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為人父母是這個世界上門檻最低的職業，因為連執照都不用考，也許不然，基層教師的門檻最低，任何人都能來指點兩句。“我覺得他教得不好。”至於怎麼個不好法，全憑一張嘴，對學生熱情了，會被人說偏心，想努力保持平等關注，又可能被嫌棄呆板，太嚴格了，太溫和了……再好的形容詞，只要再加個程度副詞，推理就順暢了，“所以我覺得他教得不好”。
想當個民間教育專家的成本也很低，稍微自負點，就一定能是某個教育方法的開拓者——教學內容我是不懂，教育理念我可有一大堆。但這發言權到頭了也就是叨幾句，只要還在學校裡，決定權就在其他人手上，是上課還是做別的，全憑有沒有誰要來學校檢查。
檢查的目的本身是為了評估教學質量、衛生、安全……但為了將成果統一，並放回大系統中量化比較，就需要制定指標。必須開多少次教研會、門衛處必須有多少人值守、教室要乾淨到何種程度……按照優良中差逐級判分，為了激勵教師參與，還得想方設法和收入掛鉤，過程嚴謹，組織嚴密。
教學質量、衛生、安全等等維度本來是相輔相成，多數時候服務於“教授知識”，但在機械的指標化之後，它們變成了指標本身，甚至變成了偽造會議記錄、犧牲工作時間去門衛執勤、為了應對檢查而停課大掃除……
這種欺騙或犧牲並不能帶來些許改善，反而維護了本就惡劣的工作環境。既然檢查結果這麼好，說明教師充裕，不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財政來僱傭專人維護校園安全，說明這個系統並不像傳言中那樣不堪。如果看眼前的現實太驚心動魄，那就看彙報吧，穩定、有序。
教育是個綜合的議題，除了教育觀念、文化，還涉及教育資源的投入和分配等等。教師本來是解決各類教育問題的重要參與者，有時候直接是問題的直接解決者，但機械化的指標和處罰將教師放在了教育的對立面。如果必須優先解決其他非教育性的事務，才能保證自己不至於失業，那就會變成擠壓自己的授課時間，進而擠壓學生的受教育時間。
有城市曾經發起過“菸頭革命”，要求衛生“以克論淨”，但最終的處罰並非針對那些丟菸頭的人，而是處罰那些在嚴苛的考評標準下沒有達標的環衛工人。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何豔玲在評論這一事件時認為，評估本身是一種手段，不是目標，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把它變成了目標本身。履行評估職責的人往往將評估當成壟斷權，評估者與被評估者變成了對立的兩方。
“基層老師苦不堪言，加班至深夜兩三點，還有多少精力奉獻給學生？”前幾日，湖南的一位青年鄉村教師撰文稱，因為疲於應對上級的各類檢查，有幾次甚至讓教室空堂，為了非教學任務而聽課去加班。
在基層，學校往往處於弱勢地位，其他部門甚至把一些和教育不相關的任務也“攤派”給學校和教師。有小學曾經接到任務舉辦打黑講座，幾天後，相關部門來檢查，稱“沒有看見橫幅”。原因是學校在講座當時用了電子屏來展示主題。
撰文控訴“形式主義”的基層老師很快被縣教育局施壓，隨後刪掉了文章，並被要求承認其文章觀點偏激、認識片面。後來，州委領導介入，“領導說，會整頓永順鄉村教育現狀，少些形式檢查，減少老師的扶貧任務，不能以權給老師施壓”。
在鄉村，老師還會面臨歧視，一些家長甚至認為鄉村教師是被選拔機制篩選之後剩下的。收入偏低、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教學時間被擠佔……表面上，是教師承受著這些壓力，但它們有很大的可能會轉移到學生身上。在教育問題上，教師和家長本來應該彼此協作，但如果溝通不暢，彼此瞧不起，最終會讓孩子來承擔結果。誰又理應承受如此呢？
在當下，鄉村教育其實形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實驗氛圍”——學生少、自然環境各有特色……出於主動或無奈，有許多老師在嘗試用項目制學習、混班制等方式實踐教育創新，一些還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教師還利用假期時間積極地參與各種教學培訓。但如果身陷繁瑣的非教學任務中，連日常最基礎的教學都難以保證。
在基層積累已久的問題，經由一個老師的“牢騷”和“求助”才終於得到了些許回應，這並非個例，還有很多基層老師對此也深有體會，但卻因為種種考慮而選擇默默接受。
有一些教師甚至認為這種公開發表的“牢騷”是一種“自我放棄”——說得都有道理，但會危及職業和生活，她太單純了。這是關於這一事件最讓人絕望的觀點，教師自己已經放棄了和系統的對話，不僅放棄了對不合理的反對，也放棄了對共同體內其他人的認同、支持和保護。只是接受，最終逃離，或是將這一切合理化。
但癥結產生的原因各有不同，絕不是簡單將其“合理化”並默默接受就能安心。如何能坦然呢？莊子寫過一種叫樗的木材，它彎曲盤結，既不能做繩墨也不能做規矩，長在路邊，連木匠都不屑一顧，因此不會遭到刀斧的砍伐，沒有困苦。這種“無用”的愜意是因為徹底身處虛寂廣漠的曠野，和外界相隔離。
但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基層教師，始終會和他人互動，這是一個公共性極強的工作，如果得不到保護，長期在消極的環境和反饋中工作、生活，最終的後果，也會傳遞到所有與之相關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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