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烔煬小學附屬中學教書的幾年裡，最大的受益，就是每天能夠看到從中央到地方上的許多種報刊雜誌。……有一點，無論如何，多讀些東西，哪怕是謊話連篇的，只要閱讀的人，懷著一顆求直不阿的心態，總是能挑選到一些可讀的亮點，總是能夠學習到一些自己並不知道的知識的。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世人都以“先乎吾”者師之，竊以為，後乎吾者，亦可師之。擱現在的話說，跟有本領的人，學本領；跟不良無德無才的，借鑑其不足，以期免蹈覆轍。
本來以為，進了學校，一定能夠有機會請教以前的老師們，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有益的知識。實際情況讓我大失所望。那些當年的老師，全都蔫巴巴的神態，一副營養不良的臉色，除去站在課堂上上課和批改作業，其他一概熟視無睹，真正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下一句得改了，叫：一心只管自家小天地。
殘酷而又實際的現實，在悄悄地砥磨盡讀書人殘存的那麼一丁點的稜角。表面上，他們無所事事，渾渾噩噩；他們衣不蔽體，談吐酸俗；他們抽菸酗酒，他們甚至……
有一位我比較敬重的老師，一筆板書十分上看，據說語文水平也很高。以前沒有教過我的課，因為他是後來調進來的。一天，他悄悄走近我，向我借錢。他哪裡知道，我那每月的二十塊錢，轉手就交給了母親，那麼大的一家子，那二十塊是杯水車薪。事實情況不允許我花費哪怕是一個子兒。我很抱歉。那位老師好像見怪不怪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表現出尷尬的神色，倒是我覺得非常的不自在。看來他是四處碰壁，已然鼻青眼腫，早已經砥磨盡心胸間最後那麼一絲自尊。“哦，”他掉轉話頭，“你這把摺扇很不錯，借給我用一用。”不容分說，他身手麻利地打我手中抽走那把漂亮的摺扇。到底，他沒落空。那是一把極有紀念意義的摺扇，是一位要好的朋友贈送給我的禮物。極其可惜！
有一天，我們幾位老師在辦公室隨便閒聊，不知是誰問起冰島在哪兒。有位張老師，佝僂著腰朝世界地圖走過去，一邊走一邊說：“在北歐斯堪迪納維亞半島。”畢竟是教書育人的所在，有些人，深藏不露，其實，很有學問。那位張先生，文革前大學畢業的，淪落到在鄉下教小學，在當時，可謂是鳳毛麟角的。我喜歡有事無事挑起話頭跟張先生聊天。他謙和的很，從來沒有大知識分子的架子，一點兒也沒有瞧不起我這個小放牛的意思。張先生，是良師益友。
後來學校裡的教師隊伍，就魚龍混雜起來。風風雨雨酸酸溜溜的話題，在好事者的嘴巴里，就層出不窮。有兩位年輕的老師，常常夜不歸家，守候在什麼機關要道上，機警而警惕，一連多少個日日夜夜，盯梢的結果，一位中年教師就中彈落馬，被判了好幾年。那個倒黴蛋的妻子，義憤填膺的，一路罵罵咧咧的，大踏步衝進學校，看樣子像是要大打出手似的。可能到底是讀書人的家屬，與仁義禮智信廉恥都是有些交接，沒有強行衝撞、打砸學校辦公室，卻折身去了學校的小食堂，把裡面的一應物件，砸了個稀巴爛。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任何人出面干涉阻止。
有些事，知之者為之也，不知者為不知也，是為知也。水渾自有清蝦在。在當時，我大概能算得上一隻清蝦吧。當你覺得，大多數的人在渾渾噩噩度日的時候，說明你還是比較清醒的。頭腦清醒的人，自然能清晰地應對處理紛繁的冗雜事務，順著自己的路，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將下去。
我們幾個青年教師，彼此之間沒有什麼厲害衝突，至少表面上卿卿我我的，哥們義氣十足。有一位老兄，毛筆字寫的很好，這在當時的年輕人當中，算得上是鳳毛麟角出類拔萃的。由此他就有些趾高氣揚的，也不是說他眼睛裡就瞧不起他人，只是自我感覺良好。有時候難免流露出一些居高臨下的神情。對此，我們當然是不以為然，甚至有些憤憤不平。終於，我們想出一招。
那天是星期六，是週末（我在國內生活工作期間，每星期都工作六天。後來，改成每隔一週工作五天，週六週日休息，稱為“長週末”。如今，每週工作五天，週末休息兩天，已經成為常態。這是社會的進步。在中國，一是人口過多，這樣有助於勞動就業，另外，中國的生產力大大地提高了，為縮短工時提供了物質基礎；再者，發達社會的一些管理方式，也逐漸為中國所接受。）。放學後，我們邀他打撲克牌，他拒絕了：“不行，今天我得上菜園，幫我母親間青菜苗。”
看看他說話，與眾不同之處。口語中我們一般稱呼母親為“媽”，可是他，稱“母親”，以顯示他的文采。就好像現在，很多的人稱自己的妻子“我夫人”，以顯示自己妻榮夫貴的不同氣派。殊不知，漢語中，“夫人”是一種官稱，由誥命夫人引申，用於對他人的女性配偶的尊稱，比如“尊夫人”、“嫂夫人”，等等，如今的二奶，如果大奶不在場的前提下，可以尊稱其為“如夫人”。而對自己的妻子，習慣上漢語中是不能使用“夫人”，特別是“我的夫人”。這是約定俗成。當然，語言也是在變化的，假如大夥兒都這麼去說這麼去寫，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新的約定俗成。
我們這位言必稱母親的同仁，其實的確是個孝子。下班後他要去給母親間青菜苗，不能打牌。正中我等下懷。
“那我們一道去幫忙吧，人多力量大！”
不容分說，我們就拖拖拉拉跟著他，去街南邊的菜地。
青菜的播撒過程是這樣的：先將需用量的種子，用松細的土拌勻，然後一把一把儘量均勻地撒在菜畦上，然後儘量均勻地灑水。每天灑水，大約過一個星期，青苗就有一到兩寸長了，密密麻麻的，非得將那些弱小多餘的，連根拔去，稱為“間苗”。
由於好幾個人去間苗，工作效率自然很高。不一會兒，我們就興沖沖回到我們年輕的書法老師的家。然後就喝茶閒聊。賴在他家就是不挪屁股。他的母親倒是豪爽，哈哈一笑，說：“你們今天都不要走，就在我們家吃便飯。”
“便飯”，就是有啥吃啥的意思，這是一種謙語，是一種委婉客氣的邀客方式。我們本來就沒打算走，嚴格地講，我們的真正用心，就是要 “敲竹槓”“打秋風”的。見主人正式出面邀請，反而倒有些扭捏不安起來。最後，我們還是採取了“既來之則安之”的豁達通融的態度，名正言順地坐在那，靜等開飯。好像沒有酒，飯菜也還差強人意的。反正都是一些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彼此也不介意。離開的時候，我們約好了，第二天到學校去打撲克牌。
幾個年輕人，坐下來打“爭上游”，那是一種原始的最基本的撲克遊戲。一副牌，各自為陣，誰最先將手中的牌出完，誰就是“上游”，最終手上還有牌的，自然就是“下游”。下游的除了在下一輪中給上游進貢手中的最大的牌以外，還得給上游兩顆“東海”牌香菸。有趣的是，我們幾個都不抽菸，但卻以贏得香菸的多少而興奮而自豪。心理學上有實現“自我”和滿足“自尊”之類的說法。
自我滿足，實現自我，是人的一大秉性。其實，人類的任何社會行為，除了解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絕大多數的都集中於“自我”的實現。如今有個說法，叫做“實現理想和創造事業”。
我們打牌，以香菸為籌碼賭輸贏，就在大庭廣眾下，從來不避諱。有學生圍過來看，有學生家長過來指點參謀，都習以為常。學校領導不參與我們的遊戲，但他們從來不出面勸誡我們。這些，嚴格地講，都是有悖於為師之道的。
在烔煬小學戴帽子初中教書的幾個學期裡，我有機會跟有文化的師長同事們交往學習，有時間認真地學習知識，特別是，由於不再參加高強度重體力勞動，精力與智力能像正常人那樣健康發展。
高強度體力勞動摧殘心智，損耗機體，讓人疲於奔命。
自一九六六年大學關門以後，將近八年過去了。忽然有誰心血來潮，說是要大學重新開門，由軍隊、工廠、人民公社的各級地方政府和組織，推薦合適的人進大學，稱他們為工農兵學員，宗旨是“進大學、管大學。”就是說，這些人進大學，不僅僅是學生，而且還參與學校的管理。教授老師等，叫教員，學生叫學員。都是“員”，一體平等。一九四九年以後，許許多多的職業名稱都改變了。開汽車的，以前叫“汽車伕”，改了，叫“駕駛員”；剃頭匠，改了，叫“理髮員”；餐飲的堂倌，店小二，改了，叫“服務員”；當官的，卻不叫官員，改了，叫“人民服務員”；農民，改了，叫“社員”。全社會，都是“員”，至少在名稱上，一體平等了，皆大歡喜。
在農村，想上大學，做工農兵大學生，得由貧下中農推薦，也就是由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兩級推薦。真正的貧下中農，其實個個都在生產隊裡勞動，面朝黃土背朝天，什麼時候有名額，有幾個名額，是去哪兒做什麼的名額，他們哪裡知道！正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的存在大可以忽略不計，由上頭的頭頭腦腦做決定就成。有民主，也得有集中不是。
當時的政策是，這些工農兵學員，學制三年，結業後採取不包分配，哪裡來哪裡去，就是回原推薦單位，繼續進行“鬥、批、改”，繼續就地（在原來的地方）幹革命。儘管文件上這麼說，但是，想去的人還是打破頭似地找門路、託關係，特別是那些有一些文化底子，家在城市裡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因此，地方上對招生時間，招生名額，招生去向等等一切信息，都秘而不宣。如果有好事者膽敢詰問，他們回答是出於“防止階級敵人的瘋狂破壞”，無可奉告。然後再義不容辭地找機會或者創造機會給你小鞋穿。
那一年，道聽途說省裡來人住在巢城，招收工農兵學員。我扒火車來到巢縣，因為沒有五毛錢買火車票。在臥牛山的縣政府裡，門太多，不知道招生的究竟在哪個門洞裡辦公，真正是找不到門兒！人家都不大理睬我。更談不上跟我談推薦上工農兵大學的事。現在回想起來，我也真是年少懵懂，應了古話：無知者無畏。
明知此行沒有結果，總還是不甘心，在街上，剛好撞上一個小學同學，以為他在巢城工作，一定有些門路，就能託他買一包東海香菸，因為那時候，光有錢，你仍然餓死凍死在街頭，因為幾乎什麼東西都得要“憑票”！買盒香菸的目的，是想再回頭進縣教育局，見人就遞一顆，說不定就會有收穫。
我滿臉的希望，面對同學滿臉的茫然。估計即使他有門道能買到，也肯定是不會幫這個忙的。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富在深山有遠親，窮在鬧市無人問。
我茫然信步往前走，潛意識之中，拖拖拉拉地就來到了火車站。剛好碰見好幾個熟人走在去縣搬運站的上坡上，我不由自主地加入了進去。“蹭”了一頓吃喝。做東道的姓祖，家住在麒麟橋東，自小我們同學。人長的筋瘦，加上長年的做搬運工，全身就剩下一副骨架。但是他精神很好，嗓門大，見到我們，非常客氣。也就是幾個家常菜，有辣椒炒巢湖白米蝦，燒瓠子莧菜什麼的，氣味顏色都很重。
重情重義、管吃管喝的老朋友，依然是老朋友。今年夏天在巢湖，酒宴上碰到了祖同學的弟弟。我跟他說，向你哥哥問個好，下次回來請他喝酒。
天氣很熱，好像也沒喝多少酒，可能是空腹喝酒，可能是心情不好，也可能是酒喝得太急了。反正就是，也不知道最後是怎麼上的火車。覺得悶，打開車窗，急風一吹，吐的昏天黑地，臭味腥味加上顏色，瀰漫半個車廂。
查票的過來，說：“這個人喝醉了！”
在一個複雜紊亂的生活氛圍中，往往一句實實在在的大實話，會招來許多人發自肺腑的笑。車廂裡的旅客，都在笑：笑我的狼狽，也笑列車員說了句人人都明白其實根本就用不著說的大實話。
四十年後的一天，開學時，要教師們都作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我就說：我教漢語。你們猜一猜為什麼？因為我會說漢語（I teach Chinese. Guess what? For I speak Chinese）。結果惹起一陣鬨堂大笑。
我也在笑，因為，列車員肯定不會追著我要我補票。晃晃悠悠地雙腳踩在車站月臺上時，已經下午四點多了。朦朧中，我對虎踞在站臺角落的日本碉堡，吐了一大口酒氣。（全文完）
最憶是巢州
閱讀更多 最憶是巢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