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學的建立與尚意書論的衰退》夏斐
理學的建構是橫亙北宋到南宋的重大文化事件，但北宋期，由於禪宗勢力的光大遍至，理學作為一種思想觀念還無力對文化藝術領域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這個時期蘇東坡、黃庭堅，米芾的書論還未籠置上理學的陰影，禪宗“梵我合一”的主體審美精神始終構成北宋書論的主調。南宋時期，隨著理學的完型和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理學開始以一種觀念形態對文化藝術領域進行滲透、鉗制，反映在書學思想上便是”逸”的弱化。
南宋時期理學對禪宗的消融，使禪宗的理性成分愈加濃厚，而狂逸的成分日趨淡薄。理學將宇宙人心歸結為理“天下只有一個理”理成為高居宇宙人心之上的理式即”道”。由此，理一分殊，宇宙人生的一切根源統歸於理，窮理盡性，人的主體情感成為理所籠罩的對象。理學作為哲理化、宗教化的儒學，它建立的一個根本宗旨便是恢復儒學的一統和尊嚴，使晚唐五代受禪宗衝擊而日趨渙散的思想觀念歸於統一。應該說，理學的這種理想在南宋得到徹底完成，禪宗經過理學的融和改造已喪失了呵佛罵祖、機鋒棒喝的狂禪氣質，而趨於內傾和雅化。
南宋時期，禪宗雖然還一直為文人所熱衷，但禪宗處於理學的籠軍下已失去批判的鋒芒，由北宋的放逸變而為理學卵翼下的隱逸。表現在書法領域，便是對北宋書論的反拔和對晉唐一體化的調和，這在姜夔書論中清晰地顯現出來。
（張即之書法）
不過，由於北宋到南末思想演變的漸變性，因而，在南宋，蘇、黃、米尚意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發生著影響，如宋高宗、范成大、陸游的書論都保持著“逸”的整體格局。但書法文化背景的徹底置換，畢竟使“逸格”書論難以掀起大的波瀾，也無法以一種主流形態繼續存、在下去。因此，不論是宋高宗，還是范成大、陸游的書論只能視作北宋逸格書論的餘響。
（蘇軾書法）
姜夔書論雖然在整體上還保持著取晉反唐的影響，但對“法”的關注已構成姜變書論的重心。作為南宋、書法理論重鎮，姜夔全面顯示出北宋書論向南宋書論的轉換。在理論批評史上，北宋書論是具有典型時代特徵的，禪宗與書論的一體化，使北宋“逸格”書論突出表現為對傳統範式的解構。由於唐代書法對北宋構成代際間的近距離的影響，因此，北宋書論對唐“法”的批判便表現得最為激烈一一北宋書論幾乎構成唐法的全部反題。但對唐法的批判僅構成北宋書論的部分內容，實際上，北宋書論對整個書史都採取一種理性的審視態度。由此，即使對魏晉書法，北宋也是予以批判的接受。
蘇東坡、黃山谷、米芾雖然無不表現出對晉韻的嚮慕，但這種對晉韻的推崇源於一種間離的立場。在這一方面，北宋禪宗書論與晚唐五代狂禪書論基本相同一一“逸”的審美致思使其無法對前代的書法範式予以全面認同。相較於北宋對晉代書法的批判性審視，姜夔書論已建立起崇晉的觀念結構：
（米芾書法）
（黃庭堅書法）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仕，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幹祿字書》是其證也。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逸之氣。且字字長短、大小、鍾正、疏離、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ロ”字之小、“體”宇之大、“”字之針、“黨”字之正……畫多者宜疲，少意者立肥，純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本者專著方正，極意歐、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可扁，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槽之病…晉人挑別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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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書法）
在姜夔書論中，對魏晉書法的間離感消失了，而代之以範式的認同和皈依。“風神”論的倡導便全面顯示出這種審美傾向。所貴乎濃纖間出，血筋相連、筋骨老健、風神酒落。姿態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音如精悍之徒、者如山澤，肥者如費遊之子，勁者武夫，者如美女、如醉仙，端指如上。心神作為審美不過，從姜夔對“風神”的闡釋中可以看出，概念其內函是極其混亂的，它不僅指向形而上的精神意蘊，同的也顯示出形而下的形質規定，這事實上已與晉的意外之致產生了很大距離。在姜夔書論中，“風神這個“神采”的變格似乎只是指一種書法審美上的“和”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神格”被“逸格”所取代，由此，是“意”而不是“神”構成北宋書論的核心而“風神”作為審美概念在南宋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種審美變異。應該說，即使從字面理解，“風神”這個概念也具有了中庸的道學色彩，姜夔的“風神”建立在學晉的觀念結構中，因此，“風神”本身就已包含著對北宋“逸格”書論的矯正一一從放逸到清逸構成姜夔書論的內在理路，如果說，姜夔書論與北宋書論存在什麼內在聯繫的話，那就是姜夔將蘇東坡的清空流疏淡作了片面的發揮，他說：
——有鋒以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故不得中行、與其エ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動，與其鈍也寧速，然板須淘洗作姿，則妙處自見矣。
清空疏淡無疑是禪境的體現，這也正是姜夔與北宋禪宗書論的融和之處。但在蘇東坡禪宗書論那裡，清空疏淡只是敞顯本心的自性顯示，而姜夔的禪境卻以泯滅自性為代價，從而清空疏淡成為一種只可研味的無我之境。
應該說，禪宗的雅化從北末便已經開始了，由於北宋禪宗與士大夫的關係日益密切，因此，文人土大夫的生活思維方式不可能不對禪宗發生有效的影響。他們接受了禪宗神秘主義的思維方式和適意自然的生活態度，便自稱得了禪意、往往以禪宗正宗自居，但他們卻捨棄了禪宗發展中走向極端的一路——狂禪。在蘇東坡、黃山谷那裡禪宗已趨向雅化和內傾，宗的宗教感被削弱而轉變為一種見心適性的藝術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不過，在北宗禪宗的“梵我合一”，頓悟無法的禪旨被合理的繼承下來，因此，禪宗在北宋雖有從狂逸到放逸的變化，但在黃、蘇書論中，自性的抒發仍成為主調。
南宋理學對禪宗的壓抑最終泯滅了禪宗的個性意識，由此，在姜書論中，個性的張揚和內在精神的抒發已退居次要地位，書法的最高境界是在對古法的膜拜中實現清空蕭散的無我之境。在這裡禪宗所蘊含的生命體驗已讓位給意境的營構。因此，風格論而不是人格論構成姜夔書論的主旨，對意境的強調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宋“逸格”書論主體審美的傾向，從而，由南宋歷經元明，書法主體論日漸削弱，而對意境的倡導則構成理論批評史的核心內容，這為帖學最終走向糜弱埋下了種子。
（姜夔書法）
取晉反唐雖然構成姜蘷書論的核心內容，但矛盾的是姜夔對“法”的調和卻使他走上晉唐一體化的道路。《續書譜）這一理論努力本身即已說明孫過庭在姜夔心目中的至尊地位。嚴格地說，姜夔對唐“法”的批判只限定在楷法，而對孫過庭泛化意義的法”一ー“中和“則心嚮往之。由於孫過庭“中和理論本身便含有調和晉唐“意”、“法”矛盾的意識，因此，姜蘷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崇唐的泥淖，這在姜書論中也流露出來，他說：行草為書，不惟便於揮運、而不工於字，但能行筆者，便可為之、知古之士不也。自唐及今，書札之壞，實由於此。蓋織逸甚易，收斂甚難，人心易流。宣其書之不古，甚者反以學古為拘，良可嘆也。
在姜夔的論述中雖然沒有明確表示對楷法的尊崇，但對行草的不肩，已透露出楷法高於行草的認識ー一還在很大程度可視為崇唐的表現一一姜甚至認為只要能運筆便可寫好行草，這種認識已膚淺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在姜夔要的書論中已明確透露出對北宋“逸格”理論的矯正，姜夔對王獻之的指斥及其“人心易流，宜其書之不古”的感嘆，都說明他已走向北宋尚意理論的對立處。
姜夔實際上步孫過庭後塵又走上調合晉唐的中庸路子，晉唐一體化構成南末書學的重大課題，到趙孟堅這一課題得到進一步的深化。
姜夔書論雖然表面上保持著取晉反唐的姿態，但實質上融合晉唐成為其最終旨歸，在這種觀念結構中，姜對北宋逸格理論的反拔似乎已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可以說：在南宋孫過庭的“中和”理想通過姜變已得到初步實現，歷經晚唐、五代、北宋，被徹底摧毀的晉唐一體化價值體系又重新建立起來，從南宋開始，晉唐書法又被納人同一時空，從而對晉唐書法的聞釋已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如果說，姜夔對“法”的遵循，尚需假借取晉反唐的偽裝，從而表現出小心翼翼的遷回心態的話，那麼，到趙孟堅對晉唐一體化便已是赤裸裸的公開信導了。
在理論批評史上，唐“法”源於李世民群臣融合南北的”中和”理論一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中和”理論的異化產物。因此“法”在建立初期即遭到來自自身的嚴峻挑戰。中唐時期、孫過庭力挽狂瀾將唐法納入魏晉書法時空中，從而建立起晉唐一體化的“中和”理論體系。但即使如此，唐法也沒有繼續維持下去。中唐張懷瓘¨神采論”的崛起使唐法瀕臨絕境，而晚唐五代禪宗支配下的”逸格”書論的衝擊更是將唐法掃蕩殆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在孫過庭“中和”理論體系中，晉唐書法被納入同一時空，因此，無論是中唐張懷瓘的“神采論”，還是晚唐五代的禪宗書論在反叛“法”的同時都連帶著對王羲之的攻擊。從中可以看到，晉韻唐法作為審美範式自中唐以至北宋一直沒有得到普遍認同。可以說，對晉唐標準的雙重認同始自姜夔，而起孟堅只不過承襲姜變衣缽，並將對晉唐一體絕對化罷了。
（趙孟堅作品）
從趙孟堅開始，晉唐一體化在理論批評史上發生了整體效應。至此這也預示著北宋尚意理論的最後餘響被徹底消除了。在趙孟堅書論中，唐法又被提到重要地位，併成為取法魏的前提——唐法的理性秩序與魏晉風再次達成一致。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豈易學哉！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不知量也，僅能斜，呈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間架牆壁則不，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間架壁處，不著功夫，此理不可為說者道也。
與姜夔對尚意書風的攻擊如出一轍，趙孟堅對“縱逸”書風也同樣大加詆詈，並且把矛頭直接指向現實情景。如趙孟堅對宋高宗趙構書法，便抨擊道“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間架牆壁處，不著功夫”這與姜夔指斥尚意書風“人心易流，宜其書之不古＂的論調幾乎完全相同。在趙孟堅看來，對縱逸書風的矯正便須仰賴對唐“法”的皈依！
晉賢草體，虛淡蕭散，至此為妙，唯大令秋蛇，便為文皇所譏。至唐旭素等，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燦然如藤纏者為草書之妙，要之，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為性耳。
在以上論述中，趙孟堅幾乎對整個尚意書風做了徹底否定，從王獻之到張旭、懷素以及南宋當世寫意書風。這種否定即歸結於“法”，在從入之門，先款先成，平平直直，輕輕勻勻，俗咎率更，體為排其趙孟堅看來，只有“法＂才構成書法的典範。
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算而尚氣脈乃可，不排算而求之，是未行而先馳，理不至爾。
尚宋理學對禪宗的鉗制已徹底清除了“逸格”書論的生存空間，因此，對“法＂的倡導已沒有任何觀念障礙，同時使得趙孟堅的尊唐言論無所顧忌；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先尚態度，幾何不捨本逐未耶，戒之戒之。分間布白，勿令偏側，此誠格言。每一字為率，筆多筆少不同，若此未調順，工從何生？
在趙孟堅的理論努力下，唐“法”又重新建立起書法秩序。不過，在趙孟堅書論中“法＂已不單純包含著對唐“法”的膜拜，同時也預示著對天理的遵從和對書法個性的剝奪。
南宋姜夔、趙孟堅共同構成對北宋逸格書論的反拔。姜夔雖未明言對“法”的尊從，但他對蘇、黃禪宗書論的力矯已表明“法”的不可違背，趙孟堅延續了姜夔的這一書學傾向，並將對唐法的尊崇鄭重提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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