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芝/文
孫英剛與何平兩位先生所著的《犍陀羅文明史》本應命名為《犍陀羅佛教史》才對，這本五百頁的大部頭非常詳盡的介紹了佛教傳入犍陀羅地區後的興旺與變革，並配有大量採自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圖片以增進讀者理解。如果你對這一歷史毫無瞭解卻又橫生興趣，那麼本書想來是能提供很大幫助的。
與印度原生佛教相比，犍陀羅佛教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轉變，大乘佛教興起，佛陀從主張無神論的人間導師，變成了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在世神祇。隨著佛陀被神化，塑造神化佛陀的姿容，也就順理成章，原本認為任何姿容和樣式的形象，都不足以描述超越輪迴獲得最終解脫的佛陀的教義，被逐漸忘記與更替。
與此同時，佛經書寫被鼓勵，使大量口耳相傳，此前“不立文字”的經典書面化。這推動了犍陀羅語的繁榮與發展，犍陀羅語成為佛教早期經典的重要書寫語言，用作者的話講，我們甚至可以說佛經的原典是犍陀羅語而不是梵文。而東亞的佛經，最早就是從犍陀羅語翻譯過來的。魏晉南北朝時中國朝聖的僧侶，也多是到了犍陀羅便調頭往返，不再南下印度。
時間線大體如下：亞歷山大帝國崩潰以後，在巴克特里亞，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大部分地區、塔吉克斯坦的中南部以及阿姆河中游的部分地區，繼業者們建立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並在歷代君主努力下，擴張到印度西北部，將犍陀羅地區納入治下，繼而直面從印度傳來的佛教。
與印度列國的國君相比，希臘裔君主更有動力推廣佛教，因為這些外來者一方面只佔據人口的少數，孤懸海外，勢單力薄，被潮水般湧來的本地文化包圍，尤其在通往母國的道路被遊牧民族絕斷以後。
另一方面，他們在傳統婆羅門教構建的種姓制度裡找不到位置，甚至比首陀羅還要低等。而依靠提倡眾生平等，打破種姓制度的佛教，希臘裔君主就能解構舊秩序，建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是以，希臘裔君主們將法輪、佛陀名號印在錢幣上，自稱轉輪王——後者在佛教的世界觀裡相當於俗界的最高帝王，與靈界的導師佛陀互相對應——試圖利用佛教的影響力為自己贏得支持。
不過除了政治上的考量外，由於佛教思想與希臘哲學存在某些共通點，比如其主張的萬事無常、輪迴顛倒、永恆寂靜與伊壁鳩魯、赫拉克利特等人的觀點不乏相似處，也使得希臘人與佛教產生了共鳴。
反過來，在希臘化王國傳播的佛教也吸收容納希臘哲學，確立唯智主義原則、破析與和合的思維方法，以及“無我”和“業報”的根本觀念，呈現出希臘化的面貌，在此地寫就的佛經與印度原產地相比充滿了希臘哲學的思辨。
希臘眾神也被吸納進佛教世界，一如婆羅門的神祇改頭換面成為佛陀的向道者。最經典莫過於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因為傳說中殺死了許多威脅人類的怪獸，在希臘人的政治語言裡被視為民眾的保護者與王權的象徵。由於護持王權和護持佛法有某種共通點，正如佛陀傳法被稱為轉法輪，模擬的也是轉輪王以輪寶征服天下的意涵，於是赫拉克勒斯被佛教藝術吸收，成為緊隨佛陀寸步不離的護法神。
在佛教裡，祂的名字變成了執金剛神，又名金剛力士。一手緊握大棒說服敵人，一手執拂塵驅趕蚊蟲的金剛力士，與巡遊世界向世人說法的佛陀這一組合在犍陀羅地區很有人氣。人們在當地發掘和出土了大批有兩者形象的文物。不過在東土，可能是因為與希臘文明沒什麼接觸的緣故，金剛力士並不怎麼吃香。隋唐年間往往只在陪葬的武士陶俑中有類似赫拉克勒斯的形象。直到當代史學的進步，才發現這一形象背後錯綜複雜的歷史流變。
總而言之，在希臘王國時期，犍陀羅佛教就呈現出不同文明融合的跡象。雖然到了公元前2世紀至1世紀中期，從粟特地區到印度河，所有的希臘人政權被北部遊牧民族徹底掃蕩，但繼之而起的貴霜帝國並沒有阻礙這一進程，相反定都犍陀羅的貴霜人反而促進了亞洲中部不同文明的混融交織。
犍陀羅原本就是印度人的王國，又先後經歷了波斯、塞種、希臘的征服，導致人口結構極為複雜。再加上貴霜這個統治著中亞與印度大片地區的帝國，從1到4世紀保持國境內絲綢之路的東西貫通，文化交流極為頻繁，使得伊朗、草原、希臘、印度等不同文明在此碰撞融合，犍陀羅佛教成分之多元，可能只有同時期的羅馬基督教方能與之媲美。
在貴霜君主的支持下，犍陀羅的佛教極為昌盛，成為當時的世界佛教中心，從首都到邊疆都能聽到寺廟的鐘聲，反倒是印度本土只剩下寥寥無幾的佛教據點。儘管早在阿育王時期，就有大量的傳教士被委派朝四方傳播佛教，但佛教主宰亞洲中部和東部，還是要歸功於貴霜帝國的努力。後者是2世紀以後佛教在中國崛起、傳播真正的推動力。
因為幾百年來貴霜帝國一直是絲綢之路的貿易中心，依靠壟斷中國與外界的貿易，從中獲得鉅額暴利。在解決了物質需求以後，貴霜人渴望獲得精神上的安寧，於是將大筆資金投入宗教，刺激了佛教信仰的傳播和文化藝術的繁榮。
同時寺廟體系也是商路的重要一環，市民與商旅為寺院佈施，而寺院為商人提供補給乃至金融服務——因為怕菩薩發怒，信徒們不敢拖欠，因此寺廟經營金融業有天然優勢。中國最早的民間金融服務，就是僧侶們從貴霜佛教傳來的。於是以寺廟為節點，在絲路上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金錢與人員在這個網絡當中自由流通往來，穆斯林征服中亞以後，接收了這一套體系，良好運轉到近代。
濃郁的商業色彩，也使得犍陀羅佛教與印度原生佛教相比要顯得更為世俗化。由於在貴霜帝國，佛教徒是統治階級，過著富裕又稱心如意的日子。因此他們的信仰趨於實用主義，對他們來說如何保持來世的快意是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以大乘佛教傳教的重心，從告別一切苦厄，從無限輪迴中消亡的涅槃，轉向美好的極樂世界。
但這種對人世最徹底的解構與虛無主義很明顯並不能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可與共鳴，智者的哲思只有在被弟子不斷扭曲、變形與改造，徹底的庸俗化與功利化，才會在大眾的心中泛起漣漪，激發強烈的宗教熱情。將佛陀當神明來崇拜，也符合普通人對“超人”的理解，原教旨佛教對大眾的認知能力來講，並不怎麼友好。
於是與原始佛教相比，在犍陀羅興起的大乘佛教有更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政治理念，而不是隻追求自我救贖。是以在傳統的佛陀和阿羅漢之間，出現了菩薩這一概念。菩薩是未來的佛陀，為了拯救眾生因而執念未消推遲成佛，同時也是眾生成佛的必經之路。因此犍陀羅的傳法僧侶願意邁過瀚海流沙，前往遠方傳教，既是為了“普度眾生”，也是個人修行。
換言之，在犍陀羅，民眾佈施禮拜大德高僧，向寺廟慷慨解囊，也被犍陀羅佛教算進或者說從屬於菩薩行當中，因此也能獲得無量功德。也就是說，苦修不再是必須的通往解脫，而虔誠的佈施和禮拜同樣算是修行，能讓信眾獲得功德和解脫。著名的維摩詰信仰便是這一觀念的呈現：維摩詰雖然是在家的大商人，過著富足的生活，但他一樣可以成為虔誠的佛教徒並取得修行的成果。
早期佛像的創作則被希臘藝術主導，延續希臘王國時的壁畫與浮雕構式，所以佛陀的姿容用希臘式人體雕塑的形式表現出來，受到希臘寫實主義影響，輪廓清晰，人體結構細緻，衣紋處理生動，帶有濃厚的希臘風格，彷彿光明神阿波羅。這種風格的佛像便是被人們通常所指的犍陀羅藝術，從魏晉南北朝到北魏，接受貴霜佛教直接傳承的中國佛像都是按此樣式來雕刻的。
由於犍陀羅及受犍陀羅藝術影響的周邊地區，畢竟不是佛教的原生地，因此為了構建犍陀羅佛教中心的地位，發明與創造了一系列的佛傳和本生故事。歷史上的佛陀一生不曾涉足犍陀羅，這完全沒關係，只要他上輩子上上輩子來過就可以。這些歷史發明刺激了佛經書寫系統，使得犍陀羅佛教廢棄了印度佛教口耳相傳不立文字的傳統。
犍陀羅的大乘佛教僧團以此建立三世佛體系，即過去佛燃燈、現在佛如來、未來佛彌勒。釋迦摩尼的前世儒童在犍陀羅被燃燈傳法，一如祂將在未來給彌勒授記，這一方面確立了釋迦摩尼現世佛祖的資格，另一方面又為犍陀羅取得法統與譜系上的優越地位。
彌勒信仰則填補了釋迦摩尼涅槃後的權威空間，對彌勒的重視也是犍陀羅佛教的發明創造，在印度本土彌勒並不怎麼受重視。該信仰是佛教特色的彌賽亞主義，意味著祂將有一天取代釋迦摩尼成為世界的最高神祇，或往生兜率天，永享安樂，或下生來到凡塵，建立人間佛國，拯救眾生。
犍陀羅佛教因為絲路而興盛，也因為絲路而衰敗。在貴霜帝國覆滅以後，犍陀羅的佛教也開始走下坡路，儘管在七世紀前後商路又有了交通的可能，但佛教在亞洲中部遭遇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敵人，在三四個世紀的苟延殘喘以後，犍陀羅佛教最終還是消失不見，除了出土文物以外找不到一點存在痕跡。與全盛時的犍陀羅佛教相較，只能讓人唏噓感嘆世事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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