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顧委委員、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袁寶華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袁寶華是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參加工作後的最早領導，朱鎔基親切稱他為“啟蒙老師”。
以下是袁老2009年發表在《中外管理》回憶30年企業改革歷程的文章。
文：前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前《中外管理》雜誌理事會會長 袁寶華
來源：《中外管理》2009年第1期、第8期
本刊注：
袁老是建國後我國經濟與企業領域的老領導，他見證了我國從危難到復興的全過程，併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改革開放30年之後，傾聽依然矍鑠富有激情的袁老對這段曲折之路的猶新記憶，我們作為新生代，不僅應該永遠記住並感恩老一代為我們今天打下的堅實基礎，同時，他們所展現的實事求是、直面挑戰、著眼大局、執著追求的事業精神，更是我們企業家在當今以及未來面對眾多困難時自我激勵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30年前，我們更艱難……但中國闖過來了！面對今天的壓力，我們同樣能闖過去！
剛過去的2008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因為工作的關係，回顧這30年的歷史鉅變，我有很多想談的話，特別是回顧企業改革走過的這段極不平凡的路，在鄧小平、李先念和彭真同志親自領導下進行的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制定《企業法》，是我永遠難忘的經歷。這是企業改革起步階段最艱難的事情，需要衝破重重阻力，打破層層枷鎖。這些進步與成就為整個30年企業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為何我們落後日本這麼多？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小平、先念和彭真同志對企業改革特別關心。小平同志親自提出和推動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制定《企業法》，並在1975年、1980年兩次談話要求我們“一定要搞好企業管理”。為了推動經濟發展，小平同志給自己加了個“職務”——“後勤部長”，所服務的是經濟繁榮的主力軍——企業。
而企業的要害，在於管理。
對企業實行擴權，從深層次講，就是要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種種限制。粉碎“四人幫”後，根據先念同志的指示，我曾多次率中國經濟代表團考察英國、法國、日本、美國、聯邦德國、瑞士、奧地利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和各地負責經濟工作的同志都先後一起參加了考察。這是“文革”結束後，我國較早派出的高規格經濟代表團。我們抱著極大的興趣，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管理體制、重要行業、企業以及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地考察和了解。通過這番考察，我們打開了眼界，開闊了思路，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有益處。
1978年10月至12月初，我率團去日本訪問。大家在一起討論最多的問題是：日本企業為什麼發展得這樣快？我們的企業為什麼這樣落後？都深感必須進行改革，要給企業更多自主權。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和吳家駿都認為必須從理論上提出發展商品經濟，貫徹有計劃按比例的原則離不開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商品交換。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企業根據市場需要組織生產。
左三至左五分別為《中外管理》創始人楊沛霆、袁老、海爾集團CEO張瑞敏
從日本回來，正趕上即將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立即向國務院彙報考察情況。華國鋒主持聽彙報，先念等國務院領導都參加。先念在彙報後表示：看來經濟要搞好，首先是企業要搞好，要擴大企業自主權。在彙報中，我還特別講到在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日本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我們差不多，後來兩國之間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這個過程在技術和管理上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我們在引進先進技術裝備的同時，必須注意同時引進先進的科學管理方法。彙報時我們提出了企業要改革，要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發展商品經濟兩大問題。
在當時提出這些看法是不容易的，因為那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人們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在提出發展商品經濟問題時，連我們的思想上也還有兩個界限：一是勞動力不能成為商品，一是貨幣不能成為資本。彙報後我們向國務院提交了《日本工業企業管理考察報告》。在這份考察報告中，我們提出了許多重要建議，概括起來有六個方面：一是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管理的科學方法；二是要重視開發國內市場；三是計劃經濟要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四是要鼓勵競爭；五是要以改革推動管理；六是要加強立法和經濟調節手段。國務院領導同志對我們的建議高度重視，立即將報告印發下去。
2、為何給企業鬆綁阻力這麼大？
根據先念同志的指示，我讓經委研究室起草擴權條例。當時擴權的阻力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財政部門改革滯後。我們想通過擴權使企業有點兒自主權。什麼叫自主權？最重要的是“自主錢”，可財政部門改革滯後，對企業施以重重枷鎖，企業寸步難行。二是政企不分。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部門對企業干預太多，特別是行政干預太多。企業擴權就是想減少一點行政干預，可主管部門習慣勢力根深蒂固，熱衷於行政干涉。三是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企業自身多年形成的“等、靠、要”思想也非常嚴重。就像在託兒所待慣了，你讓他出託兒所他還不習慣。
為了起草擴權條例，經委研究室的同志到各地進行了詳細的調研。先是在北京召開一些部門和企業座談，聽取意見；然後到東北地區調查研究，深入到鞍鋼、大慶等大型企業，聽取意見和建議；最後又到上海、蘇州等地聽取地方中小型企業的要求和建議。經過調研起草了擴權十條建議。經委黨組認真討論後，把擴權十條建議提交到中央工作會議。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進一步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時期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思路，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會前，小平同志在3月30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會上先念同志發表了《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重要講話，對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說得很透徹。所以擴權十條建議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很快得到了認可，原則通過。
擴權十條建議是對舊管理體制的強烈衝擊。
在舊體制下，企業已進入死衚衕。例如：首鋼搞高爐易地改造，財政部堅決反對，不許易地。冶金企業搞設備大修，財政部門規定大修不許變樣。為這樣的事我們經常與財政部門爭吵。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嚴重束縛了經濟發展，所以必須改革。改革就是要突破這些不合理的條條框框。擴權十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擴權十條在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之後，題目就出給了財政部。放權讓利給企業，主要是財政問題。當時，對企業放權讓利到什麼程度，財政部和我們的意見很不一致。由於擴權是先念同志的指示，財政部不得不照辦。先念同志建國後長期擔任財政部長，一直抓財貿。他了解財政體制存在的弊端，所以支持我們。我們和財政部反覆爭論，最後達成一個妥協的結果，就是搞了五個擴權文件：《關於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關於開徵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於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和改進折舊率使用辦法的暫行規定》、《關於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暫行規定》。為了儘快啟動擴權工作，在起草五個文件時，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財政部的意見，所以這五個文件名義叫擴權讓利文件，實際是擴權有限，讓利也有限。現在回過頭仔細看這五個文件，不難看出，財政部控制得很緊。當然他們也確有困難，實在不願意放權。
7月9日，全國工交工作會議在成都金牛壩賓館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討論如何落實這五個文件。當時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對擴權的要求更為強烈，所以討論十分熱烈。他們看了這五個文件，很不滿意，認為限制太多。為使這個文件能夠為各部門、各地區，特別是企業的同志接受，財政部長吳波專門帶人來到成都聽取意見。
就在這次會上，來自企業和四川的負責同志與財政部的同志爭論得非常激烈。我記得田紀雲的發言很有力量，因為當時他是四川財政廳廳長，瞭解財政情況，是他說服了財政部的同志。
3、僅僅落實1/5的巨大威力！
7月3日，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並要求組織試點工作。主要內容包括：1、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允許企業按照生產建設和市場需要，制定補充計劃。補充計劃生產的產品，企業可以按照國家定價自銷。2、實行利潤留成，把企業經營的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直接掛鉤，企業用利潤留成建立的生產發展基金、集體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基金，有權自行安排使用。3、逐步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及企業的留成比例。4、企業有權向中央和地方有關部門申請出口自己產品，並按國家規定獲得外匯分成等等。這五個擴權文件對企業來講，是長久渴望得到的一場甘露。在當時沒有自主權利、沒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的情況下，這無疑給企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有效地調動了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
國務院文件頒發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工作在全國很快展開。形勢很好。當年試點企業的產量、產值、上繳利潤增長幅度都超過了試點前的水平，也高於非試點企業的水平。總的來看都實現了“三多”（即：國家多收、企業多留、職工多得）。擴大企業自主權雖然只是初步的，但已顯示了它的政策威力，給企業帶來了許多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一是企業有了一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和獨立的經營效益，開始成為一個具有內在動力的經濟單位，使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二是企業開始重視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普遍增強了經營觀念、市場觀念、服務觀念和競爭觀念。三是企業有了一定的發展生產的資金。四是湧現出一批有才幹的經營管理幹部。五是企業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了職工生活。1979年一般都發了相當於兩個半月左右標準工資的獎金，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
1980年8月9日，國家經委給國務院寫了一個《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這個報告比較全面系統地總結了一年來全國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情況，並對下一階段的試點工作提出了具體意見。國務院批轉了這一報告。報告指出：1979年和1980年6月底，根據29個省、市、自治區和一些工交部門（不包括軍工企業）的統計，試點企業總計為6600多個。這些試點企業約佔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總數的16%，但試點後產值達到60%左右，利潤達到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試點企業利潤達到80%以上，北京達到94%。1979年有4200多個試點企業，總的利潤留成額為21.3億元，按財政口徑計算企業所得為14.04億元，佔增長利潤的40.8%。
雖然說企業試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僅僅是起步。國務院發出五個文件後，主要是實行了利潤留成的辦法。其他方面的規定，總的來說很不落實。根本原因是當時的經濟管理體制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不能適應企業擴權的要求。為此，我們對進一步搞好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提出了新的10條意見。要求1981年把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工作，在全國工業企業中全面推開，使企業在人財物、產供銷等方面，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發展。這些意見由國務院批轉給各地區、各部門貫徹執行。這樣企業改革開始逐步深入。
擴大企業自主權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偉大實踐。在整個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企業改革是先行的，其他的改革是後來跟上的，所以形成了孤軍奮戰，處處艱難。由於擴大企業自主權是在先念同志的領導和支持下進行的，有了他的支持，才使我們克服重重困難，成功地進行了改革和實踐。
袁老始終掛念著我們的企業
今年94歲的袁老，不只是經濟界、政界、企業界老前輩，也是我們這本雜誌的親人、長輩、導師。他一生從事四十多年經濟與企業的領導工作，對企業有著一種熾熱的感悟。他給我們的印象從不是居高臨下，而總像家裡的長輩那樣親切、關愛、貼心地指點我們雜誌社的工作方向。每當我們辦雜誌遇到困難、過不去的檻，總是先想到去拜訪袁老，袁老也總是給我們指點迷津。
袁老四句銘言，影響深遠
早在1991年5月袁老在我們創刊號上，就給我們雜誌辦刊指明瞭方向。袁老給我們的題詞就是：“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這四句話，不管對企業、對個人成長都是非常貼切有用的。我國著名管理學家潘承烈先生特別向我介紹了袁老這四句話提出的背景、過程、意義。時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趙純均曾特地打電話問我，這四句話是朱鎔基同志的話，還是袁老的話，足見大家的重視。這也說明朱鎔基同志也非常看重這四句話。
袁老鼓勵《中外管理》叢書
1993年，我們雜誌社以連環畫方式編了一套六本《世界著名企業家經營謀略》叢書，在人民大會堂為此書舉辦了新聞發佈會和座談會。77歲高齡的袁老到會講話，他審閱了全書並高度評價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這套叢書，“是企業家的精神快餐”。後來這套大家喜聞樂見的圖畫書被評為管理學界第一項得到出版界最高獎“五個一工程”的著作。首印八萬套被搶購一空。《中外管理》也選摘連載。
17屆懇談會，袁老參加了15次
此後，袁老就與《中外管理》結緣。從1993年至今16年，他幾乎年年參加“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只有兩次因主持全國會議或因病沒有到會。有一次，他擔任校長多年的中國人民大學的財經學院成立大會，他都謝絕了，而來參加我們的懇談會。2008年，我們送袁老離開會場，向他致謝時，已94歲高齡的袁老舉手表示：“我明年還會來的。”在懇談會上，袁老一再向企業家表示：“只要是與企業有關的會議，我總想參加。”
袁老與企業家心連心
袁老還特別關注企業家的處境和命運。曾有一位著名企業家犯了大錯，他曾特別給有關部門寫信，也給我們雜誌社寫文章表示：他犯錯當然他自己要承擔責任，但我們當領導的，以及社會各方面也有責任。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袁老一再表示：“我一看到企業領導出問題，心情就很沉重。”
2001年第4期，袁老發表文章：《要為保護企業家立法》。文中指出：“自從維護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工作委員會成立以後，就提出要為保護企業家立法。”當有人說企業家不是弱者不應立法受保護時，袁老立即表示反對：“當前，企業家的命運還在政府手裡。”“政企不分，遠沒有解決。只要政企不分，企業家也是弱者。”“除了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外，還要有政府的支持。”袁老已清楚看到，這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
袁老對《中外管理》的期待
迄今，袁老已參加了15屆懇談會，在雜誌上發表了12篇文章。每次見面、每篇文章都有指導和鼓勵。現列出一二：
在2001年，《中外管理》創刊10週年之際，他發表重要文章，語重心長地寫道：
《中外管理》的十年，就像“從小看大的嬰兒”一樣，是我們看著她成長壯大的，她讓人喜歡，也讓人放心。我像其他做顧問的老同志那樣，關注她，愛護她，因為她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立志“為企業服務”，並不停地為企業紮紮實實地工作。她不追求於炒作，不熱衷於包裝，要的只是更多地提供新鮮的經營管理知識，報道更多的、有用的經營理念。依我看，這對企業主管或經理人是最有用的。
至今，回想18年來辛苦曲折的歷程，我們全體同仁每每回味袁老期待厚望，都激動不已，奮發之情難以言表。
此外，袁老曾明確地希望本刊，能矢志於“把一家一戶企業的經驗，變成全國企業的經驗”，這已成為本刊永遠追求的工作目標。
而袁老“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這四句名言，其內涵之深刻、價值之寬廣、境界之高遠，更令學人無不歎服。
十幾年來，本刊創辦人、總編楊沛霆教授，常常甚至可謂不厭其煩引用袁老這幾句話提醒、教育、激勵全社同仁後生。這幾句話，已經成為每位員工行動指南，並永遠作為我們工作的座右銘。
袁老經典語錄
現在，有些盈利企業效益下降，甚至虧損，這是很值得憂慮的，說明我們的一些企業過去取得的一點效益無非是速度效益，速度提高了效益就來了，速度降下來效益就消失了。只有加強管理才能把企業的潛力挖掘出來。這樣的經驗教訓難道不值得我們去記取和反思嗎！
——《中外管理》1994年3月刊
我看，國家的宏觀調控對於市場的有序運行是不可缺少的一條。恐怕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在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中都少不了政府的干預。
我們的政策和管理，要有利於提高技術創新的能力，有利於創造中國企業的名牌。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
——《中外管理》1995年2月刊
造就企業家隊伍，這是當前我國經濟建設非常急迫的問題。我國企業家在個人修養上起碼應該具備以下內容：1，天下興亡，匹夫有責；2，胸懷全局，腳踏實地；3，艱苦創業，無私奉獻；4，解放思想，開動腦筋；5，清正廉明，依靠群眾；6，疾惡如仇，從善如流；7，謙虛謹慎，戒驕戒躁；8，學而不厭，誨人不倦；9，丟棄幻想，搏擊市場；10，鍥而不捨，刻意創新。
——《中外管理》1995年9月刊
作為廣受我國經濟學界和企業界讀者歡迎的《中外管理》雜誌，新形勢下，大有作為。它在國內外學術界和企業界的管理思想、信息、動向傳播方面起到了導向作用，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中外管理》1997年2月刊
今後，企業的前途命運將在更大程度上掌握在企業自己手中，不可能再指望政府扶持或特別政策傾斜，而是大家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公平競爭。企業領導幹部要堅持在工作中、生活中做到慎權、慎欲、慎微、慎獨。
——《中外管理》1998年6月刊
實現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是要發揮社會團體的橋樑、紐帶作用。
——《中外管理》1999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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