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6 月底，一場名為「神奇」（Wonder）的時裝秀在巴黎十一區巴塔克蘭劇場（Bataclan Theater）正式亮相。大塊頭、體毛旺盛的男模們邁著重重的步伐走在T臺上 —— 他們是男同文化中的熊族。音響裡播放著令人頭暈目眩的電子音樂，熊族壯男們留著鬍鬚，身著各色造型：有的下身穿著寬大的棉質工裝褲，褲子上裝飾著人造陽具和雲朵形狀的拉鍊口袋，上身則搭配有輕質泡泡紗做就的電光藍色或粉色夾克；也有些上身穿著亮粉色、熒光綠色 PVC 龐喬斗篷，腳上穿著繡有「熊」「快樂」等字樣的白色中筒襪。當設計師 Walter Van Beirendonck 本人（他自己就是一個大塊頭、體毛旺盛的比利時男人，如同時髦版的聖誕老人）走上 T 臺時，這場時裝秀看起來就像是要結束了。最後，當壯男們齊聚臺上時，又出現了另一群壯男和他們搶戲 —— 這群人穿著白色的緊身三角褲，胯部繡著一個紅色的字母「W」，他們傲慢地站在模特的前面，宣告著他們對 T 臺的所有權。人群中響起了掌聲，時裝秀這才落下了帷幕。
Van Beirendonck 現年 62 歲。過去 40 年，他一直在設計風格奇異、獨特的男士時裝。他是所謂的「安特衛普六君子」（Antwerp Six）之一，這個組合包括六位比利時設計師，他們在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幫助比利時第二大城市安特衛普實現變革，將它改造成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時尚中心。 Van Beirendonck 還在自己的母校 —— 備受推崇的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 —— 擔任時裝設計系主任。他同時還是很多設計師心中的導師，包括 Craig Green、Bernhard Willhelm 和 Berluti 的創意總監 Kris Van Assche。他的同僚和合作搭檔包括多位風格迥異的藝術家，比如創立 Comme des Garçons 的日本設計師川久保玲、澳大利亞概念派藝術家 Erwin Wurm、法國藝術家 Orlan、愛爾蘭搖滾樂隊 U2，以及澳大利亞工業設計師 Marc Newson 等。Van Beirendonck 被譽為一個新美學流派的先驅：1982 年，當 25 歲的他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時，歐洲的男裝大都侷限於用傳統的粗花呢、毛料和棉料製作的西裝套裝和單品。幾位特立獨行的設計師打破了這種拘謹的、崇尚男性氣質的規範，Van Beirendonck 便是其中之一。他把具有未來感的面料（一般只用在運動服裝中）和自己在皇家藝術學院學到的高定手藝相結合，同時又在反傳統的廓形上增添了一種明快、幽默和近乎孩子氣的特質 —— 這些其實都是在隱晦地暗示 B.D.S.M. 和朋克搖滾文化。
左起：2012 年秋冬系列「慾望永不沉睡」（Lust Never Sleeps）、2014 年秋冬系列「穿越鱷魚的咆哮」、2015 年秋冬系列「顯性美」（ExplicitBeauty）、2008 年秋冬系列「皮膚之王」（Skin King）和 2019 年秋冬系列「哇」（Wow）中的造型。
在這個時代，時尚已經變成了一門價值萬金的生意 —— 與其說它是藝術表達的平臺，倒不如說是能夠產生巨大利益的聚寶盆。但是，Van Beirendonck 對這一切不屑一顧，他不光擁有非凡的感性，而且毫不遮掩自己對商業和妥協的興趣缺缺。近來，秀場愈發地成為表達政治挑釁、性別流動、怪癖和酷兒特質的場域。不過，這的確是最近才出現的趨勢，而且很可能就源於 Van Beirendonck 舉辦的時裝秀。他是最後的朋克，他那些曾被認為是執念、挑釁的作品在今天看來頗具預見性，當代時裝界從中獲益良多。「本世紀初我開始做現在從事的職業時，一切都很簡單。」美國時裝設計師 Thom Browne 說，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顛覆了傳統男裝規範，並因此頗負盛名。「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Walter 的所作所為是很勇敢的。正是像他這樣真正的革命者為我們開闢了道路。他鼓舞著現在所有從事時裝設計行業的人。」
「你想了解我的什麼？」Van Beirendonck 問道。這是一個晚上，我們在位於安特衛普東部、車程約 30 分鐘的贊德霍芬（Zandhoven）村莊。
Van Beirendonck 住在那裡的一所建於 19 世紀的大房子裡，房子周圍很寬闊，長滿野草和老樹。他馬上要去東京，和川久保玲合作設計一款 T 恤。Van Beirendonck 出生於 1957 年，成長於他現在居住的這個小村莊。他的父母經營著一家汽車修理鋪和加油站，而 Van Beirendonck 基本上是由祖母和姐姐撫養成人的。12 歲那年，他被送到了安特衛普西南邊小城利爾（Lier）的一所寄宿學校。在那裡他總是獨來獨往，喜歡在日記本里寫寫畫畫。14 歲那年，他發現自己是同性戀，並且順利地向家人出了櫃。那還是 20 世紀 70 年代初，David Bowie 已經打造出了自己在 Ziggy Stardust 巡迴演唱會上的經典造型：飄逸的紅髮，圖案風格的妝容和窄小、雌雄莫辨的連體衣。那時的 Van Beirendonck「不會踢足球」，住在一團和氣的中產階級村莊裡，對於他這樣的少年來說，Bowie 和他的同儕（比如身穿緊身褲、扭動著身體的 Iggy Pop）就像是一種啟示：原來世界上還有另一種存在方式，另一種活著的方式。18 歲那年，他偶然拿起了一本叫作《Avenue》的荷蘭雜誌，內頁介紹了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的時裝設計系；次年（1976 年），他便進入了這所學校就讀。這所成立於 1663 年的學院以古典教學法著稱，視藝術性高於商業化 —— 學院的時裝設計系創辦於 1963 年，當時仍然算是新生事物。
在皇家學院裡，Van Beirendonck 發現了時裝設計的嚴謹和高遠，同時也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同班同學中有 Martin Margiela，這位奇才十年後將會在巴黎為設計師 Jean Paul Gaultier 工作，並在同一時期推出自己的同名系列。一年後，Dries Van Noten、Ann Demeulemeester、Dirk Van Saene、Dirk Bikkembergs 和 Marina Yee 都成為了 Van Beirendonck 的後輩。上世紀 70 年代，安特衛普只有約 50 萬人口，但是一場驚人的先鋒派運動已經圍繞著藝術畫廊 Wide WhiteSpace 如火如荼地展開，這家畫廊代理 Joseph Beuys 和 Marcel Broodthaers 等概念派藝術家。與此同時，年輕導演 Ivo van Hove 領導的實驗性電影運動也在迅速發展。和它在歐洲大陸東西兩側的鄰居一樣，嚴肅的比利時 —— 還有它那馬格利特式的灰色天空和鵝卵石街道 —— 也在飛速變化著。Van Beirendonck 和他的校友們組成了一個派系，他們的審美傾向不同，但是動力是相似的。Van Beirendonck 說：「當 Ann 做了某件事時，Dries 就想把這件事做得更好，而我也想做得比 Dries還好。」Giorgio Armani、Gianni Versace、Thierry Mugler 和 Claude Montana 等新設計師（他們在極度性感的女性廓形中加入了寬大的肩部設計，以此暗指當代文化）的湧現也十分激動人心。他們證明了設計師可以在高定品牌之外，設計人們願意穿在身上的時裝。
儘管比利時可能已經從昏睡中甦醒過來，但 Van Beirendonck 真正的北極星依然在海峽的另一邊。上世紀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倫敦是異見者和反建制派設計的主要聚集地，不光是時尚行業，各個領域都是如此：英國當時正處於一場漫長的金融危機之中，保守派首相撒切爾上臺，行為藝術家 Leigh Bowery 開了地下夜店 Taboo（它在當時推動了多元性取向和新浪漫主義的發展），
所有的年輕藝術家們都在進行反抗。他們的所作所為讓一代青年設計師感到興奮不已，他們對舊傳統的拋棄讓這些設計師看到了再造的機會。「Walter 真的很關注倫敦。」Van Noten 回憶道，他當時也被這座城市的能量、縱情歡鬧的夜生活、反建制派的朋克搖滾樂隊和時尚趨勢給迷住了。「他是《i-D》和《The Face》這類雜誌的忠實粉絲，喜歡 Katharine Hamnett 和 Vivienne Westwood 設計的朋克風衣服，也喜歡 Adam and the Ants；他一直非常緊密地追隨倫敦的動態，每當倫敦有演唱會的時候，我們都會一起去，而且是盛裝出席。Ann Demeulemeester 就比較關注暗黑的那一面 ⋯⋯ 我成長的環境比較傳統，所以對我而言，我比較喜歡優質的布料和高定的工藝。每個人都給這個團體注入了不同的元素，而且大家都在互相學習。」這群朋友跑到倫敦和巴黎後，會用偽造的邀請函溜進各種服裝秀場。1980 年，Van Beirendonck 從學校畢業，他開始為比利時雨衣公司 Barston做造型和設計工作。他的同班同學也都找了商業相關的工作。但是他們始終堅持將賺到的每一分錢都用到自己設計的時裝系列中； 1982 年，Van Beirendonck 推出了自己的首個系列「Sado」。「我們當時真的一心想出現在外國雜誌上，想被媒體相中，那也是我們不得不離開比利時的原因。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但比利時以外的世界根本沒有人討論這些東西。」Van Beirendonck 解釋道。1986 年，這個團體與 Geert Bruloot 一起去了倫敦，後者在安特衛普開著一家精品店。在倫敦的一個時裝展銷會上，Bruloot 把他們的設計作為一個系列進行展出，併成功地吸引了來自紐約和巴黎的買家。這個團體被稱為「安特衛普（或比利時）六君子」，因為他們的弗蘭德語名字實在太難讀了。
左起：Van Beirendonck 穿著 2020 年春夏系列「Witblitz」中的一件上衣，以及來自 2014 年秋冬系列「穿越鱷魚的咆哮」（Crossed Crocodiles Growl）、2015 年春夏系列「Whambam!」和 2017 年秋冬系列「Zwart and Witblitz」中的幾套造型。
彷彿突然之間，時尚界的中心就從巴黎和倫敦擴展（如果不說是遷移的話）到了其他地方 —— 紐約、米蘭、東京，甚至是安特衛普都出現了培養設計師和時裝設計的新模式。1981 年，川久保玲首次在巴黎展出了自己的時裝系列，用顏色單調、奇異而具有實驗性的設計震驚了世人。一年後，山本耀司也舉辦了自己的時裝秀。時尚開始從傳統的女裝和男裝廓形轉向新的、未曾被定義的理念。
這樣一來，年輕設計師突然找到了存在的意義和真正的冒險空間。正是那些年並存的魯莽與壓抑讓 Van Beirendonck 這代人想要表達，讓他們選擇狂喜而非安穩。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呢？順便一提，他們那時候也得到了貨真價實的資金支持，因為比利時的經濟部長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發起了一個項目，希望以此重振比利時曾盛極一時的亞麻布行業。比利時國內舉辦了名為「時尚：這是比利時」的活動，以及名為「 金紡錘」（Golden Spindle）的比賽，兩者都旨在推介比利時本土時裝設計師。不出所料，「金紡錘」比賽舉辦的前十年裡，「安特衛普六君子」幾乎所有的成員都獲得過這項大獎。
Van Beirendonck 也在這期間墜入了愛河。他和設計師兼藝術家 Van Saene 在學校時就產生了感情，而且正如 Van Beirendonck 所說：「我們再也沒分開過。」他們去年結了婚，現在 Van Saene 的工作室就在 Van Beirendonck 工作室的旁邊。他們形成了罕見的藝術伴侶關係：兩個人都在見證著彼此的人生。「他了解我所有的優點和缺點。」Van Beirendonck 說，「我可以和他聊我的想法，而他會用一種很開放、清晰的方式給予我回應。」
但是，如果說 1980 年代是一個反叛的年代，那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對死亡的反叛 —— 也就是艾滋帶來的死亡。「那是一段艱難、嚴峻的時期，」Van Beirendonck 告訴我，「 我身邊的一些人得病、去世。其中有很多我們崇拜的藝術家和創意人士。」但是，即便是在最恐懼的時刻，即便是治癒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時候，即便是同性戀文化難以擺脫公眾對艾滋病的羞辱和暗諷的時候，Van Beirendonck 依然很享受性愛。他在那些年間的作品 [比如 1995 年的秋冬系列「 天堂快樂出品」（Paradise Pleasure Productions）] 就表達了對各種亞文化和同性性愛習慣的認可和讚美：模特們身穿膠衣，耷拉著陰莖，戴著綁縛面罩，看起來就像是廉價的充氣娃娃一樣。這些元素後來成為了他作品中的一個主題：比如 2012 年的秋冬系列「慾望永不沉睡」（Lust Never Sleeps）就用到了更多的綁縛面罩，這些面罩使用的是褐色皮革和粗花呢布料，會讓人聯想起英倫的花花公子 ——
半是體面，半是顛覆。這些系列表現出來的坦蕩在今天看來非常迷人，但它們第一次亮相時卻讓人震驚不已，因為當時很多政府正在不遺餘力地貶低同性性行為，並且將它和艾滋病聯繫在一起。那些作品的勇敢之處在於毫無愧疚。Van Beirendonck 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煽動者；他的目的也從來不是驚世駭俗，只是去呈現而已。而且他做到了「從一而終」：在 2018 年的秋冬系列「太陽與月亮的世界」（Worlds of Sun and Moon）中，他設計了粉色、黃色、黑色的龐喬斗篷以及絲質的緊腰短夾克和連體衣，並且在上面留下了「尋歡洞」。「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可能會讓一些人感到吃驚，」他在 2011 年接受 Show Studio採 訪時說，「但是我自己不這麼覺得。」
Van Beirendonck 一直專注於以一種毫不畏縮的姿態刻畫某種亞文化、探索艾滋給同性戀社群帶來的傷害，這種專注在 1996 年的春夏系列「Killer / Astral Travel / 4D-Hi-D」中達到了巔峰。這場秀在巴黎的 Lido 夜店舉辦，它展現了一個星際世界：秀場上全是熒光色的衣服、月球靴，還有巨大的、形似園藝灌木的宇宙風假髮，而整個時裝秀的背景是一個名為 Heidi 的女孩與一隻太空山羊做朋友的故事。Heidi 的角色直接參照了美國藝術家 Mike Kelley 和 Paul McCarthy 的作品，Van Beirendonck 認為他們二人對自己表現童年的暴力、壓抑及兩者的對立產生了重要影響（Kelley 的作品更加淒涼，甚至有些悲哀；而 McCarthy 的作品就顯得很強勢，更具有性威脅）。
1992 年，兩位藝術家合作了一支名叫《Heidi》的視頻作品，他們的靈感源於瑞士作家在 1881 年創作的小說，講的是一個孤兒被送到森林裡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故事。Kelley 和 McCarthy 被這個故事的寓意吸引住了：一個天真的女孩和一個她想要取悅的老男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在 Van Beirendonck 的解讀中（秀場上以屏幕投影的形式呈現），溫順的小山羊被塑造成一個惡魔，代表艾滋病。他把他們的相遇稱作一次致命的誘惑：看似很純良的東西突然變成了某種致命之物。1992 年，Van Beirendonck 開始與德國牛仔品牌 Mustang 合作。他得到了大筆預算，可以用 W. & L.T. 的品牌（即「Wild & Lethal Trash」的首字母縮寫）呈現精心準備的時裝秀，那些體積龐大、誇張的作品贏得了大量的關注和媒體報道。但是，1990 年代預示著極簡主義的到來，而 Van Beirendonck 沒有 —— 也不能 —— 遵從這種節制、無顏色的美學和冷酷特質。1999 年，他與 Mustang 分道揚鑣，而且自那以後一直保持著獨立設計師的身份，不與 LVMH 或者 Kering 這樣的時尚集團分享所有權，這樣就不必受到它們的限制。
這種獨立身份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 Van Beirendonck 沒有自己的同伴們那麼出名，甚至還比不上他的一些學生。
Walter Van Beirendonck 身穿自有品牌 2019 年春夏系列「野性如風」（Wild is the Wind）的外套，身後是 2012 年春夏系列「Cloud #9」中的幾套造型。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對安特衛普的一片赤誠，他從來沒有真正地離開過那裡。Van Beirendonck 在 1985 年進入皇家學院任教，然後在 2007 年接管了時裝設計系（2009 年，Van Saene 也成了那裡的一名教師）。安特衛普六君子的影響無處不在。現在，這所學校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而它的畢業生正執掌著歐洲影響力最大的幾個時尚品牌。
Van Beirendonck 號稱是一位純粹主義者，因為他對待學生設計的作品像對待藝術品一樣，也因為他一直試圖保護學生，讓他們不受行業追名逐利風氣的影響。不過在去年，一個學生的自殺讓人們對學院的嚴格和孤立主義的傾向產生了質疑。「我們的學生自殺了，大家傷心極了，」Van Beirendonck 說，「我們很關心學生，總是和他們一起努力 —— 我們很瞭解他們，而且彼此之間的關係很親密。自從那件事發生以後，我們對一些課程和作業進行了反思，好減輕他們的壓力。」要想找到 Van Beirendonck 的作品是很困難的 —— 他把自己的作品賣給了世界各地大約 45 個買家，比如線上零售商 Farfetch，最近還從他的兩千多件作品中選了一些設計進行重新發布。而他的仰慕者雖然數量不多，卻都很狂熱。紐約藝術家 Nayland Blake 就是這樣一個買家，他說作為一個體重 300 磅、身高 188cm、自視為「熊」的男人，穿著 Van Beirendonck 設計的龐喬斗篷（上面裝飾著邪惡之眼）是一種「愉快又詭異」的體驗。
詭異的愉悅可能並不是 Van Beirendonck 開始做設計時的初衷。他愈發強調自己作為一位時裝設計師的出色技藝，讓人們不得不想到他的作品那惹眼的外表下始終隱藏著高定級別的骨架：富有巧思的剪裁、精緻的珠飾，還有對織錦緞、哈里斯斜紋呢等精美布料的運用
。他聲稱自己在感情和生活中一直沒有什麼冒險精神。但是他也不介意被俱樂部愛好者、狂歡者、戀物癖者和怪人擁戴 —— 這些人佔據著社會的邊緣，想要看起來與眾不同，因為這能讓他們找到存在感。Van Beirendonck 的設計讓他本人看起來更加光彩奪目，也更加狂野，但是他的時尚從來沒有否認過自己真正的樣子 —— 而對很多人來說，時尚的確否認了他們本來的樣子。它否認我們的身體，否認我們的渴求，否認我們那詭異而又多樣的美。Van Beirendonck 可能是當今少數幾位能夠徹底忠實於自我的設計師之一。「一開始，我自己設計的那些系列能讓我逃離黑暗，而且我也一直試著給世界帶來一抹亮色。」他說，「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 —— 一個黑暗的世界，但我們至少能懷有些希望。」
撰文：Thessaly La Force
攝影：Mark Peckmezian
模特：Rebel Management @ Moise,
Maxime, Brent, Ademar
以及 Jill Models @ Loic
髮型：Louis Ghewy
妝容：Florence Teerlinck
製片：Mindbox
攝影助理：Willy Cuylits, Tim Coppens
髮型助理：Nina Stenger
美妝助理：Gwen de Vylder
編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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