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幸曲家幸,亂世小曲自悲鳴,吟到滄桑句便工

歌曲雜調的最初功用,往往是抒發和宣洩百姓的情感。

如《毛詩序》中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國家不幸曲家幸,亂世小曲自悲鳴,吟到滄桑句便工

《毛詩》

明代陳繼儒在《秋水庵花影集序》中更是直白了當地說:“夫曲者,謂其曲盡人情也。”

水旱兵燹充當了推動地方戲交流的“紅娘”角色。

中國地大物博,一地的山川形勢、風土人情往往相異,由此產生的歌曲雜調也各具特色、彼此相殊。

古時農業社會安土重遷、交通不便,各地歌曲雜調的交流往往處於阻絕狀態。

但在中國古代,水旱和兵燹卻充當了推動地方戲交流的“紅娘”角色。

國家不幸曲家幸,亂世小曲自悲鳴,吟到滄桑句便工

古代中國旱災頻繁

古代中國水旱災害發生頻繁,而且週期上有逐漸縮短的趨勢。

從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到1936年,我國史書所載共發生旱災1035次,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大水災發生1029次,也幾乎每兩年一次,和旱災頻率相仿。

值得注意的是,從中國古代水旱災害發生情況來看,時代越晚,發生的次數越多。到明清時期,甚至經常發生連年水旱災。

例如以湖南為例,據湖南歷史考古研究所編《湖南自然災害年表》統計,連續6年發生旱災的有2次,連續5年發生旱災的有3次,連續4年發生旱災的有3次,連續3年發生旱災的有8次,連續2年發生旱災的更是多達15次。而兵荒馬亂的歲月,更是不絕於史書,難以勝數。

頻繁發生的水旱兵災,催生了數量龐大的饑民流民。

國家不幸曲家幸,亂世小曲自悲鳴,吟到滄桑句便工

逃難的災民

他們居無定所,沿路乞討,賣藝為生,推動了彼此之間的交流融合,正所謂“個人不幸藝術幸”。

逃難: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黃梅縣裡腔

例如被稱為五大劇種之一的黃梅戲,舊稱黃梅調,起源於湖北黃梅縣一帶的採茶調。

早在唐代時期,黃梅的採茶歌就很盛行,經宋代民歌的發展、元代雜劇影響,逐漸形成民間戲曲雛形。至明清,黃梅縣戲風更盛。

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著名學者別霽林在《問花水榭詩集》中描述了黃梅採茶歌的興盛:“多雲山上稻蓀多,太白湖中漁出波。相約今年酬社主,村村齊唱採茶歌。”

那為何黃梅戲後來卻大興於安徽呢?其實這和黃梅縣災民逃荒分不開。

黃梅縣地處長江北岸,相當一部分地區的地勢低於江岸,有“

江行屋上,民處泊中”之說。

清代乾嘉道(公元1764—1847年)的八十多年間,黃梅縣水災不斷,大批房屋被洪水淹沒,流離失所的災民只好流落外地,以賣藝乞討為生

從此黃梅採茶戲的小調、本戲,就以打蓮廂、唱道情的藝術形式流傳到鄰近的皖西南、贛東北、鄂東北等3省50餘縣。道光至咸豐年間曾任皖南三縣知縣的何元炳所作《焦桐別墅詩稿》,就是黃梅採茶戲在皖南地區流行的真實寫照:“揀得新茶綺綠窗,下河調子賽無雙。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黃梅縣裡腔。”

國家不幸曲家幸,亂世小曲自悲鳴,吟到滄桑句便工

流行於安慶的黃梅戲

生活鍛造了藝術,藝術又豐富了生活。隨著黃梅採茶調在安慶地區的流行,當地民間戲曲藝人將這一劇種加工和發展,黃梅戲逐漸成為安慶一朵璀璨的藝術之花

藝術不一定都是商品,但有時卻可以成為謀生的手段。大批逃荒的災民,為了謀生,就將家鄉頗具特色的歌曲雜調,配以絃樂歌唱,賣藝求生。

揆之典籍,因逃荒而衍生的藝術形式比比皆是。

清末時期,山西地區旱災不斷,飢腸轆轆的災民只得背井離鄉,四處奔逃。

一波難民往北抵達了內蒙古西部,在大草原上賣唱求生。他們吸收了蒙古族民歌的諸多特色,搭配山西當地的戲曲形式,創造了“二人臺”藝術。

因為演唱的多半是家長裡短的身邊事,“二人臺”很受當地牧民和鄉民的歡迎。清末民初,內蒙古土默特地區開始出現職業的“二人臺”班社。每班一般五至七人,演唱表演的劇目也逐漸豐富,表演水平日益提高,開始由表演唱向代言體民間小戲發展。

還有一批難民往東跑到山東菏澤一帶。他們一路逃亡,悽慘哀苦,便用自家地方戲——上黨梆子訴說內心悲涼。菏澤當地的藝人們,用本地語言改造上黨梆子,創造出菏澤地方戲——棗梆。棗梆發展至今,已有百餘年曆史。

在水災頻發的長江淮河地區,災民逃荒的例子也很普遍。

淮劇原名香火戲、江淮戲,發源於江蘇省境內的長江以北、淮河以南,運河以東的上河清江、淮安,裡河寶應、高郵和下河鹽城、阜寧等地。香火戲始於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前後,是與驅邪酬神、禱祀了願有關的帶有娛神性質的表演形式。它的曲調由牛歌、秧歌、田歌、勞動號子等鄉音土調融化而成。早期香火戲藝人多是半農半藝,農忙時種田,農閒時唱戲。

香火戲流入江南謂之江淮戲。

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洪澤湖漫溢,上下河一片汪洋。

國家不幸曲家幸,亂世小曲自悲鳴,吟到滄桑句便工

江蘇洪澤湖

部分香火戲藝人逃荒到上海,搭墩子,唱茶館,演會戲以謀生,當地群眾稱之為淮劇。

而在湖北襄陽一帶流傳的“內河小曲”,是由天門、沔陽、漢陽、潛江一帶的“俚歌俗曲”嬗變而來。它的誕生,也和農民水災逃荒密不可分。因天門、沔陽是古“雲夢澤”腹地,洪水時常氾濫。每遇水災,百姓便外出逃荒。窮苦的百姓只能靠敲碟子、唱小曲,作為謀生活命的手段。“內河小曲”因為演唱形式簡便靈活,不論稻場、街頭、院落、茶樓、酒肆均可表演,所以迅速流傳開來。

如果要評選與逃荒關係最為密切的地方戲,那非鳳陽花鼓莫屬。

鳳陽花鼓的代表作《鳳陽歌》,便是逃荒乞討悲歌的經典曲目。

早在明初,鳳陽人朱元璋當上大明皇帝。他賜予自己的鄉親鳳陽人優惠的超國民待遇:不服徭役不納糧。

國家不幸曲家幸,亂世小曲自悲鳴,吟到滄桑句便工

鳳陽人朱元璋

當時的《鳳陽調》歌詞讚歎皇恩浩蕩:說鳳陽,道鳳陽,手打花鼓咚咚響。鳳陽本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蕩,不服徭役不納糧,淮海兩岸喜洋洋,咚咚鏘……

後來,朱元璋認為江浙富家以前多支持他的政敵張士誠

為了瓦解敵對殘餘勢力,他和他的繼承人陸續把這些富家遷徙到首都南京和中都鳳陽。據史料記載,約有15萬戶江浙富家落戶鳳陽。

這些被朝廷搜刮一空的富家落戶鳳陽,本就衣食無著落,更兼胸懷鄉愁,內心更是悲愴。每逢蝗災水患、青黃不接時,這些人就紛紛逃回故地乞討。

鳳陽人以夫妻、母女、兄妹、姑嫂等結伴而行,將花鼓眾多樂器中的一鼓一鑼取出,作為演唱民間小曲、故事的擊節樂器,沿途乞討賣藝,以此為謀生手段。

清代學者趙翼在《陔餘叢考》中記載: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乞討,至明春二三月始回。唱歌曰: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根據清代的記載,早期花鼓多唱離愁別緒,“歌詞哀傷,音節悽婉,令人神醉”。

鳳陽花鼓的演唱分為“坐唱”和“門頭唱”兩種。“坐唱”在街頭、作坊、村頭及私人客堂內坐在長凳上演唱,多為長篇敘事性故事。而“門頭唱”的唱腔基調是秧歌,表演和伴奏形式均為花鼓小鑼。因逃荒行乞時站在東家門前演唱,故名門歌。

國家不幸曲家幸,亂世小曲自悲鳴,吟到滄桑句便工

今日的鳳陽花鼓

而另一版本的《鳳陽花鼓》,清末也有文獻記載:有鳳陽花鼓燈,姑嫂對唱,“左手鑼,右手鼓,手拿鑼鼓來唱歌。別的歌兒我也不會唱,單會唱支鳳陽歌,嘚兒飄……”這首歌雖沒有直抒逃荒的苦難,卻也是“音節悽婉”的賣唱歌謠。

鳳陽人行乞四方,便將鳳陽花鼓帶往了全國各地。例如山西的晉南花鼓,起源於萬榮縣,後來流行於整個晉南地區。據說晉南花鼓是明朝時期由安徽鳳陽逃荒的人們所帶來。

而在山東呂劇的形成過程中,鳳陽花鼓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