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所發展和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變化息息相關，然而一些落地細節尤其是醫保支付還存在諸多瓶頸。
“一個本來處於醫療行業鄙視鏈底部的業態，卻在突然間開始被資本追捧，是出乎意料，也是情理之中。”
在丁香診所負責人楊澤方看來，醫療變革已是風起雲湧，診所行業的崛起則是因為原本的行業基礎太差，行業門檻低，資產不重。
螢火燎原。近年來，開診所一度成為創業者群體中的流行事件，診所也成為了投資人追捧的對象。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8年年末，全國共有診所（含門診部）24.8萬家，較之2017年新增1.8萬家新開業，相當於每天平均新開的診所數量超過49家。
在非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總體規模萎縮的同時，非公診所的數量卻在持續增長。《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數據顯示，非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數量，從2010年的440,782家減少至2017年的427,777家，下降幅度約為3%。而這八年間，非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中的診所數量，則從173,434家逐年增加至211,572家，增幅約為22%。門診部數量從8,291家逐年增加至17,649家，增加了約113%。診所和門診部在非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總數量中的比重由41%上升至54%。
數量的增長只是診所故事的一部分。在楊澤方看來，即便得到資本垂青，診所的商業模式、團隊組建等依舊欠缺章法，行業付出了很多的學習成本。他告訴八點健聞，“診所的這些新兵普遍能力不足，過度自信，幹起來以後又覺得心驚肉跳，運營壓力超出預期。”
從“根本不同意”到“基本上認可”
2004年底，生活在四川的內科醫生呂奉平萌生了自己開一家診所的念頭。“我就是想當一個純粹的醫生，能夠看好病人就可以了。”一個不願意做科研，但喜歡和人打交道的女醫生就這樣辭去了大醫院穩定的工作，開始奔波在開診所的路上。
她知道，“診所肯定不能開在華西旁邊的。”彼時，成都市規定三環路以內的老城區不允許申辦醫療機構。想要開家診所，比登天還難。
2000年以來，政府逐漸出臺具體政策改善社會辦醫環境，促進社會辦醫進入快速發展期。但紙上的條文難落地，沒有細則的支持在基層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心就要開家診所的呂奉平打了個擦邊球，將診所開在了“缺醫少藥”的高新區。
高新區是成都市的開發新區，那時候整個高新區甚至“連一家公立醫院都沒有”。老百姓看病太難了，很多到醫院看病的人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家門口又沒有診所，被逼無奈只能到遠在老城區的大醫院看病。
彼時，開診所最難的點在於拿到一張牌照。
“只要你讓我開，無論在哪個地方，只要有人就可以。”為了一張診所牌照，呂奉平來來回回跑了幾個月的政府大樓，遊說領導到口乾舌燥。呂奉平記得很清楚，從2005年3月31號提出申請，到8月16日拿到，這張牌照她等了138天。
拿到牌照的那天下午，呂奉平就開始購進診所需要的常備藥物，準備兩天後的開張。
8月18日，呂醫生連鎖診所在成都高新區的第一家診所正式開業了。“下午三點鐘才來了第一個病人。”那一天，只有呂奉平一個醫生的診所共接待了三位患者，收入100多塊錢。
診所行業在2009年終於迎來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國家陸續出臺多篇針對社會辦醫導向明確、內容具體的政策，對社會辦醫產生巨大影響。
2010年11月，《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0〕58號）明確“鼓勵有資質人員依法開辦個體診所”，鼓勵政府購買非公立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這是第一篇明確針對社會辦醫的政策，放寬了社會辦醫的准入標準。
2013年9月，《國務院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40號）要求“落實對非公立立醫療機構和公立醫療機構在市場準入、社會保險定點、重點專科建設、職稱評定、學術地位、等級評審、技術准入等方面同等對待的政策”。
這一年6月，“急診女超人”於鶯從協和醫院離職後，“打造一家有溫度的診所”成了她的理想，也成了她的一個標籤。但由於“環境條件還不允許”，於鶯的理想只能暫時放到一邊。
隨後的幾年，政策的扶持力度持續加大。2015年6月，《關於促進社會辦醫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國辦發〔2015〕45號）提出堅持開門辦醫，對社會資本實行“非禁即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支持符合條件的社會辦醫療機構承接當地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以及政府下達的相關任務，並逐步擴大購買範圍。將符合條件的社會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範圍，執行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政策。
從“根本不同意”到“基本上認可”，並輔之以明確的准入態度，呂奉平最大的感受就是審批沒有那麼難了。2016年，呂奉平拿到了全中國第一張全科連鎖診所牌照。
2017年9月1日，從美中宜和綜合門診中心離開後，於鶯宣佈要做自己的紮根社區的連鎖診所了，診所的名字很詩意：水岸祐鄰。
從協和離職時的“環境條件不允許”，到再次離職時的政策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全科診所，甚至支持在職醫生舉辦私人診所，大環境改善了，於鶯認為各方面條件相對成熟了。
在醫生們紛紛下海開診所的同時，互聯網醫療企業作為醫療領域的後起之秀，奮起直追。2016年1月，丁香園旗下丁香診所杭州濱江店正式營業。
楊澤方告訴八點健聞，在醫療大健康的賽道上，不進入醫療核心，不組建自己的醫療隊伍，肯定成不了業內的領跑者。而為什麼會選擇做診所，他表示，如果做大型醫療機構，資產太重，在非基礎醫療上會和公立醫院產生正面競爭，勝算不大。但基礎醫療目前還很薄弱，相對更容易進入，並形成一定的規模和品牌。
將扶持政策落實到細則
將宏觀扶持政策落實到細則，實現真正可在各地執行，這是診所界從業者的共同心聲。
“從政策形勢上來看，國家是鼓勵民營診所發展的，但是在具體落地過程中，還是會遇到許多細節方面的障礙。”強森醫療集團董事長何海洋告訴八點健聞。
他以醫保審批為例，每個城市的速度不一樣，西安目前是一年審批一次，如果當年錯過了審批時間買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申請。而在成都，每三個月就會審批一次，相對來說效率更高。
2018年7月，上海市重磅出臺“健康服務業50條”政策，給非公醫療的發展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健康服務業50條”在非公診所設置方面的細則規定，尤其令人耳目一新。首先，醫生是社會辦醫中最重要的醫療資源，“健康服務業50條”放鬆了醫生從業限制，支持註冊全科醫生自主執業，開辦全科醫生診所，並實行備案制等鬆綁措施，釋放了醫生這一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一環。同時，支持和鼓勵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兼職創新、在職或離崗創新創業，對經同意離崗的，可在3年內保留原有人事關係，給醫生走出體制、開辦診所解開現實枷鎖。
此外，“健康服務業50條”明確提出“先行放開100張床位及以上的社會辦醫療機構、全科診所和中醫診所的規劃限制”。
2019年1月17日，上海市衛健委對“健康服務業50條”進行細化，下發了《關於優化本市社會辦醫療機構設置管理的意見》，其中明確表示，從3月1日起，對於100張床位及以上社會辦醫療機構，以及個體診所、中醫診所、全科診所等基層醫療機構，不做數量、等級、選址距離等限制。
這意味著，上海100張床位以上的民營醫院及診所之間的選址距離限制將很快被取消。長期以來，醫療機構之間的選址距離限制，一直是阻礙社會辦醫准入的巨大障礙，從中央到地方取消醫療機構審批的距離限制是大勢所趨。尤其是在基層診所方面，惠州、深圳早在2014年就取消了門診部、診所的距離限制，全國層面“個人診所申辦不受區域衛生規劃限制”的政策也寫入了國家文件，但全國多地並未出臺落實細節，以至於多層級的政策之間“打架”。
相比於上海等一線城市，廣州、深圳、成都、杭州等經濟比較發達的二、三線城市在政策上更加開放。於鶯此前曾提到，以醫保為例，在北京、上海開家診所申請醫保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杭州、成都，只要符合條件，甚至可以直接刷醫保金餘額。
醫保支付是最大的難題
對於診所來說，患者自付、醫保支付、商保支付是三種主要的支付方式。合理的支付方式組合可以使診所的利潤最大化。然而，目前我國大多數診所都是以患者自付為主，部分接入了商保支付，僅有少數診所能夠實現醫保個人賬戶支付。
呂醫生連鎖診所已經可以使用醫保個人賬戶進行支付，但是慢病管理以及特殊門診開藥的醫保支付並沒有接通。
“即便醫療機構的准入已經放開了，但與之配套的醫保支付系統還沒有完全打通，這對診所的業務發展造成很大阻礙。”呂奉平告訴八點健聞，很多慢病患者在診所開藥很便利，但是政策卻並不支持診所的相關醫保支付，這樣一來患者還是要到二甲及以上的醫院就醫。
丁香診所負責人楊澤方也表示“期待政府可以向民營醫療機構採購基礎醫療服務，讓體制內外的基礎醫療機構能同場競技。”
卓正醫療總裁周方則對八點健聞表示，希望醫保支付政策能夠向上海等城市學習，“允許患者在醫保標準支付的基礎上再自付或商保，而不是二者只能選其一，這樣既可以減輕患者負擔，又能夠支持私立優質醫療服務機構的發展，起到分級診療的作用。
（文中有關診所、社會辦醫的政策背景和數據資料，由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整理提供。）
鄭琪|撰稿
美國院長推崇患者體驗，中國院長追求治療效率
各地醫保局急缺骨幹，一批“老醫保”卻面臨無處安置的尷尬
閱讀更多 八點健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