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文本的愉悅與不滿——黃子平新書分享會”在上海衡山·和集舉行。批評家黃子平、吳亮和作家王安憶以“同時代人”的身份，共同凝視上世紀七十、八十、九十年代。他們聊文學，談經歷，以作者的身份，也以批評家的身份，展開關於文本的對話。
批評家黃子平（中）、作家王安憶（右）和批評家吳亮（左）。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同時代人能感受時代的黑暗之光
在黃子平看來，語言與人的關係，就像日常的說話、歌唱一樣緊密自然、不被察覺，化作語言的思想卻在冥冥中成為命運的註腳。他曾說過，批評總是同時代人的批評，而何謂“時代性”？什麼又是“同時代人”？這個阿甘本之問，似乎一直在吸引著黃子平。
他從陳村的短篇《我的前半生》說起，那篇文章全部用他們那代人唱過的歌的歌詞連綴而成：“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水中倒映著美麗的白塔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二呀麼二郎山高呀麼高萬丈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晚風吹來一陣陣快樂的歌聲我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古有花木蘭替父去從軍四面青山側耳聽側耳聽晴天響雷敲金鼓金瓶似的小山山上雖然沒有寺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
“念這些歌詞，我們都能伴著旋律。同時代人的生存狀態可以由一部全部是引文的短篇來呈現，那些歌詞成為了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黃子平還經常用到“同時代人”這個詞。“文學天才的誕生，有時會像雨後蘑菇突然冒出很多。像文藝復興時期，你提到一個人，就要提到其他幾個人。後來這個概念動搖了。有一年我來上海，一個‘70後’作家問我怎麼不再寫當代作品評論，他說的當代作品是指‘70後’作家作品，我意識到我的閱讀好像就到格非、餘華、蘇童為止了，對後來的就不讀甚至不關心了。”
“是不是因為後來的他們不是我的同時代人？我陷入了流行的‘70後’‘80後’‘90後’‘00後’觀念。這個觀念具體到了出生年份，和我們原來的時代觀不同。按照我們過去的時代觀，不是以出生年份為標準，而是以出道年份為標準。”
他想到阿甘本的《何為同時代》（What Is the Contemporary，又譯《什麼是當代人》），其中提及同時代人不是逆時代而動或者對時代袖手旁觀，而是深深捲入時代，同時不合時宜、格格不入。
“能夠與時代拉開距離，能夠感受時代光束的人，才有資格被稱為當代人。恰恰因為我們揹負著那些唱過的歌、說過的話，我們能穿越語言，感受時代的黑暗之光。”黃子平說。
在王安憶看來，“時代的長度”還是應該被強調，否則我們對“同時代”的理解會有隔膜。“文藝復興四百年，貝多芬和莫扎特，我們分不清誰先誰後。我不太喜歡今天常說的‘幾零後’，因為沒有積累，很快就消耗掉了。其實一個時代的變革還沒有完成，所謂同時代的人應該往前往後都有延續，共同積累起一點思想，讓後人回想時覺得那是一個有內容、有思想的時代。”
她還提及，如今的時間好像在加速，人們會把表面的東西無限放大。“比如不會用支付寶、微信的人，就脫離時代了嗎？但這些東西並不能幫助我們真正進步。”
當代語言運作與人類命運之間的關係
今年秋天，“視野叢書”問世，黃子平的《文本及其不滿》和王安憶的《成長初始革命年》均收錄其中。
在《文本及其不滿》中，黃子平選擇了一篇王安憶的名作《小鮑莊》進行評論，寫成《語言洪水中的壩與碑》一文。黃子平笑言：“文本，在英文裡是text，本意是編織。王安憶有句非常有名的話，說‘寫小說就像織毛衣’。我們這些人都是用文字來做編織。”
1985年到1987年間，程德培和吳亮在《文匯讀書週報》開設專欄《文壇掠影》，每週一篇短評，每篇1500字左右，交替點評國內文學期刊上的作品。正是在某期專欄文章上，黃子平看到了吳亮寫給《小鮑莊》的評論。“他當年鐵口直斷，說《小鮑莊》是王安憶到目前為止寫過最好的小說。我當年讀到了這段話，所以才想找來看看。”
在黃子平看來，《小鮑莊》的故事非常簡單，但卻淋漓盡致地揭示出語言的力量——同一件事情用兩種語言去說結果也會不同。
“用小鮑莊村裡人的話說，‘撈渣這孩子仁義！’後來撈渣為救鮑五爺溺水身亡，被宣傳部門發現，這話就改為‘小英雄鮑仁平同志捨己為人’。王安憶的妙處在於，她在兩套語言體系之間設立了一個非常精彩的點，就是文瘋子。通過文瘋子給廣播站寫稿，完成了這樣一種話語轉換。”
在這兩套截然不同的語言體系中，能指的威力壓倒了所指，所指成了一片空白，充分昭示出“當代神話”的運作機制。黃子平直言：“《小鮑莊》這部小說揭示了當代語言的運作與人類命運之間的關係。”
談到《小鮑莊》的寫作初衷，王安憶坦言，自己寫作的時候沒有想那麼多，不像批評家寫評論時那麼理性、清晰，但自己在創作之初的確有一個強大的動力。“這個動力就是，大家當時都在寫尋根，這個運動那麼轟轟烈烈、那麼吸引人，我覺得我必須要躋身進去，成為其中一員。”
“我當時曾非常懊惱，覺得尋根運動都是鄉村型的，到黃河或是古村落去尋找源流。但在上海這個環境裡，根是很可疑的，不曉得我們的根在哪裡，覺得自己躋身不進去。後來碰巧有這麼一個機會，有這樣一個題材。”王安憶說。
不要將文學批評與作品成敗直接聯繫起來
俄國批評家別林斯基曾說：“認為批評這一門行業是輕而易舉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大錯特錯：批評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腳的、危險的。”作家作為“被評價”的對象，與批評家之間的關係似乎長久地處於一種共生而對峙的張力中。
談及對批評家的態度，王安憶笑言，自己不大在意吳亮對自己的批評。“在他的批評裡面，文本都是很獨立的。他不過是使用我們這些人的東西作為材料，然後建立自己的文章。他有獨立的美學要求和價值。”
“我覺得他恐怕更加沉靜、陶醉，或者說，吳亮創造了屬於自己的評論界語言。”王安憶舉例吳亮評《考工記》的一句“這是一個迷人的文本”：“這句話是非常吳亮的，或者說‘吳腔’的。他就是一個語言學家，他需要創造一些文句，一些別人不太用的文句。”
黃子平打趣道，吳亮那是“把王安憶的毛衣拆了打自己的毛衣”。
王安憶也表示，自己卻非常在意黃子平的評論。“我經常發給別人他關於《啟蒙時代》的評論。他說《啟蒙時代》寫的是一群‘大革命時代的小市民群像’，我覺得這是很瞭解我的。每次我一聽別人說這本小說有問題，就立刻把黃子平的話搬出來。”
同時王安憶談到，在今天這個媒體時代，人們太過直接地把文學批評和作品銷售、作家成敗聯繫起來，就像在美國《紐約書評》上的一篇文章幾乎可以決定作品的生死。“我們現在其實沒有一個嚴肅的書評體系，而媒體可以說侵佔了所有的批評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就更加不要把批評當回事了。”
現場有讀者提問，中國如今的文學批評似乎不夠犀利，作家都是躺在“功勞簿”上面的，如何看待這種溫和的批評風格？黃子平回應道，一直以來都有人提倡“酷評”，就是所謂殘酷的批評。幾乎所有的酷評家都來自民間，不受體制的約束。
“但遺憾的是，有些‘酷評家’的水平不高，只停留在修改錯別字的階段。而那些表述的錯誤，只是時代斷裂造成表意系統崩潰，從而帶來重新組合的可能性。所以，我倒覺得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所謂‘殘酷的批評’，而是繼續去發現這些作家創作裡的天才創造。至於那些平庸的創作，不好的創作，我還是相信那句話，壞作品總是由新的壞作品來淘汰。”黃子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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