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美關係」戴冬梅 陸建平：馬克龍執政以來法美關係的現實主義解讀

戴冬梅 陸建平：馬克龍執政以來法美關係的現實主義解讀

作者：戴冬梅，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陸建平，法律碩士。法律翻譯工作者

來源：《法語國家與地區研究》2019年第3期

內容提要:本文基於一種現實主義視角，主張法國第五共和國期間的法美關係。可以從2003年導致法美陷入最嚴重雙邊危機的伊拉克戰爭為截止點，分割為經典戴高樂主義和新戴高樂主義兩個階段。在經典戴高樂主義階段，法國實質作為修正主義國。奉行不站隊主義，主要通過挑戰和制衡美國霸權，樹立和維護法國的大國地位、國家利益和身份認同，歷時半個世紀左右。在新戴高樂主義階段，法國實質轉型為守成主義國，實質與美站隊，通過接受和配合美國霸權，同時否定和制衡新興國家，力求維持法國作為守成大國的影響力和力量投射能力。馬克龍政府是這一大西洋主義轉向的守護者和推進者。三大結構性因素驅動法國精英階層從“不站隊主義”到“站隊主義”的範式轉換。即法國對美不對稱地位的深化，歐盟對美不對稱地位的深化，以及國際體系權力分佈的民主化。一個親美主義長週期似乎已經到來。

關鍵詞:法國政治；法美關係；大西洋主義

法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國家行為體層面的關係，可以圍繞戰爭作岀一種現實主義的判讀。基於這一視角，法美關係可謂興於戰火、長於戰火、異化於戰火、嬗變於戰火。法美兩國因美國獨立戰爭於1778年結盟，法國由此成為美國最古老的、唯一沒有與美國發生戰爭的盟友。這一基於“冷冰冰的實力政治(Realpolitik )計算”[1] 的盟友關係，將因英美修好、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法國與英國等歐洲列強之間爆發戰爭而流於具文；美國國父、拉法葉特養父華盛頓總統宣佈美國中立，美法交惡，兩國海軍陷入長達5年的準戰爭對抗狀態。法美盟友關係由此被以哈密爾頓為代表的親英聯邦主義派視為負擔，併成為美國孤立主義或不結盟主義的催化劑[2]。約140年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是不情願的、姍姍來遲的援兵，拯救法國和其他盟友，法美關係岀現結構性逆轉，世界權力和範式生產中心轉向美國。以法英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中因美蘇壓力而敗退為標誌，法國無奈接受“附庸”夥伴地位。法國第五共和國於1958年問世後，戴高樂將軍及其後續者以西方陣營中的獨立政治力量自居，實行經典戴高樂主義外交政策。挑戰和制衡美國在歐洲事務和世界事務上的霸權地位。但隨著德國統一、蘇聯倒臺以及冷戰後單極世界格局的到來，法國戰略地位下降，法美不對稱關係深化。2003年。法美關係因在伊拉克戰爭上的分歧和對抗而陷入嚴重危機。從此，法國逐漸告別經典戴高樂主義，擁抱“大西洋主義”[3]。實質嬗變為守成國，向美看齊站隊。從利比亞戰爭到克里米亞危機，從敘利亞戰爭到安全防務戰略的亞洲轉向，莫不如此。

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第五共和國法美關係的兩大階段及各自的特徵。第二部分通過分析若干重大雙邊或多邊外交事件，認為馬克龍是以大西洋主義或對美站隊主義為基本內涵的新戴高樂主義的推進者。第三部分探析驅動新戴高樂主義崛起的三大結構性因素。

一、法國第五共和國法美關係回顧：從“不情願的盟友”到“首要歐洲盟友”

法國第五共和國期間的法美關係，可以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為截斷點，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在兩極世界格局中，法國主要作為修正國，通過牽制、挑戰甚至否定美國霸權，最大程度維護自身的大國聲望、行動力和影響力，並被視為“不情願的盟友”[4]。在第二階段。在單極世界格局中，法國主要作為守成國，通過務實接受美國超級霸權，對美站隊。同時日益以新興大國為否定和制衡對象，尋求實現法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嬗變為美國的“不可或缺的夥伴”[5]和“首要歐洲盟友”[6]。

第一階段可稱為“經典戴高樂主義”時期，基本對應戴高樂將軍至希拉剋政府

第二階段可稱為“新戴高樂主義”時期。自此，法國雖仍力求維持戰略獨立，但嬗變為“守成主義國”。務實接受法國綜合國力在經濟全球化中繼續下滑的事實和美國的歐洲和全球霸權地位，尋求通過與美國建立特殊關係，更有效地維護法國的行動力和影響力。從被稱作“二戰以來最親美總統”[10]和“法國小布什”[11]的薩科齊總統，到奉行“明顯的大西洋主義和干預主義”[12]奧朗德總統，莫不致力於彌補、修復和提升法美關係。在戰略、安全、貿易和重大國際問題上日益向美國看齊，維護所謂“自由國際秩序”[13]。同時，法國通過否定和制衡新興國家，重新界定法國例外主義、身份認同和國家利益。法美兩國“在軍事、多邊事務、反恐、外交和經貿上的合作日益密切”[14]，法國“終於實現了第五共和國的目標，即在美國面前取得與英國同起同坐的地位”[15]。新戴高樂主義的標誌性事件包括2009年重返北約軍事指揮機構、聯合英國主導2011年利比亞戰爭、在敘利亞問題上持積極干預主義態勢、加入具有地緣政治考量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談判，以及在防務安全戰略上踐行“亞洲轉向”等。而以“革命者”自居的馬克龍，同樣可被視為以大西洋主義轉向為內涵的新戴高樂主義的守護者和推進者。

二、馬克龍主政以來的法美關係：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馬克龍上臺前後，法國部分精英分子繼續呼籲摒棄2007年以來的“大西洋主義”，重新擁抱“戴高樂主義"，重新界定國家利益。而馬克龍本人同樣高調宣佈自己是“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的信奉者，希望“告別一種進口10多年的新保守主義”，強調“無法僅僅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問題”[16]，重申“外交的獨立性……在一個多極、不穩定的世界中，我們必須自己每天根據我們自己的利益，謀籌劃略”[17]。自2017年5月主政以來，馬克龍在內政外交上敢作敢為，備受矚目。在內政層面，他快節奏推岀減稅、削減財政赤字、削弱工會力量、倡導創業文化和數字經濟等一系列具有自由主義色彩、旨在重振法國經濟（並同時贏取德國政府對法國歐盟建設動議支持）的改革舉措。在對外政策上，除了以2017年9月在索邦大學發表呼籲建設一個強大、自主、具有保護力的歐元區和歐盟的演講為標誌的歐盟外交攻勢外，馬克龍還踐行以法俄首腦會晤、法美首腦會晤（包括2017年7月邀請特朗普參加法國國慶活動、2018年4月對美國國事訪問、2018年11月邀請特朗普出席一戰結束100週年紀念活動等）等為代表的“總統外交”和“大國外交”，同時積極推進以捍衛氣候協定為標誌的影響力外交和公眾外交。借用馬克龍前外交顧問、前法國駐德國和歐盟大使埃蒂安（Philippe Etienne）的措辭，馬克龍時期法國的世界角色的3個維度是，法國革新、歐洲願景和促進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18]。其中，重啟法德合作，推動歐盟一體化尤其是深化歐元區建設，被視為馬克龍對外政策的核心一環。

但是，目前看來，這些內政外交舉措，並沒有真正讓法國得以填補英國脫歐和特朗普政府的“混沌外交”[19]或“手榴彈外交”[20]留下的戰略空間。歐洲部分精英階層依然在謳歌“大西洋主義”和“世界自由秩序”[21]，相信失去“美國朋友”的歐洲將變得“動盪、黑暗、可怕”[22]。作為英國脫歐之後歐盟內部唯一具有全球雄心、海外軍事投射能力和戰略文化的軍事、政治和外交大國，法國依然繼續奉行站隊主義，推進大西洋主義轉向，法國相對美國的不對稱地位進一步彰顯、固化[23]。新戴高樂主義的崛起，自有其內在的邏輯和動力。即使鼓吹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和排外主義的特朗普上臺，美國被認為走向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24]，甚至正從單極霸主或“1945年建立的國際秩序的終極保證者”蛻變為“平民俊秀（primus inter pares）”[25]，在對美關係上，馬克龍仍踏入了與前兩屆政府相同的河流，繼續推進法國的對美站隊主義。

馬克龍在作為法美關係重要議程的敘利亞問題、伊朗核協議以及法國安全防務戰略上的立場和態勢，有力地表明瞭這一點。

1. 敘利亞問題上繼續積極站隊

敘利亞戰爭源於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同時，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延伸，甚至如有些分析指出的是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的延伸[26]。基於地緣政治及歷史。法國將地中海及中東視為外交重點之一，敘利亞問題可謂涉及法國的重大安全利益。同時，正如2015年難民危機引發歐盟內部政治危機所表明的，它同樣涉及歐盟的重大安全利益。雖然馬克龍不再像其前任那樣將敘利亞政府領導人阿薩德下臺設定為化解敘利亞危機的先決條件，但他依然劃岀了在敘政府使用化武的情況下法國將採取軍事行動的紅線。而且，2018年4月，在馬克龍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前10天左右，法國確實聯同美國、英國、以阿薩德政府跨越紅線使用化武為由。對所謂化武設施實施空中打擊。有批評者認為，這一空襲行動表明，法國和歐洲仍是美國的追隨者，而未能抓住特朗普上臺的機會，反思對美關係和推進歐洲自主[27]。毋庸否認，馬克龍仍秉持務實精神，與俄羅斯等敘利亞秩序塑造國進行雙邊和多邊交涉磋商，包括2018年5月在聖彼得堡的首腦會晤、7月份世界盃期間在克里姆林宮的二次會晤、法俄兩國隨後在敘利亞落實的聯合人道主義援助行動。以及10月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法俄德土四方敘利亞問題峰會等。然而，在美國精英階層將俄羅斯定位為“修正主義國”、並因烏克蘭危機和美國大選干預猜疑而對俄羅斯抱有戰略性敵意的情況下，法國此類雙邊和多邊主義外交的實效，是大可存疑的。換言之，在敘利亞問題上，總體而言，馬克龍奉行的是與其前任實質相同的對美積極站隊主義，其根源或同樣在於法國實力的有限性。法國分析者在2014年就指出：“美國撤岀中東的規模令人擔憂。實際上，法國人希望更多的美國參與，這對於之前這個厭惡'超級大國'[美國]的國家而言，可絕不是一個小小的悖論[28]。”而美國分析人士也認為，法國自薩科齊執政以來強化在北約和歐盟內部的防務合作，與法國財政緊縮相關[29]。

這一以站隊主義為主、務實外交為輔的機會主義策略組合，未能改變法國或西方國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邊緣地位，或扭轉在敘利亞戰爭上遭遇的“道德和戰略雙重失敗”[30]。2018年12月23日，特朗普總統單方面宣佈所謂伊斯蘭國已經被打敗，立即從敘利亞撤出2000名左右美國軍人。被視為特朗普政府的唯一“成年人”的美國國防部長辭職抗議，而馬克龍隨後進行的電話外交歸於失敗。對美戰略依賴的深化，還導致法國在伊朗核協議問題上，除了進行象徵性抗爭之外，只能事實站隊。

2. 伊朗核協議上的象徵性抗爭和事實站隊

2015年7月達成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被認為是以法德為代表的歐盟成員國曆經12年取得的多邊主義外交的里程碑式成果，並涉及法國和歐盟在中東的重大安全、政治和經濟利益。自執政以來，馬克龍就通過首腦外交、多邊外交、公共外交等途徑，挽救代表法國和歐洲例外主義結晶的伊朗核協議，包括2018年4月23日和24日對美進行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他同時遊說伊朗、俄羅斯作出迎合美國關切的讓步。同意對伊朗導彈項目、伊朗在地區衝突中的行為和伊朗核項目遠期狀況進行探討。但是，特朗普最終我行我素，出於兌現競選承諾、迎合中東盟友訴求等多重動機，於2018年5月8號宣佈退出“美國簽署過的最糟糕”協議。對伊朗恢復制裁措施，同時設定期限。威脅其他國家及其企業就範，否則將遭受美國法律的域外管轄和相應懲罰。

法國分析人士認為，美國退出自2003開始談判的伊朗核協議，是對聯合國、國際法和多邊主義外交的否定，將影響歐美盟友關係以及歐盟與中俄關系，並構成對歐盟“戰略自主”和包括核不擴散、中東安全、和平等在內的歐盟戰略利益的考驗[31]。作為反制措施，歐盟再度啟用禁止歐洲企業服從美國單邊制裁措施的“反制法"(Blocking Statutes)，同時新設貿易結算實體，為歐洲企業通過實物貿易規避美國製裁提供便利。然而，鑑於美元以及美國市場在歐洲企業對外投資貿易中的不對稱地位，主流歐洲企業紛紛撤出伊朗，歐盟的反制措施徒具象徵意義。雖然法國媒體評論者認為“特朗普偷襲他的歐洲盟友以及這些盟友作為最大捍衛者自許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並不無誇張地斷言“一場比2003年伊拉克戰爭更為嚴重的跨大西洋關係危機由此啟幕”[32]，但在新戴高樂主義時代，法國進行的抗爭是且似乎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可與經典戴高樂主義時代同日而語的形式主義抗爭。2018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馬克龍僅限於呼籲不要將對伊朗的策略化約為“制裁和圍堵政策”[33]。法國在伊朗核協議問題上的象徵性抗爭和事實站隊主義，除了可歸因於法國相對實力的持續削弱，或還可被理解為法國在安全防務上戰略性站隊的邏輯延伸。

3. 安全防務態勢上繼續戰略性站隊

安全防務戰略和態勢，是法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一環，並對法國對外政策具有基礎性影響。馬克龍政府是安全防務戰略和態勢站隊主義的跟進者。

法美安全和防務合作，多被解讀為10幾年以來法美關係改善的最重要標誌和成果。兩國國防部2016年12月簽署的聯合意向聲明書指岀：“法美兩國當今的軍事合作。比以往都更強勁。對法國和美國面臨類似的安全挑戰的認識，是我們的合作伙伴關係的核心。”聲明書提及了法美在敘利亞和非洲的反恐合作以及在北約框架下在波羅的海國家遂行的部署行動，強調就具有共同利益的地區開展戰略評估合作以及提升網絡、太空、核、生物和化學防護等領域的合作[34]。美國國會附屬研究機構2018年4月份發佈的分析報告同樣指出：“美法防務和情報合作，在過去10多年中變得明顯更為密切，尤其在兩個國家將全球反恐行動列為優先事務時。”[35]賴特福特同樣認為法美兩國“在過去十幾年中將務實合作推到了新高度，尤其在軍事和安全領域”，並認為這一關係的基礎是“民主價值、強勁的貿易關係和令人信服的一致國家利益”[36]。部分美國智庫人士在2015年就指岀，法美安全防務合作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法國已取代英國成為美國的首要歐洲盟友。並提議將法國納入“5眼情報俱樂部”[37]，目前“5眼+法國”模式的會議日益頻繁[38]。馬克龍上任後不久發佈《防務和國家安全戰略修訂》明確指出，雖然“美國政治階層和民眾日益遠離歐洲以及美國近期政治動態”讓歐洲深感擔心，但鑑於防務和安全利益的趨同性，必須維持與美國的特殊合作關係；該文件同時強調深化與印度、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等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民主大國”的戰略伙伴關係[39]。2018年6月，“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在美國防長髮布印太戰略之後，法國國防部長髮布了題為《法國和印太安全》的法國印太防務政策，宣稱作為印太國家，法國將致力於與印度、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等盟友和合作夥伴一道促進地區安全和穩定。在南海問題上不對主權問題選邊站的同時，“繼續確認航行和飛越自由原則、促進海洋空間安全、推進《聯合國海洋法》的一致適用”[40]。此等政策宣示無疑是對奧朗德

馬克龍政府的對外政策與前兩任法國政府實質一脈相承，連續性是“難以置信的”,沒有決裂，而“只有某些拐點調整(inflexions)"。在韋德里納看來，馬克龍上臺之初標榜的“決裂”也只是一種口號[42]。事實上，有媒體報道認為。馬克龍的選民群體被認為是最大西洋主義的[43]。雖然反美主義在法國具有深刻的歷史和智識傳統，但法國精英階層的主流共識似乎是，立足於對美實質站隊、同時日益以中俄等新興國家作為否定和制衡對象，更有利於促進法國國家利益，維持法國在歐洲和國際舞臺上的行動力和影響力。經典戴高樂主義退隱，新戴高樂主義登場，這似乎不僅是一種代際轉向，更是一種範式轉向。這一範式轉向，可被認為是由三大結構性因素驅動。即法國對美戰略性依賴的深化、歐美關係不對稱性的深化，以及國際體系權力分佈的民主化。

三、新戴高樂主義崛起的三大結構性因素

1.法國對美戰略性依賴的深化

新戴高樂主義崛起，法國精英階層出現大西洋主義轉向的第一大結構性動因，是法美實力不對稱性的固化和深化。按吉拉爾(Renaud Girard)的表述，就是法國人認為“法國太小，無法自保，只是生活在一個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中……膜拜美國的力量，缺乏自豪感，投降就範[44]。

在冷戰後的單極世界中，法國戰略地位持續削弱，戰略空間縮水，經濟實力不斷下挫。事實上，鑑於法國的有限實力和人口，在冷戰結束不久，美國戰略家認為需要防範的潛在地區霸權國家，首先是亞洲的日本，其次是歐洲的德國[45]。2017年，法國GDP在歐盟中的佔比排名第三(14.9%)，位居德國(21.3%)和英國(15.2%)之後[46]，人均GDP排第11位[47]。 自2012年以來，法國經濟年均增長率不足1%，而公共開支高達GDP的56.5%左右，為歐盟最高。法國當前失業率達9.5%，25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是接近26%。馬克龍的目標是到2022年將失業率降到7%[48]。此外，法國雖然目前仍屬於全球第6大經濟體[49]，但依據經合組織(OECD)基於購買力平價GDP的長期預測，到2060年，法國的排名將跌至第12位，屈居墨西哥之後。與之對照，美國將依然排在第三位[50]。法國對美國的投資、市場和技術的戰略性依賴，同樣顯著[51]法國被美國視為“在國際舞臺上以小博大……資源相對不太多的中等規模國家”

與經濟表現欠佳相關，法國的社會和政治模式同樣遭遇正當性危機。高馬爾認為，約佔世界人口1%、世界財富3%、佔世界社會轉移支付15%的法國，已不再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社會模式施加於夥伴的國家[53]。馬克龍本人既是這一面臨正當性危機的法式治理模式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由於一上臺就先行推出旨在改善投資環境的減稅舉措，馬克龍被部分民眾稱作“富人總統”。2018年7月，由《世界報》爆料並不斷髮酵的貼身保鏢貝納拉(Benalla)濫用特權事件以及11月份爆發且持續至今的“黃背心”運動，尤具破壞力，導致馬克龍政府不得不採取包括撤銷燃油加稅、提高最低工資等代價達100億歐元的“民粹主義”舉措，財政赤字將由此重新突破GDP的3%，養老金改革和公務員改革被迫推遲。其本人在歐盟和國際層面積累的政治資本遭受嚴重侵蝕。事實上，早在2018年4月馬克龍訪美期間在美國國會發表捍衛多邊主義和自由主義民主價值的演講時，美國《大西洋雜誌》即作出悲觀評價，斷言馬克龍“可能是個過渡性人物”，並認為馬克龍代表的“可能是一個結束了的時代——戰後秩序和對歐盟和自由主義民主的一種特定願景——而不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54]。

即使“革命者”馬克龍上臺，法美關係的不對稱性，無論是從實力看還是從潛力看，依然在進一步深化，美國依然是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範式的生產者和裁斷者。美國擁有世界最強大的軍隊、最龐大的外交隊伍以及出類拔萃的大學和媒體傳播力，“當下沒有且中期也不會有任何均衡匹敵的競爭者”，依然是“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強國”^[55]。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政治精英即以世界唯一“不可或缺國家”自居，認為“當今與二戰以來一樣真實的是，只有美國具備能力和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保障全球安全。沒有美國，歐洲和亞洲就沒有任何穩定的勢力均勢”[56]。在這一單極格局中，法國基於法國例外主義或歐洲例外主義，挑戰美國例外主義或單邊主義，收益與成本不成比例。法國已故著名政治學者阿斯奈爾(Pierre Hassner)早在2002年即指出：“例外主義、摩尼主義、單邊主義深植於美國傳統。美國相對其所有盟友、對手或潛在對手之間的巨大技術和軍力差距，造成帝國局面，使美國具有帝國行事衝動……美國絕對不贊成自身主權遭受任何侵蝕，但絕對贊成對他人進行干預。具有'帝國心態”[57]。在經歷2003年法美關係危機後，即使部分戴高樂主義者要求清算十多年以來的大西洋主義，提出“我們是誰，我們要走往何方”的質疑[58]。但法國已不再具備制衡美國的意志和實力。在此背景下，法國分析人士普遍認為，法國必須與歐盟夥伴協同行事，才能有更強的國際環境塑造能力[59]。然而，歐盟相對美國的不對稱地位和戰略性依賴同樣在深化。這意味著，歐盟同樣難以成為制衡美國的一極，成為法國行動力和影響力的倍增器。

2．歐盟對美戰略性依賴的深化

在2002年前後，部分分析人士作岀樂觀判斷，認為歐盟可能成為美國最有力的挑戰者[60]。但經歷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政治分裂危機、2010—2012年歐元危機、2015年移民危機以及英國脫歐之後，仍期望歐洲成為國際一極，具備制衡美國的戰略自主，可能只是一種幻想。實際上，早在2003年法美關係危機期間，美國智庫人士就指出。美國政府不歡迎法國制衡美國，讓歐洲成為一個反制強權(contre-puissance)，並強調:“僅僅當歐洲準備好做大西洋主義者和美國盟友時，美國才更願意看到一個團結的、具有政治意志的歐洲。在一個分裂的歐洲和一個團結但非常獨立於美國的歐洲之間，美國無疑會選擇一個分裂的歐洲。”[61]奧巴馬執政期間，作為對小布什政府的否定，相對更強調多邊主義。但是，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單邊主義邏輯、全球霸權雄心或帝國心態，依然可被認為是第一位的。而特朗普政府支持英國“硬脫歐”、拉攏匈牙利和波蘭等被視為違背歐盟政治和社會治理範式的“內敵”成員、差異化對待法國和德國，以及前述撕毀伊朗核協議等分裂歐盟、削弱歐盟集體行動力的做法，只不過是最新註腳。冷戰已經結束30年，但無論就安全、政治、外交或經濟而言，很大程度上，歐洲依然不是法國人或德國人的歐洲，而是美國人的歐洲。作為北約成員核安全傘提供者、歐洲一體化建設的促成者、歐洲經濟繁榮和歐洲生活方式的事實背書者，美國依然是歐洲霸權國家、並相應是歐盟外交的當然監護人和歐盟建設進程、方向和正當性的事實控制者。即使日益受困於“霸權者困境” ，美國也不會甘於“域外平衡者”的角色。除了美國容忍的邊際崛起外，法國寄予厚望的歐盟，恐怕很難真正崛起為馬克龍希望的“地緣政治和外交強權”[62]而仍將是一個“民事強權(puissance civile)”[63]。歐洲對美國戰略性依賴的持續和深化，依然是歐美關係的基本邏輯。

除了外部霸權國施加的外部邊界和限制外，歐盟成為世界超級權力一極的願景，還存在難以逾越的內部結構性問題和集體行動問題。法德兩國的利益和價值分歧,就是典型一例。基於各自歷史、政治制度和部分立足於相互否定的身份認同，法國和德國存在結構性利益和價值衝突，對歐盟的定位和前景具有不同的認知和想象。法國作為二戰戰勝國和一直具有全球雄心的軍事和政治大國，恪守軍事幹預和外交手段並重的傳統。而德國作為二戰戰敗國，在政治上“全盤西化”或美國化，放棄軍事抱負，並將和平主義確立為對外政策基本原則。法國作為高福利、高稅負、中央集權、經濟相對缺乏競爭力的國家，具有保護主義衝動。而德國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歐盟第一大經濟體和世界主要岀口國之一，具有自由貿易主義抱負。相應地，就歐盟建設而言，法國強調集權、一體化、決策效率、多速度和地緣政治願景。而德國強調協商民主、邦聯主義、淡化歐洲主權和地緣政治雄心。尤其，德國對作為馬克龍歐洲一體化願景核心的歐元區預算提議或財政互助化持冷淡態度，不願掏錢為其他國家的債務和赤字埋單。按默克爾的話。就是“歐元區夥伴之間的互助，永遠不應當變成債務聯盟。而應當是助人自助”[

3.國際權力分佈的民主化或西方例外主義的除魅

法國新戴高樂主義的興起和大西洋主義轉向，或同樣受國際體系權力分佈民主化或去西方化的驅動。柏林牆倒塌近30年以來，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受益於全球化浪潮和內部革新，在經濟上日益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全球經濟引擎作用進一步提升和彰顯，中國於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印度將於2019年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73]，兩國預計分別在2028年和2050年前後成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經濟體[74]。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的佔比相對下滑，世界的經濟、科技和創新重心逐步由西方向東方遷移。2008年法國《國防白皮書》指岀：“戰略重力中心逐步轉向亞洲……西方世界，實質即歐洲和美國，不再像1994時那樣，屬於戰略和經濟倡議的唯一持有者”[75]。與此等實力對比關係轉向相呼應，美國例外主義、法國例外主義和歐洲例外主義面臨日益嚴峻的外部和內部正當性挑戰。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到2010至2012年歐元危機，從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到2016年6月英國脫歐事件，直至2016年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循環攀升。西方經濟、政治、社會治理模式的普適性和普惠性，廣泛遭受質疑。按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大衛(Dominique David)的說法，"迄今為止具有政治和軍事決定地位的強權，即美國和歐洲，在25年的時間裡尤其證明了一點，即它們並沒有與它們的雄心相匹配的思想和手段”[76]。世界似乎正從冷戰結束後的單極世界，轉向一個“多極世界”或“無極世界”[77]，而全球化也日益被西方部分精英解讀為西方經濟、社會、政治危機的罪魁禍首。

與此相關，“中國威脅論”或其變體“中國崩潰論”輪番出現於西方媒體和智庫報告。冷戰期間開始的接觸中國政策，甚至被個別大國的鷹派精英階層“創造性”解讀為戰略失誤。事實上，早在2001年，中國就已經取代日本和德國，成為美國部分戰略家眼中最需要遏制的潛在地區霸權國[78]。作為全球霸權國，美國被認為一直積極奉行實力政治[79]，在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後數年即確立了反對歐亞大陸岀現任何地區霸權國的大戰略[80]。按米爾斯海默的判讀，就是“美國不會容忍一個平起平坐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81]。

在西方喪失對世界運行的壟斷權[82]、歐洲戰略地位下降、新興大國崛起但地位和前景尚不明確、而美國依然為唯一超級霸權國的背景下，就法國的全球利益和大國地位而言，接受美國霸權、追隨美國、否定和制衡新興國家，顯然是一個風險較小、成本較低、收益較大的佔優博弈策略。法國於2009年重返北約，可謂標誌著法國精英階層已經做出了這一戰略性抉擇。賴特福特列舉的促進法美修好的5大結構性因素[83]，其實都可以歸結為，法美大西洋主義精英階層對變動的國際環境作岀了既契合美國全球霸權訴求、又符合法國國家利益的趨同性戰略判斷，其中3項結構性因素尤具代表性。首先，諸如土耳其、巴西、伊朗、中國、俄羅斯等“中等強國”在關鍵地區的崛起，開始擠壓法國扮演戴高樂時代的不站隊國和美國替代選擇的戰略空間。其次，法國意識到，在一個全球化和競爭加劇的世界中,美國權力缺位和國際規範執行缺位,可能與美國單邊主義一樣威脅法國利益。最後，英國軍事能力和政治意志的日益喪失和英國脫歐，令倫敦在華盛頓的影響力下降，巴黎後來居上[84]。前駐美大使萊維特在2017年發表的演說，可能同樣精確地體現了法國精英階層的主流共識。他斷言：“今天——明天更是如此——法美關係依然是首要的。為什麼？因為，隨著修正主義強權的崛起，世界變得危險了，變得不穩定了：俄羅斯和中國在挑戰二戰結束後建立的以及柏林牆倒塌和蘇聯帝國崩潰後產生的世界秩序”。[85] 實際上，早在2008年，中國對歐洲企業的收購和投資即被視為威脅[86]，歐洲的態度只是在歐元危機爆發之後才出現了轉變。在奧朗德執政期間，法國加入了具有從經濟上遏制俄中等新興國家的地緣政治考量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談判。該協定與美國

在去西方化時代，除主動站隊外，法國等歐盟國家還可能被迫站隊。德國智庫學者魯道夫 (Peter Rudolf)在2018年5月不無擔憂地指出，在新的大國衝突時代，美國目前看來不是選擇尋求達成地緣政治諒解，而是選擇推進具有顯著衝突風險的權力競爭。一旦美國越來越奉行純粹服務於其世界霸權利益的政策，它可能會更強勁地要求盟國在美國與俄羅斯和中國的權力衝突中提供支持。魯道夫進一步指出，在與俄羅斯的衝突中，德國還可能通過北約施加影響。但是在中美霸權衝突中，德國雖然只是旁觀者，卻也可能遭受影響，何況美國可能會以美國耗費巨資保證東亞穩定、而歐洲分文不掏卻獲取巨利為由，期待歐洲盟友做好滿足美國安全需求的準備[91]。事實上，前已提及的查塔姆研究所報告，相當明確地作岀了歐洲盟友會被要求在亞太地區衝突中站隊的表述。即：“雖然美國數十年來一直是全球強國，但互聯性以及相應的‘虛擬’或非物理毗鄰性的增加可能意味著，歐洲的利益會被無可避免地捲入全球事件。例如，歐洲對參與任何在亞太地區展開的衝突的不情願性，將被歐洲對來自該地區的商品和能源的自由流通的依賴性所克服。”[92]在國際權力格局去西方化時代，即便特朗普當政，即便美國被認為在放棄世界警察角色和“自由世界”領導權，“搭便車者”法國及其決策精英層，可能仍會深刻認同賴特福特不乏自我證成色彩的西方中心判定，即：“一個多極世界(中國的崛起、預算限制、對歐盟未來的疑問等)使得以法美關係為中心的討論，變得越來越不具相關性。新的地緣政治現實，已推動美國和法國為了共同的一致利益，進行更大程度的務實合作。被迫應對當下真實的、艱難的決定的法國決策人士發現，與西方陣營站隊，益處更多。”[93]換言之，在一個西方例外主義被除魅、美國同樣需要盟友[94]的變遷時代，奉行站隊主義，無論主動或被動，可能已經被內化為最符合法國國家利益計算的佔優博弈策略。一個對美站隊主義或變相“再美國化”的長週期，似乎正在巴黎上空徜徉。

結語

法美關係是美國最古老的雙邊盟友關係。這一關係始終以國家利益及其最大化為導向。就法國第五共和國而言，以雙邊關係因伊拉克戰爭而出現最嚴峻危機的2003年為分割點，法美關係可被劃分為一個以“修正主義國”身份挑戰美國霸權、不站隊主義為佔優策略、歷時約50年的經典戴高樂主義階段。以及一個以“守成主義國”身份配合美國霸權、站隊主義為佔優策略、迄今歷時10多年的新戴高樂主義階段。2003年在聯合國與美國悲壯對抗之後，法國精英階層陷入激烈論辯和自我懷疑，在二戰結束之後出生的新生代法國政治家開始執政，重新界定國家利益和身份認同，日益對美站隊，同時日益否定和制衡中俄等新興大國，法美關係岀現了顯著的具有長週期性質的大西洋主義轉向。新戴高樂主義崛起，而馬克龍不啻為這一轉向的推動者。法國、歐盟對美戰略性依賴的深化以及國際權力分佈的民主化，驅動著法國從美國的“不站隊者”到美國的“站隊者”的嬗變。另一方面，終極而言，新戴高樂主義的內涵、外延、演進及影響，既是法美精英階層自主決定的，也是被他者共決的。此等“他者”，既包括西方體系內的歐洲和亞洲夥伴國，也包括西方體系外國家，尤其是中俄等新興國家，以及每個相關國的精英和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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