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曾說，暗戀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愛情。

暗戀雖美，但其中的苦澀，或許只有那些真正體驗過「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劇中人」，才能體會到徘徊在表白與隱藏邊界上的痛苦掙扎感。

關於暗戀的文學作品，很多作家都寫過。比如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修軟墊椅的女人》、八月長安《最好的我們》、菲茨傑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加西亞《霍亂時期的愛情》等等。

但其中悲情色彩最濃烈的，應屬奧地利作家茨維格的中篇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小說講述的是，13歲的少女喜歡上鄰居家的男作家，他們有過幾次短暫的目光觸碰，但作家是個健忘的多情種，他有無數個情婦。多年後，在一次三天的共度良宵之後，女人懷孕並偷偷生下了孩子，直到流感蔓延，孩子死了，她身患重病，才通過寫信的形式，把自己暗戀的心路歷程告訴了他。

這封信佔據了整個小說的大部分篇幅。文章採用第一人稱“我”的敘述形式，讓讀者直接感觸女主細膩、情感充沛的心理活動，語言真情流露、悽婉動人。

01 渴望被認出的背後，是自我意識的缺失

兩人初識的那一年，女主13歲，作家25歲。女主一眼就愛上這個陽光熱情、身材高挑、英俊瀟灑的青年才俊。

因為跟周圍那些兇狠醜惡、嫌貧愛富又有家暴的鄰居相比，這一個長相出眾、溫文爾雅、又有才華的年輕人，就如同一道萬丈光芒，瞬間照亮了她的生活。

更何況，女主的家庭破落不堪，父親很早去世，母親性格憂鬱且沒有什麼收入，這些讓她嚴重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早早地對周圍的世界產生了敏感和懷疑。

男作家的出現，讓她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而青春期的少女，生殖系統等各項機能逐漸發育成熟，對異性開始產生懵懂純真的追求。

親密關係專家莎倫·布蕾姆說：

一種強烈而普遍地想要建立親密關係的慾望，是人的本性之一。

種種原因，都讓女主無可自拔地愛上了作家，她開始渴望和作家構建親密關係，並試圖從親密關係中獲得歸屬感。

從這天開始，在我13歲的狹小的世界裡，我只對你感興趣，別的東西我完全不在意。我的眼裡只容得下你和你的生活。

作家彷彿就是拯救她於水火之中的良藥。

後來他們有過多次見面，作家不知道眼前這個女孩就是以前的鄰居，但女主心裡萬分焦急，渴望對方能認出自己。

與其說她是渴望對方認出自己的身份，倒不如說是在尋找自我意識。

她不是在渴求對方認出她這個老鄰居，而是在渴求對方對她存在感的肯定。

用柴刀剃掉血和肉，這就是一個失去了自我的人，想要通過別人重新定義她的自我、幫她找回自我的「尋物啟事」。

02 兩人對比：愛情的唯一性與多樣性

在整篇小說中，貫穿始終的是女性心裡對男作家的愛情唯一性。

不管女主是青春期未成年也好，還是為作家生下孩子後生活拮据，靠著做零工甚至賣身當情婦，以給孩子更好的生活也罷，她的心裡始終只有作家一人。

為此，她還拒絕了多個富豪的求婚。

女主對作家矢志不渝的愛，是這部小說最讓人感動的地方。

可在現在的心理學看來，這正是小說最廉價的地方。

那些世俗所謂的矢志不渝的愛情、對一個人的日思夜想、傾其一生為一個人付出所有等看似高尚的情操，它存在的價值沒有那麼大。

因為親密關係中，最重要的不是這個人是誰，而是他能為我們提供什麼，能否滿足我們的需要。

親密關係的對象不具有唯一性。它的替代性非常強。

所以在作家看來，女主並不重要。

作家還有另外的無數個情人，跟女主在他心裡的位置一樣，他們只有肉體上的交易關係，並沒有法律上的婚姻契約關係。因此他很快就忘記了這個女人。

作家的愛情是多樣性的，女主的愛情具有唯一性，他們的愛情觀判若雲泥，這根本就是兩個世界的人。即使他們有機會能夠長期朝夕相處，也無法幸福地生活下去。

思想觀念上的巨大差異，讓這段關係註定淪為悲劇。

03 活在虛幻的嚮往中，女主被自己騙得團團轉

不少平臺上的相關論壇都曾經討論過，為什麼女主可以堅持這麼長的時間執迷不悟呢？這明明就是一個虛假的情感寄託，她真的有那麼愛這個作家嗎？

積極心理學提倡，在困境中，我們要不斷地給自己創造正面的想象或暗示。經過很多實驗表明，給自己正面的自我激勵，對於客服困難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比如，在參加一個重大比賽前，如果想象自己比賽成功後的歡呼、拿到獎盃的興奮，就可以調動你的積極情緒，提升臨場發揮的表現，你獲勝的可能性更高。

這是一種類似安慰劑的效用。

而對於生活在貧困中的女主來說，光鮮體面、英俊瀟灑的男作家就是她的安慰劑。男作家支撐了樂觀地活下來，支撐了她的學習成績從倒數到班上第一名，她還努力學鋼琴，因為這位作家是個愛藝術的人。

這是幻想帶給她的正面影響。

積極心理學證實了美好幻想的正面作用，這種美好的幻想會引發一連串的神經衝動，但大腦無法分辨這種畫面的真假，大腦誤以為這是真實發生的，從而促進機體分泌更多多巴胺，產生愉悅感。

女主在日復一日的幻想中，對這種愉悅感上了癮，早已把對方當成了心裡的依靠。

這種幻想一旦上了癮就很難收手，因為想象一個美好的形象，比靠近他、和他面對面交談更容易，時間一長，女主被自己的想象力給騙得團團轉。

作家簡奧斯丁就曾經勸誡那些嚮往愛情的女性：

“我們決不能指望一個生龍活虎的青年會始終小心周到，我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虛榮心，而被弄沒了心竅，女人們往往會把愛情這種東西，幻想得太不切實際。”

04 新時代的女性早已今非昔比

再後來，女主的母親嫁了一個有錢人，繼父願意出錢資助她的學業和事業，但女主拒絕了，她為了偷偷照顧自己和作家的的孩子，寧願成為社會底層的工人和服務員，甚至降低身價，成為有錢人的情婦。

在這部小說創作的背景看來，作者就是在諷刺那個年代，社會對女性的一種扭曲的性別觀念：貶低自立自強的單身女性，推崇甘願犧牲的母親模式。

這本書是在一戰結束後的背景下面世的，而距離今天，已經過去了近100年。

1922年之後，歐美各國興起多起女權運動，各國相繼賦予了女性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已成為每位成年女性普遍具有的權利。

有了社會地位的提高，有了經濟基礎的支撐，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愛情越來越趨近於平等，雙方的責任和義務也趨近於平衡。

時代在進步、人類在發展，我們不會重蹈覆轍。

對於21世紀現在的我們來說，即使原生家庭不幸如女主，也不會輕易陷入愛情的漩渦中無法自拔，這正是進化心理學發揮作用的好處。

在這10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愛情文學的方向也發生了細微的轉變。

生活在20世紀20年代的魯迅創作了《傷逝》，提出女性出走後的問題；

然後，由20世紀80年代的亦舒創作《我的前半生》，補充了女性出走後、又能精彩迴歸的結局；

最後，2017年電視劇《我的前半生》成功上映，把發生在一線城市上海的一段婚姻破裂、女性完美蛻變的故事，展現在十幾億中國人面前。

女性不再唯男人馬首是瞻，不再為愛情赴湯蹈火、孤注一擲。她們也可以從事業中結交更多夥伴，發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獲得自我認同。

這正是時代進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