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第35期，原文標題《從不知抑鬱是何物，到與之相處》，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除了編劇和製片人，彭姍還有多重身份，既曾是因抑鬱症自殺的演員尚於博最親近的人之一，之後其又一度身陷抑鬱；她處在影視行業核心，又密切關注著演藝界的抑鬱症，志願做預防推廣，並應對求助者。聽她來講述所經歷的危機。

編劇、製片人彭姍

記者/駁靜

口述/彭姍

即便你什麼都有

2009年夏天，我在北京宋莊第一次見到了尚於博。在那不久前，我出了一場嚴重車禍，需要在輪椅上度過相當長一段時間，所以當時的我以為這是我的“人生最低谷”。但我不願就此全面休息，仍在宋莊的慄憲庭電影學校講“電影製片管理”的相關課程，尚於博正是前去聽課的學生。

很快，我就發現這位嶄露頭角的年輕演員跟他身上的“富二代”標籤並不一致，他彬彬有禮、待人禮貌周全，甚至逐漸承擔了我上下樓梯出入車的工作，每次去上課，都是他忙前忙後。他很低調，平常穿個棉布襯衫，騎個自行車上下學。因為沒有經濟壓力，他並不急功近利追求出名和賺錢，所以那會兒我常挺驕傲地跟人說他“壓力來自更高的精神追求”。

成為朋友後，他慢慢地把他抑鬱症的情況透露給了我。看著一個特陽光的男孩兒說話，太難相信，而且我當時並不知道，把這樣一個消息倒出去，有股微妙的難處，好比新科大夫頭一回向病人家屬宣佈死訊，你不知道對方會是什麼反應對不對？而且“我得了抑鬱症”這句由當事人一說出口，就失去了嚴肅性，甚至有種失衡的喜感。後來試圖告訴我老公同樣一句話時，醞釀多次，就是這種滋味。

但他還是勇敢地告訴了我，我也就不明不白地聽了進去。

2009年秋天，我決定承擔起尚於博經紀人的角色。最開始嘗試幫他做一些宣傳，後來發現這份工作的吸引力越來越大。我本職是編劇和監製，有自己的電影夢，但我希望那麼優秀的他能讓更多的人看到。到那個時候，他會有更好的平臺。

到了2011年夏天，我打算結婚並搬去香港，當時的尚於博處在一個特別好的上升期，他最後的那段時間，同時有4部很好的戲在找他，我作為經紀人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他簽好了新的公司、新的經紀人。所以從專業的角度，我交付得很放心嘛。但從朋友的角度，的確很難割捨。

回香港前，我要回趟老家，四川自貢，然後跟一幫朋友去青海湖自駕遊。最後一次離開北京，尚於博送我去機場，半個多小時的車程他開了足足三個小時，不停地拐進死衚衕、沒有出路的田野裡。

可我不瞭解抑鬱會反覆，我只覺得不對勁，卻很難想象他真的處於那麼艱難的階段了。

在這趟車上，尚於博告訴我，數天前的一個派對他沒來接我。實際上，他去了，但到了我家附近就“鬼使神差地拐去了另一個小區”，最後上了樓，電梯按了22層，是頂層。他走出電梯，在頂樓又徘徊一陣，他說他能聽到樓下有人在說話，有人在生活。突然間又好像清醒了過來，一發狠，離開了樓頂。

在這個節點聽到這件事，我隱隱覺得不放心，可在那種時刻，內心忐忑的力量很少可以阻止人們去按計劃進行，我也不例外。我最終還是上了飛機。我告訴他，他錄完北京的節目，可以來青海湖跟我們匯合。

就這樣我們一行人到了青海湖。旅途中，我們停下來在一處懸崖看風景。他突然說：“如果我跳下去了，你會怎麼樣？”我愣了一下，“如果你在我面前跳下去，那我該怎麼活？”

他震驚了。好像並不知道一個人結束自己生命，會對親人和朋友造成多大影響。耳邊風呼呼而過，目光所及，是天涯海角和歲月靜好。但我心裡卻非常不安，我抓住那個機會，告訴他，既然人生中有這麼好的朋友，就算為了親友，也要好好活著。最重要的是，即便在這個世界上一無所有，也要記得對方是自己的支持者，任何時候，只要需要，要求助，絕不要認為自己會是對方的牽累。

這算是我們倆的一個約定。後來我想，我沒有真正說明白的是，儘管來麻煩我，儘管給我打電話，儘管，儘管——他後來的確給我打了，當他最後一次徘徊在樓頂的時候。

仍然是在同一趟旅行裡，有一天他在溫泉裡，突然跳起來，說“我好了，我好了”，他臉上那種欣喜和歡愉，真是叫人難忘。

劇情就這樣反反覆覆，他的情緒忽好忽壞，直到那個時候，我還是沒有明白抑鬱症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像大多數人對抑鬱症有的誤解一樣——要麼，是他什麼都有，有什麼可抑鬱的？要麼就是，即便不開心，有再嚴重的情緒障礙，找過心理醫生，就可以解決了呀。

心理醫生真的不是萬能的。

尚於博出演的電影《野草莓》劇照

最後一個電話

我們一行人結束青海湖旅行，在成都告別，我見尚於博最後一面就在那兒。

他盤算著說：“反正你也不是馬上去香港，我回北京錄完節目，想再來成都找你們。”這樣聽下來，我就很放心。但到了北京，他每天給我打很多很多電話，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已經是最後幾天的生死節點。我有時候看看其他演員，再看看尚於博，時常就想，他的事業起色非常大，這不就是一個演員的夢想嗎，而他就在實現的路上，他到底在不開心什麼呢？行走無人區，去徒步，去健身，寫日記，後來想想，這些全是他跟這不開心做的搏鬥。

他最後一次走上樓頂的前兩天晚上，發短信問我：“你去找活佛了嗎？我六神無主，感到心慌意亂。”這是一個不那麼合理的要求，大家前幾天尋找活佛未遂，尚於博覺得遺憾，就拜託我去幫他見活佛一面。雖然我當時心裡想的是“活佛這事兒你還當真了”，第二天我還是努了努力，拄著柺杖，一早6點就坐上去藏區的長途車，還真的見到了活佛。

第三天上午，尚於博給我打來電話，這個電話先後持續了40多分鐘，中間還斷掉一次。我告訴他活佛都說了什麼，他話鋒一轉，說：“你看，這次你又出門，應該花了不少錢，身上會不會不夠用了？我去銀行給你轉一點吧！”我當然說不用，我還跟他開玩笑，一筆一筆給他算都花了多少，最後總結說，也沒多少嘛，哪用特地轉錢。

他不依不饒，繼續說：“但既然活佛說要你再去見他一次，那買點禮物去吧，表示感謝。買禮物得花錢，我還是把錢給你。”

我終於成功說服了他不需特地去銀行。

上午在藏區，我按掉好多電話，不同的朋友打來。我想，他們大概知道我在活佛這裡，都想我幫他們算命呢。從藏區出來，我翻了翻長長的未接來電，心想還是先給尚於博回一個，給他講講今天的情況。

打過去，是別人接的，電話那頭響起哽咽的聲音叫我一聲“姍姍”的時候，我心裡咯噔一下，只覺大事不好。但我捏緊電話，還是得往下問。

“怎麼不是尚於博接電話？”

“他接不了了。”

“是現在接不了了，還是，永遠接不了了？”

“是永遠接不了了。”

已故演員喬任梁

要給Ta很多很多愛

後來我自己也陷入了與抑鬱抵抗的漫長路途。

一個至親好友因為抑鬱症自殺，對周圍人的打擊是致命的。尤其是，我們會做無數假設，我自己做過的最可怕的假設就是：如果我當時聽出來，他說的去銀行給我打錢完全就是一個求救信號，他就不會死了。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有這樣一個巨大的假設擺在我面前，就像房間裡的大象，沒有任何辦法不去看它。

我處理完後事就逃回了香港。幾乎沒有接受任何媒體採訪，那時候大家都覺得我不可理喻，因為那時經營尚於博，媒體給我們很多支持，宣傳上能給多少資源大家都幫忙，可是現在出了這麼大的事，我卻不理會大家追求真相的好奇心。他們都說，“姍姍，你即便不接受採訪，也給句話”。

尚於博和我自己的朋友也在等我給句話。這不是句隨便的話，大家都想知道尚於博的死因。可死因已經明白給出了呀，但彷彿都無視了“因為抑鬱症自殺”這幾個字，好像這不是個正當的死因。

我開始大量學習抑鬱症知識，看各種書，因為我想給大家“那句話”，我得能解釋得了“為什麼抑鬱症會讓人自殺”這個問題。尚於博的媽媽毛愛珍阿姨也試圖搞明白抑鬱症是什麼，事發後，她就飛去哈佛大學找心理學教授。後來她做了“尚善基金會”，推廣抑鬱症預防。

可在這巨大的心理創傷下，我還是不可避免地陷入進去，一度也被醫生診斷為“抑鬱症”，幸運的是最後我從這件事中“活”了回來。曾在網上搜索“自殺”，進到一個臺灣網站，跳出來一個滾屏，上面那段話我至今記得：首先我要讓你知道，我是不願意你死的，而且如果你現在就在我身邊，我會毫不猶豫地把你抱入懷裡。

太溫暖了對不對。知乎裡輸入“自殺”，也會跳出來一個溫馨提示，告訴你24小時免費心理危機諮詢熱線，用我一個病友Bobbi的話說，就是“覺得冰冷的機器都在關心你”，這種感覺太溫暖了。

有一次我和老公在商場。我就自己一個人繞著商場走，完全沒辦法分辨方向，痛不可言。我就跟毛阿姨打電話，她跟我說：“姍姍，你一定要跟你老公講你的狀況。”我想，天吶，我老公根本不可能理解的。最後我鼓起勇氣跟他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其實我現在身陷抑鬱，痛不欲生。”聽著很假對不對，我就說這話是很難出口的。當然他的第一反應是，好好兒的，怎麼會這樣呢，生活不是挺好的嗎？但他因為我天天在那兒傳播抑鬱症相關知識，立刻告訴我：“不管是什麼原因，我都愛你，陪著你。”然後就把我當個樹袋熊一樣拎在懷裡帶回家了。

後來我是知道，我這只是抑鬱情緒，離真正的抑鬱還有一段距離。每當我抑鬱情緒上來了，周圍所有人都會來疼我愛我，哭一天，無理取鬧，都沒關係。好比一瞬間，大家都用最大的寬容來對待你的情緒，擱平常，就會有人說你矯情了對不對。這就是最好的治癒，我才一天天從創傷裡走出來。

我也擔心自己會因此成為對方的負擔。平常每個人都有面具要裝堅強嘛，沒想到當我暴露出我的脆弱，反而建立了信任，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人際關係嘛。當別人給我很多愛，我“好”起來了，又活蹦亂跳了，別人會看到什麼？生命力啊。這對大家是種積極回應——多好啊，這種生命力，都是有希望的。

這種更深的聯結，讓暴露脆弱一點都不可怕。

武裝自己，幫助別人

最近幾年逐漸地，由於尚於博的事，也由於我在公共場合談論抑鬱症，做抑鬱預防推廣的志願工作，我周圍的演員、導演、編劇朋友們開始來向我求助。有時候甚至只是點頭之交，也會把不能向外界透露的內心世界告訴給我。我考取了二級心理諮詢師，又曾是經紀人，大概是這樣的原因吧，他們信任我會保守秘密。而且我也深知自己不是專業的心理醫生，只不過我現在可以評估一個人的狀態。至少，我會告訴他：我理解你、支持你，也會陪伴你。其次就要判斷他是抑鬱情緒還是可能有抑鬱症。

當一個人向我求助時，我不能再看不見。

我的微博和微信，有時候就是個救助平臺。喬任梁去世後，關於他自殺原因的揣測謠言紛飛，關愛他的“粉絲”們也因此經歷了一場不小的波動。我收到一條求助信息，說“粉絲會”裡有一位姑娘有自殺傾向，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就告訴他們一步步應當做些什麼，最後大家接力，最終這個女孩兒平安回到家中，情緒也平穩了。

還有Bobbi這位“90後”電影編劇。就在《三聯生活週刊》記者駁靜第一次來採訪我的當天凌晨5點，她發信息給我說她又有自殺傾向，想跟我聊聊。我不想拖延這次見面，就讓她跟駁靜同一時間來，記者也聽了Bobbi的故事。來了後，她跟我們聊了一整段她前一陣去太湖跳傘七次的心路歷程。

“其中有一跳，我大腦一片空白。教練給我開傘手勢，我以為他讓我轉彎，我就想說，你抓著我也轉不了彎啊，就沒搭理他。啪，他拍了我腦袋一下，我瞟了他一眼，心說，你為毛打我呀。後來是我自己看了眼高度表，發現比預定開傘高度已經低了1000多英尺。然後我慢慢悠悠地，給教練個手勢，表示要開傘。這一跳我安全著陸。後來教練說，下回我再這樣一次，他不會跟我跳了，因為他在我上面，必須我開完他才能開，如果我有問題，他也沒命回來。

“後來另一個教練跟我說，有些人學不會跳傘，是因為動作不好。但我的動作特別好，因為在天上，恰恰放鬆，動作才會是好的。而我的問題就是太放鬆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幾個不怕死的，但這種情況，是教練最害怕的。

“但每次跳完，爽了，我都想，OK，我是死過一次的人了，這次我要為自己活。這招真的挺好使的，跳傘時，腎上腺素和多巴胺飆得特別高。”

Bobbi這算是給自己找到了一條抵抗和疏解的辦法，而且她對自己的情緒有很敏感的覺察力，所以就好很多。還有一位男演員，前段時間因為一部戲非常紅。他電話打來時，情緒低落，我一聽，他都三個月沒好好睡覺了。我就跟他講，要馬上告訴家人，為什麼呢，因為如果只是勸他看醫生，電話掛了他什麼都不做怎麼辦。所以一定要有家人陪著，看精神科、看心理醫生，督促休息，少安排工作。後來過一陣他再打來，說“謝謝你彭姍姐，現在我好了”。這個時候，我又要告訴他，要小心，抑鬱是會反覆的。要記住上次是怎麼鬧出來的，又發了很多抑鬱普及類知識給他家人。

劇組拍戲的問題就是太累，而演員又需要時刻亢奮貼近角色，調動“喜怒悲憂恐驚”這已經是超越常人的疲憊了。其次，名利場啊，得失很明顯，昨天還跟你吃飯的人，今天因為一部戲火了。機遇多，不知道如何選擇，就特容易患得患失，不知方向在哪裡。一切未知，壓力統統來對未知的恐懼。

還有一位知名媒體人和製片人，三十出頭，長得很清秀。她失戀，失去動力，不想活，每天就躺在床上。後來她就真的去看了一個心理諮詢師醫生，還真說她是抑鬱症。我就跟她說，你不用診斷，你不是抑鬱症。而且心理諮詢師沒有診斷資格。你愛得那麼轟轟烈烈，失戀了還能活蹦亂跳？才怪嘞，你就應該躺在家裡哭嘛。後來她再去看精神科醫生，只說是抑鬱，不是抑鬱症。從失戀的創傷裡走出來了，情緒也好了，又有了動力。

這是另一個問題了，很多人都有一個誤區，以為心理諮詢師可以診斷。不是的，心理諮詢師可以做評估，真正的抑鬱症診斷，需要精神科醫生去做。而且抑鬱情緒和抑鬱症，也要區分開來。“抑鬱症”這個標籤，有時還真會成為一種自我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