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子疑雲》取材於美國著名的“雞舍謀殺案”，導演是大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女主角由豐唇女神安吉麗娜·朱莉擔任。

影片講述了朱莉飾演的單親媽媽柯林斯尋找失蹤兒子的故事。受理找人任務的是洛杉磯警察局。因為作惡多端，當時該局正遭遇當地教會的抵抗與彈劾。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洛杉磯警察局決定隨便找一名流浪小男孩交給柯林斯。

在火車站，當柯林斯心情激動地跑向剛剛走下火車的小孩時，卻猛然發現並不是自己的兒子。柯林斯的笑容戛然而止。她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失望之餘，她仍然堅持要找回自己的親生兒子。

在警察的壓力下，柯林斯與假兒子的合照

柯林斯的“胡攪蠻纏”對於洛杉磯警察局來說，無疑就是一顆定時炸彈。為了掩蓋事實的真相，該局只能一錯再錯。他們通過買通小孩，串通心理醫生和媒體的輿論造勢，反過來倒打一耙，偽造證據將柯林斯送進了精神病院。

雖然影片結局，連環殺手被絞殺，警察局局長被撤職，柯林斯獲得了希望，但她遭遇的來自男性的種種不公待遇也顯示了導演伊斯特伍德對以警察局為代表的國家機器的懷疑，以及對男性壓迫女性的政治批判。

一、家庭內部男性對女性的隱性壓迫

很多影片往往將家庭內部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具體化、形式化，其典型表現就是家暴。伊斯特伍德在本片中突破了這種機械化的敘事方式，他選擇了一種更加隱蔽、巧妙的表現形式去展現男權的自我性以及男性在家庭角色中的缺位。

在影片開場不久的母子對話中，兒子問媽媽，父親為什麼會離家出走，媽媽的回答是——父親接到了一個盒子，那裡面裝著最嚇人的“責任”。兒子聽完後不假思索地說，“聽起來好傻”，媽媽馬上接著說，“我也是這樣想的”。

這場母子對話原本是一個非常普通平常的生活場景，在平庸的導演手中，它很可能會被一筆帶過，甚至成為狗血劇情的註腳，但在伊斯特伍德這裡，他處理得卻非常有新意。

借母子之口，伊斯特伍德用一種日常化、生活化的敘事手法，去表達他對男人所謂責任的不屑與批判。

在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特性中，男性在世界中的角色定位往往是社會性、公共性、外向性的，而女性則更偏向於家庭。根據這種由來已久的社會分工，男性就應該出去闖蕩，去實現他在公共領域的價值與責任。所以古代東方出現了儒家的“治國齊家”，治國總是排在首位，西方出現了“男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號召男性去廣場、去議政大廳。

朱莉獻出了自己最好的表演

到了現代，這種文化意識仍然普遍存在，而伊斯特伍德對男性這種根深蒂固的責任意識產生了懷疑乃至質疑。

在他看來，男性的社會屬性不意味著他需要以逃避家庭責任為前提。從這一立場上，伊斯特伍德讚美了女性的真實與擔當。她們不離不棄，始終將延續生命、家庭責任放在重要位置，這無疑顯示了她們的偉大。

二、公共領域男性的暴力

伊斯特伍德對男權的批判並沒有止步於家庭等私人空間，除此之外他還將批判的槍口指向了警察局、精神病院甚至新聞媒體等公共領域。

警察局上尉是伊斯特伍德集中批判的代表人物，他先是買通流浪小男孩以達到以假亂真的目的，被女主角柯林斯識破後卻不承認錯誤，反而一錯再錯，買通醫生指鹿為馬，直到將柯林斯送進精神病院。公權力成了他謀求政治上升的利器，至於普通公民的訴求，全然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

如果說上尉對女主角的迫害，還不足以代表全部公職人員，那麼洛杉磯市長與警察局長，以及精神病院醫生的狼狽為奸，則完全暴露了國家機器淪為權力的遊戲手段這一事實。

女主角的紅唇代表的正是“希望”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影片中出現的公職人員幾乎全是清一色的男性，尤其是各部門的領導人物，而女性擔任的則往往是非領導職務，如電話接線員，如精神病院護士。

美國女性的地位雖然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得到一定提升，但她們仍然處於男性的領導與監視下。這種性別上的隔閡與反差，不僅突出了影片的敘事張力，也表現出伊斯特伍德對公共領域男性化的憂慮與批判。

三、宗教男權批判的深化

將對男權的批判引入宗教領域，是伊斯特伍德在本片中最具突破性的表現之一。

為此，伊斯特伍德特意“塑造”了牧師這個角色。在電影中，這位牧師是正義的化身、民主的鬥士，他不僅在電臺上揭露警察的醜惡嘴臉，還鼓勵和幫助女主角反抗強權的暴力。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他的幫助，女主角就很難走出精神病院，乃至堅挺地站到最後。

牧師的正義表現是對傳統男權的抗爭，從這一點來看，牧師是一個異類。但就在這個異類身上，伊斯特伍德仍然“處心積慮”地讓他走向了被批判的反面。

牧師的出場便是政治演說家的形象

在牧師與女主角的第一次會面中，牧師給人的印象更像一名政治家，他批判洛杉磯警察局腐敗、暴力，並鼓勵女主角誓要與警察局抗爭到底。牧師的政治演說固然激動人心，但女主角卻表現得無動於衷，她只是無比堅定地說：“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兒子”。

牧師在幫助女主角的同時，仍然沒有忘記他的政治訴求，而柯林斯的訴求卻只是找回失蹤的兒子。很明顯的是，在這次見面中，伊斯特伍德更偏向於女主角的立場。而對牧師的政治熱情表示了深深的懷疑。作為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牧師藏在正義與勇敢的表皮下的，仍然是男性化的政治衝動，乃至無法領悟到女性的敏感與母愛的深邃。

伊斯特伍德揭開了宗教神聖的面紗，將其政治化、男性化後可能有的麻木性和冷酷性無情地展露在觀眾面前。通過對牧師這個角色的“精雕細磨”，伊斯特伍德向觀眾暗示了“上帝也是男性，他為男人而非女人代言”這一人類命題，進而將對男權的批判深度化、尖銳化。

結局連環殺手對上帝的懺悔，寓意深刻

伊斯特伍德通過影片對社會各領域普遍存在的男權進行了深刻、全面的批判，其直面現實的勇氣與高度的藝術批判，無疑向觀眾展現了他的巨大創作力（老年之作），以及對社會問題的隱憂。但在其對男權批判的分析中，筆者發現伊斯特伍德仍然沒有跳脫出二元對立的框架。

在伊斯特伍德的鏡頭下，男性始終無法走入女性的內心深處，他們體會不到女性的柔軟與痛苦，男性與女性彷彿生來就存在巨大隔閡，乃至誤解。這種出入不是簡單的藝術創作需要能解釋的，聯想到伊斯特伍德男性的身份，我們是否可以認為：伊斯特伍德站在了女性的立場上，卻仍然難以掙脫自身性別的桎梏，他同時也是解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