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語言
在西方，意大利詩人但丁（1265－1321）在他的《論俗語》中，認為法律語言是經過權衡斟酌的準確的語言。
《論語》首次記錄了鄭國起草“命”（國王法令）的過程：“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孔子說：“鄭國制定政令，由大夫裨諶起草創作，大夫世叔參與討論，由掌管外交事務的大臣子羽修飾，由家住東里的子產大夫潤色。”）
戰國時代，商鞅認為法律必須“明白易知”，使“萬民皆知所避就。＂（《商書・定分》）。
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即引數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貞觀政要・令》）。
在西方，公元426年，羅馬帝國特奧多西烏斯二世和瓦倫體亞努斯三世公佈了《學說引用法》（ Lex citation），統一了法律的適用。
英國喬治・庫德（ George Coode）在一份題為《論立法表達》（1843）的備忘錄中，著重從邏輯結構方面論述了法律句式。
目前，有些國家對立法語言的適用，如法律條文的修辭、文句的邏輯結構等，在憲法和法律中都有明文規定。
陳炯、錢長源撰文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制逐步健全，但對立法語言作為立法技術的問題，未能引起足夠重視。
2000年3月頒佈的《立法法》，沒有提出立法語言的標準與要求。
2001年11月，立法語言首次入法。國務院《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六條規定，“行政法規應當備而不繁，邏輯嚴密，條文明確、具體，用語準確、簡潔，具有可操作性。” 同時規定，“行政法規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章、節、條、款、項、目。章、節、條的序號用中文數字依次表述，款不編序號，項的序號用中文數字加括號依次表述，目的序號用阿拉伯數字依次表述。”
2000年7月，上海大學召開“法律語言與修辭國際研討會”。李振學認為，“長期以來，儘管法律的表達與實施都離不開立法語言，但
立法語言在立法中沒有法律地位，始終沒有引起社會的重視。特別是立法最高當局，直到最近頒佈的《立法法》，仍然沒有正面肯定立法語言在法律實施中的巨大作用，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立法法》的一個重大遺漏。“我國立法長期存在的重實體、輕程序，重內容、輕形式的問題。在起草《立法法》過程中，學者們提出的《立法法》（建議稿）曾經專設一章《法的體例》，對法的名稱、法的標題、法的語言、法的結構、法的用語等提出了相應的要求，然而最終未能為立法者採納。（立法網新媒體中心/編）
閱讀更多 立法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