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弟小時候有個特別不好的習慣，遇到想要的東西，就一定要得到。如果不給，則坐在地上撒潑打滾。
不管是水泥地、草地、地板甚至沾滿了油漬奶油漬的餐廳地面，當他咧開嘴巴，下一秒，已經立刻倒地。
那一刻的尷尬，我這輩子都難以忘懷。
在這世界上，只有一個男人，倒地打滾的樣子，是不令人討厭的。
這個人就是張伯駒。
這並不是杜撰。張伯駒的女兒張傳綵回憶，張公子有一次看上了一幅古畫，但出手的人要價不菲。可惜，此時已是解放後，張公子已經家道中落，在“畫圖願買折枝寫，無奈囊中惟剩詩”的窮困歲月，他無權無勢，還囊中羞澀。連一向慷慨支持丈夫“尋寶”的潘夫人，面對這種情況也很是猶豫。公子見夫人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她怎麼拉，怎麼哄，也不起來。最後，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話，張公子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不知道為什麼，莫名覺得可愛。
張伯駒在這幾年簡直光芒萬丈。人們說起他，就會流露出“人生贏家”的羨慕。民國四公子之一，袁世凱的姑表侄，為了隋展子虔《遊春圖》，把自家的李蓮英宅院給賣了；擔心《平復帖》重蹈《照夜白圖》覆轍流於海外，到處湊錢用4萬大洋從溥儒手中買下來；“故宮的大半收藏都出自他的捐贈”（其實是不確切的）……
他在京劇界是一個傳奇，章詒和有一次遇到某京劇前輩，人家本來對她非常冷淡，等到聽到名字，忽然熱情握手說：“您父親為中國京劇做了好大貢獻。”原來，這位老前輩把章伯鈞聽成了張伯駒。他曾經組織過京劇界最傳奇的堂會，請來了杜月笙也請不來的餘叔巖為自己挎刀，具體可戳：請帶我穿越去參加他的生日派對
但他也被偷偷吐槽成“默片老生”——因為聲音太小，只有前三排的人可以聽見他的聲音。我聽過一次他的錄音，有一點河南腔，確實聽不大見，但還是不影響我覺得他可愛。
大家說張伯駒是真正的民國公子，比起大碴子味道的張學良來，他更有貴胄的風度。他確實不苟言笑，孫曜東說，從來沒見到他大笑過，平時說話，也是細聲細氣的。
但他其實不愛穿西裝，平時都是長衫大褂，在王世襄家玩耍，他斜躺著和大家說話，說著說著，忽然潘素在黑暗中一聲：“注意點。”原來，他把襪子偷偷甩掉，在摳腳皮。有一次，潘素在裡屋和王世襄夫人聊天，等告辭時，張伯駒坐在那裡半天不響——原來，因為摳得起勁，他有一隻襪子找不到了。第二天，王世襄發現，襪子被貓叼走。
大家說張伯駒是美食家，王世襄去張伯駒家吃飯，看到他拿整盤的炒口蘑待客，簡直兩眼放光，立刻默默無語放開吃。要知道，這種珍貴的蘑菇食材平時只捨得拿來切片做湯調味。
但他其實吃得極其簡單，孫曜東說，他吃一個雞蛋大蔥就覺得很滿足。女兒張傳綵說，父親的脾氣是，“這東西多貴重我不愛吃就不吃，這東西多便宜但我愛吃就吃。”在北京嘉德的秋拍預展上，他寫給天津的學生楊紹箕，要他來北京時帶的點心，居然是煎餅果子：
紹箕世講：年假來京，望將空城計研究帶來有所用，並望帶四五個煎餅果子。
我對於張伯駒的愛，並不源於他的公子光環，而因為他的可愛，執著的可愛。窮或者富，民國或者解放，他始終做的是自己。
最窮的時候，香港來人求潘素的畫，他正要去賞牡丹，來人傲慢雲，要是他肯在畫作上題字，那麼立等加價。他漠然道：“我要去看牡丹。”
千金難買我願意。
這是張伯駒一生的做人信條。
在愛情方面，亦如此。
張伯駒和潘素的故事，是民國的傳奇。
在遇到潘素之前，張伯駒已經有三房妻妾。十五六歲時，他由父親張鎮芳做主，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親曾任安徽督軍。結婚之後，他才發現，這個新娘子“夙有疾病（是沒有月經）”（張伯駒《身世自述》），兩人之間沒有什麼感情，1939年李氏去世，張伯駒都沒有迴天津見她最後一面。
第二位夫人鄧韻綺原是北京的京韻大鼓藝人，韻綺的名字是張伯駒給起的。張伯駒和鄧的感情一開始不錯，早年的填詞作品中，時常有韻綺的名字出現。張伯駒之子張柳溪說：“我大媽當年是唱得好的京韻大鼓藝人，我上大學時她已經四五十歲了，仍斷不了哼唱幾句。她的長相不算嬌豔，也不太善於打扮自己，穿著綢緞衣裝也不比別人更美，當年主要是唱紅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貧寒，所以很會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親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裡的管家和廚師也能夠按照我父親的需要隨時侍候，做出令我父親滿意的豐盛菜餚。”但他們沒有共同語言，鄧愛錢，又染上了抽大煙的陋習——這是張伯駒最深惡痛絕的。
第三位夫人王韻緗是蘇州人，名字也是張伯駒起的。張柳溪回憶說，“我姥爺從家鄉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親經過大中銀行職員的介紹看中了我媽媽，就在北池子一帶弄了一套小院，給我姥姥一筆錢，娶了我媽。他給我媽起名叫王韻緗，不久以後我媽媽就懷孕了，我爺爺奶奶早就盼望有個孫子，知道我媽媽懷孕後，就把我媽接到天津家裡與我爺爺奶奶同住。媽媽生下我之後，爺爺奶奶為了讓媽媽照顧好我，也為他們能看著我長大，就沒有再讓我媽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裡，留在了爺爺奶奶的跟前。”
張伯駒被委派去上海任鹽業銀行總管理處總稽核時，三夫人王韻緗是準備隨行的，但她又要管理家裡的全部家務，也放心不下兒子，最終沒能成行。這一念之差，也成就了張伯駒與潘素的邂逅。
潘素那時候還叫潘妃，是四馬路“花界”書寓裡最特立獨行的女子。她擅彈琵琶，卻並不愛接待一等官場貴客，而喜歡接待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紅火的時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擺譜兒’，吃‘花酒’，客人們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樣可以出堂差，且應接不暇。”也許因為接待的客人多半是喜歡“紋身”的黑社會，這位彈琵琶的女子，居然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
在鹽業銀行任總稽核的張伯駒，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賬兩次，張的好友孫曜東回憶，“查賬也是做做樣子的，他來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來玩，也時而走走‘花界’，結果就撞上了潘妃。”張伯駒第一次見到潘妃，她彈了一曲琵琶，頓時驚為天人，張伯駒送了美人一副對聯：“潘步掌中輕，十步香塵生羅襪；妃彈塞上曲，千秋胡語入琵琶。”不僅把“潘妃”兩個字都嵌進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漢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彈琵琶的特點也概括進去了，聞者無不擊掌歡呼。孫曜東覺得兩個人是“英雄識英雄，怪人愛怪人，一發而不可收，雙雙墜入愛河”。
大家都以為張伯駒不過是逢場作戲，因為他父親已經告誡，不可再納妾。誰知道，他居然動了真感情，決定要和潘妃長相廝守。這當然不容易，因為潘妃當時也已經名花有主，國民黨某中將臧卓和她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潘妃卻決定跟定張伯駒。惱羞成怒的臧卓把潘妃軟禁在西藏路漢口路的一品香酒店，不許露面。
孫曜東的回憶錄裡，這一段寫得驚險刺激又充滿言情色彩：
潘妃無奈，每天只以淚洗面。而張伯駒此時心慌意亂，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對手又是個國民黨中將，硬來怕惹出大亂子，他只好又來找我。我那時候年輕氣盛，為朋友敢於兩肋插刀。趁天黑我開出一輛車帶著伯駒，先到靜安寺路上的靜安別墅租了一套房子，說是先租一個月，因為那兒基本都是上海灘大老爺們的“小公館”，來往人很雜，不容易暴露。然後驅車來一品香，買通了臧卓的衛兵，知道臧不在房內，急急衝進去，潘妃已哭得兩眼桃子似的。兩人顧不上說話，趕快走人。我驅車把他倆送到靜安別墅，對他們說:“我走了，明天再說。”其實明天的事伯駒自己就有主張了:趕快回到北方，就算沒事了。”
張伯駒晚年回憶起這個類似傳奇故事的經歷，還頗為得意，他填了一首《瑞鷓鴣》作為紀念：“姑蘇開遍碧桃時，邂逅河陽女畫師，紅豆江南留夢影，白蘋風末唱秋詞。除非宿草難為友，那更名花願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華清池水恨流脂。”在《身世自述》裡，他嚴肅地稱呼前幾房姨太太和太太為妻為妾，說起潘素時，他卻用了一個詞：“愛人”。
據說，正當張伯駒和潘妃熱戀之際，馮玉祥的參謀長劉驥菊與著名漢劇演員陳伯華也在戀愛中。劉驥菊去南京見了張伯駒，說：“我與一姝相愛，應當如何辦？”張伯駒這時正發愁潘妃被拘，於是對他說：“你向我請教，我向誰請教？”他倆互相鼓勵，用《老殘遊記》裡一句“願天下有情人皆成了眷屬”勉勵自己，終於如願。據說，解放之後陳伯華重登舞臺，因為劉的政治歷史問題，兩人被迫離婚，但陳伯華沒有再嫁，劉的生活費也由她負擔。張伯駒知道了這件事，特別高興，說：“義可風也。”
1948年，鄧韻綺和張伯駒鬧起了離婚。離婚的原因很簡單，鄧覺得張伯駒還有錢，並且收藏不菲，於是要畫。張伯駒在申訴狀裡說，自己已有股票和現金給了鄧，這些錢都是留給潘素的，最終勝訴。他的理由是，潘素為了自己買《平復帖》、買《遊春圖》，已經做了很大犧牲，有很多時候，甚至搭進自己的體己和首飾，所以，這些收藏，應該歸屬於潘素。
後來張伯駒捐獻八大國寶，其實也源於潘素。
1956年，國家發行公債，文化部開了一個會，動員大家購買，以支援社會主義建設。主持會議的是副部長鄭振鐸，先開大會，再開小會，會上，要求大家當場報數。帶頭捐款的是部長沈雁冰，買5000元公債，之後副部長夏衍表示買4000元，作為黨外人士的鄭振鐸報了8000元。接著，會場便沉默了。
大家都看著張伯駒。
張伯駒不響。
不是不想表態，而是這時候，他已經拿不出錢來。回到家裡，他把這件事和潘素說了。潘素哪能不知道他的心事，就說：“買就買吧，大家都買，我們也不能落在後面。”
女兒張傳綵的口述裡，這對夫婦的對話如下：
張伯駒說：“錢呢？我們總不能買一千塊錢吧。這一千塊現錢，你拿得出嗎？”“實在不行，只好賣點兒字畫。”張伯駒說。這是他最不願意說的話。“賣《平復帖》？”潘素故意逗逗他。張伯駒搖搖頭。“賣杜牧《贈張好好詩卷》？”潘素仍是故意地說著。張伯駒又搖搖頭。“你打算賣什麼？又賣給誰？”潘素又問。“這些都不能賣，已經留給你……”張伯駒說。“給我？”潘素莞爾一笑道，“你的這些寶貝，我可操不了這份心。如今就算天下太平了，不怕有人搶了，可萬一蟲蛀了，黴壞了，我可擔當不起……《平復帖》都傳了一千多年了，其他的東西也都幾百年了，不知被多少人珍玩過，佔有過，大概有幾千幾萬隻手拿過它們吧。那些珍藏過它們的人呢？都不在了。只有它們作為歷史的見證存傳到今天，它們就是歷史。你說留給我，萬一有了什麼不測，前人的心血盡失，後人將又如何評論？你當年傾囊舉債把它們買下來，不就是怕流落到國外？如今，目的不是達到了嗎？”張伯駒只說了一句：“我擔心你和孩子。”潘素笑了：“我有兩隻手，可以自食其力。”一番對話，張伯駒最終捐出了這些國之重寶：晉陸機《平復帖》；唐杜牧《張好好詩》；宋范仲淹《道服贊》；宋蔡襄《自書詩冊》；宋黃庭堅草書《諸上座》；宋吳琚《雜書詩》；元趙孟頫《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書》卷。
捐贈完不到一年，張伯駒成了右派。
但奇怪的是，他並不覺得意外。去長春，回北京，成了黑戶，他也默默承受。因為他並不孤獨。
他曾經送給潘素一方柳如是的“蘼蕪硯”，是從溥雪齋那裡買得。不久之後，琉璃廠的古玩商人主動來找張伯駒，給他看錢謙益的硯臺，張伯駒當即買下，並且感慨：“一夜之間夫妻硯合璧！”這對夫妻，確實像極了錢謙益和柳如是，在亂世裡，他們互相尊敬，互相懂得，互相愛護，潘素對張伯駒的好，是溫柔若水；張伯駒對潘素的好，是似水流年。
潘素溫柔，但並不唯唯諾諾，“文革”初期，長春有人貼張伯駒夫婦的大字報，潘素的罪狀中，“江南第一美人”竟然也算一條。早已習慣低調的潘素，一反往日的沉默，也針鋒相對貼出一張大字報——“江南第一美人是何罪名？”此刻，彷彿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所說，她“錚錚然有京都之聲”。
他們攙扶著度過文革。畫家黃永玉曾描述過一個動人的故事，在莫斯科餐廳，看見他“蹣跚而來，孤寂索寞，坐於小偏桌旁。餐至，紅菜湯一盆，麵包四片，果醬一碟，黃油二小塊。先生緩慢從容品味。紅菜湯畢，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將抹上果醬及黃油之四片面包細心裹就，提小包自人叢中緩緩隱去”。 那時，他們住在北京後海一座普通四合院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裡，沒有戶口、單位，沒有糧票、收入，家裡早被抄盡，這位曾經富可敵國的貴公子在吃完那看起來十分簡陋的一餐後，用手帕包就抹過果醬黃油的麵包帶回家中，只為了給他的愛人，那個手臂上留著刺青、彈琵琶的女子。
在兩人結合40年後，年近八旬的張伯駒到西安女兒家小住，與老妻暫別，仍然寫下深情款款的《鵲橋仙》送給潘素：“不求蛛巧，長安鳩拙，何羨神仙同度。百年夫婦百年恩，縱滄海，石填難數。白頭共詠，黛眉重畫，柳暗花明有路。兩情一命永相憐，從未解，秦朝楚暮。”也許無論她如何白髮蒼蒼，如何容顏老去，在他眼中，她依舊是40年前的認識的那個，明媚鮮豔地彈著琵琶的女子。
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張伯駒這樣的收藏好眼力，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福氣找到一個為了張伯駒的撒潑打滾，拿出首飾支持他收藏文物的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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