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9》發佈。
面對榜單，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駱大進直言“又愛又恨”。高興的是，這份由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小組撰寫的年度研究報告，為地方政府瞭解本地區創新能力提供了參考；尷尬的是，有著創新高地和開放範本美譽的上海，近幾年一直在“老四”的位置上“徘徊不前”。
《報告》究竟洩露了哪些“秘密”，又發現了什麼問題？經濟日報記者就此採訪了《報告》課題組有關專家。
廣東實現“三連冠”
根據《報告》，2019年廣東區域創新能力排名第1，連續三年居全國首位，北京、江蘇分列第2和第3位，進入前10位的地區還有上海、浙江、山東、重慶、湖北、天津和安徽。
“從前10位地區看，2015—2019年廣東創新能力提升步伐明顯快於其他9個省市，領先優勢持續擴大，江蘇、天津兩地提升速度有所放緩，重慶進步明顯，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區創新能力提升步伐基本持平。”《報告》課題組組長、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創新
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分析。廣東省創新能力突出，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其對創新的高度重視與投入。《報告》顯示，2017年廣東省政府研發投入增長超過28.8%；每億元研發經費內部支出產生的發明專利申請數和發明專利授權數分別增長89.9%和47.7%。
一系列數據表明，廣東省在基礎研究、創新載體建設、專利產出等方面不斷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了較為完善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不僅是廣東，《報告》認為總體上看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了多個創新集聚區：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創新集聚區、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創新集聚區、以廣東為中心的珠三角創新集聚區，以成都、重慶、武漢、西安為中心的區域性創新集聚區。
“一般來講，創新能力領先的地區普遍具有相對落後地區所不具備的創新要素。”柳卸林舉例說，比如北京擁有大量大科研機構和高校，具備較強的知識創造能力；上海外資經濟發達，知識獲取水平高；長三角城市群發展基礎好，具備強大的製造能力和完善的產業體系；珠三角電子信息產業基礎雄厚，產業鏈齊全，產業技術創新能力強；成渝經濟帶國防科技工業、裝備製造業發達，有最密集的人口和活躍的用戶群體，上述地區構建了各具特色的區域創新體系。
“不過，創新集聚區內不同省市間的差距較大，一體化水平普遍不高，未來需要進一步加強科技基礎設施、創新要素、政策環境等方面的優勢互補。”柳卸林提醒。
南北差距在拉大
2019中國區域創新能力排名揭曉，“幾家歡喜幾家愁”。
根據《報告》，2019年排名上升的地區有7個，其中江西和寧夏均上升了4位，排名提升幅度明顯；山西上升了3位，轉型動力強勁；貴州創新能力穩步提高，排名上升2位。
排名下降的地區有9個，包括湖南、河北、廣西、青海、天津、海南、遼寧、吉林和新疆。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北三省，遼寧、吉林排名均下降，轉型發展壓力依然較大。以遼寧為例，2019年遼寧省創新能力排名全國第19位，相比2018年下降2位。
“遼寧省是東北地區經濟體量最大的省份，也是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擁有較好的產業發展基礎、交通基礎設施及優良的地理優勢。”課題組成員、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副研究員高太山告訴記者，近年來遼寧創新能力下滑與本地經濟衰退、國有經濟佔比偏高、人才流失等有一定關係。
在東北地區經濟下滑的大環境下，遼寧的發展還要經歷一段“陣痛期”，在產業結構、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等方面，遼寧還需破除一系列體制機制障礙，創新驅動發展任重道遠。
即便是躋身“前十”的山東省，其面臨的挑戰亦不容忽視。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企業500強榜單中，山東省入圍企業53家，其中大多數為國有能源、重工業企業。
“總體看，山東經濟發展基礎較好，企業創新能力強，但近幾年放緩趨勢明顯，轉型壓力不斷加大。”《報告》指出，隨著老齡化及人口流失的不斷加劇，山東創新驅動發展亟待解決勞動力不足、領軍人才及創新型人才匱乏的問題，如何打造更好的創新創業環境，留住並吸引更多人才，這是山東轉型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從全國範圍看，《報告》認為東西地區的創新差距在縮小，但南北地區的差距在拉大。
具體來說，廣東、江蘇、浙江等東部沿海省份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依然是創新能力領先地區；重慶、陝西、四川、貴州等西部地區追趕勢頭迅猛，創新步伐在不斷加快，東西地區的差距在縮小。但南方地區創新能力提升步伐快於北方地區，在排名前20位地區中，南方地區佔13席。
“整體上，創新水平的‘兩極化’差距導致協同創新難度仍然較大，通過區域協同創新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面臨巨大挑戰。”高太山表示。
企業創新投入待加強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課題組發現，一個地區的研發投入水平與創新能力密切相關，二者之間雖然並非是完全線性增長的關係，但事實證明，研發投入總量及來源結構是影響一個地區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政府研發活動經費投入總量為3487.44億元，其中，北京、上海、四川、廣東和陝西5個地區的經費投入總和約佔全國投入總量的56.5%，領先優勢明顯；
2017年全國企業研發經費投入達到12013億元，其中，廣東企業研發經費投入達1865億元，佔全國的15.52%，江蘇緊隨其後，佔全國比重的15.27%。
“不同的研發投入結構，體現了創新驅動來源的差異性。”柳卸林注意到一個現象：2017年，北京市、陝西省、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區4個地區政府研發投入超過企業，其餘27個地區企業研發投入明顯高於政府。
具體來看，北京市和陝西省聚集了較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區則是由於企業投入過少。這說明了什麼？“北京市、陝西省更多的是科學驅動型或興趣驅動型創新；江蘇省、廣東省則更多的是技術驅動型或市場驅動型創新。”柳卸林解釋。
他說，研發投入結構要和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特徵和資源稟賦優勢相適應。總體而言，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結構符合創新發展規律和國際趨勢。尤其是來自政府的資金，大多用於有較大外部性的基礎研發活動，而非直接用於企業的競爭性產品開發。
但今後政策導向應是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尤其是對一些基礎研究的重視，這對核心技術突破至關重要，也是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政策議題。
與此同時柳卸林發現：檢索高校、企業、研究機構的合作專利，申請量總體來看緩慢增加，但近幾年有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國家對加強創新做出的努力，並沒有轉化成更多的產學研合作。
為此，他有些擔憂，“如果國內的這一趨勢得不到根本扭轉，將不利於國家創新體系效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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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經點科學工作室
記者：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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