制度正效應的同時，防範和避免制度走向反面。

制度執行力是國家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以切實提升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本領。當我們把這些基礎性的工作做好、做到位，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就會成為確保持續推動擁有近14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