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物化”的興衰:
手機交互界面的符號修辭演進
摘要：手機界面的發展正在擺脫“擬物化”，這看上去是一種設計風格的改變，實際上隱含著深層次的符號演進與歷史信息。擬物化可以溯源至人類文明之初，是貫穿人類歷史的久遠概念，而手機界面的“擬物化”探討則將擬物化縮減至一個狹小的空間，討論功能可見性與符號噪音的關係。“擬物化”的衰落實際上是擬物噪音的滑落，這個過程從屬於一個更加廣闊的符號修辭四體演進，我們可以由此管窺交互界面的未來可能。
關鍵詞：交互界面; 擬物化; 符號修辭; 四體演進
“擬物化”與“扁平化”兩個詞語在 2013 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 蘋果公司新發布的移動操作系統 IOS7 一改先前的“擬物化”設計，整個界面像是被“拍扁”了一樣，並且使用了之前少有的豐富色彩。蘋果公司的影響力自然無需多說，IOS7 發佈後，很多其他廠商也開始對自己的界面進行改進，似乎形成了一股“全民扁平化”浪潮。
不僅是蘋果，微軟和谷歌等互聯網巨頭也早就開始了“去擬物化”的轉變，“擬物化”過時了的呼聲一時四起。不過各家口中的“擬物化”概念似乎不得統一，擬物與扁平這兩個“對立項” 好似憑空出現，並不斷被各家的闡釋撕扯。為此，我們有必要計較一下，這些論辯中的“擬物化”的根源，以便給相關的討論一個更加清晰的輪廓。然而，一旦這麼做了，我們就會發現，這個概念的討論，已經遠遠超出了設計風格之爭的範疇。
一、“擬物化”之溯源
“擬物化( Skeuomorph) ”並非一個新詞，Skeuomorph 這個英文詞來源於希臘語 skéuos（容器或工具），和 morph（形式）。牛津詞典解釋 Skeuomorph 是在一個物品上模仿另一個不同材質的物品特徵，或曰“藝術仿製”。這個詞語在考古學和人類學中並不是一個多麼新奇的詞語，它被用於描述裝飾物( Ornament) ———手工製作出的附屬物品。Alfred C．Haddon 將這種裝飾物，或者說圖案分為物品形態( Skeuomorphs) 和生物形態( Biomorph)，也就是說，在這些裝飾物形態中，除開具有動物形( zoomorph) 或者人形( phyllomorph) 的東西之外，其他成分都屬於“擬物”。之所以需要擬以他物，是因為“手和眼睛都習慣了先前之物，並且期望能夠獲得視覺上的相似”。比如早期歐洲的手製陶瓶需要編織物的支撐和保護，通常是繩子或者皮帶; 而當技術發展到不需要這些額外的保護之後，類似的網狀裝飾便出現在瓶身上，以滿足視覺和觸覺的期待。又或者，這是對籃子結構的一種擬物( 瓶裝容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籃子發展而來的) ，以便於人們認識到兩者功能上的相似之處。
在人類學中，擬物化的概念與交感巫術相類似，“陶器藝術中的擬物化似乎具有巫毒娃娃的力量”。弗雷澤所說的“同類相生”或者果必同因以及“物體一經互相接觸，在中斷實體接觸後還會繼續遠距離的互相作用”。即是在說，若 A 與 B 共享一個特徵，則 A 與 B 能夠相互影響———我們可以將這個定義理解為“擬物化”最寬泛的解釋。這樣一來，“擬物化”的歷史就被推向了人類文化產生之初。“擬物化”可謂是一種貫穿整個人類文化的設計理念，它長期存在於人類各個階段的文化產物中，成為一種認知模式的顯現。James J．Gibson 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 “擬物化”，提出的承擔性理論( Affordances) 認為這是種普遍存在的認知圖式，是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體現。由此觀之，我們現如今所討論的界面“擬物化”，只是“擬物化”模式中極小的一部分，而所謂“擬物化”的興衰，也就絕非是整體意義上擬物化的興衰。為此筆者不厭其煩地為“擬物化”打上引號，就是為了標示出這種概念的模糊———我們是在用同一個詞彙來描述不同的兩個概念。
二、用戶界面“擬物化”的歷史
“擬物化”貫穿於整個人類文化，其歷史自然與人類文化的歷史一樣漫長。若是想要梳理整個“擬物化”的歷史，無疑將是卷帙浩繁的工作，在這樣一篇短小的文章裡絕無可能完成。為了接近“擬物化興衰”探討中的“擬物化”概念，我們不得不將擬物化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之中———用戶界面的“擬物化”，從其歷史開始梳理。
用戶界面是計算機的關鍵組成部分，與人機交互有緊密的聯繫。所謂人機交互，就是“人與計算機之間各種符號和動作的雙向信息交流與對話”，在兩種或多種信息面對面的交匯處，形成了一個界面。這個界面初始時處於一種混沌的狀態，需要一定的規約來使其成型，即所謂用戶界面設計。用戶界面依然需要細分，本文將討論的是圖形用戶界面( GUI) 的部分。
圖形用戶界面最早出現在軍事領域，隨後由蘋果公司的 Macintosh 系列計算機發揚光大，並隨著微軟的 Windows 系統進入千家萬戶。圖形界面的出現將批處理時代的線性信息交互方式提升成二維的，多任務的形式，可謂一種巨大的進步。GUI 的主要特點是“桌面隱喻、WIMP ( Window/Icon/Menu/Pointing Device) 技術、直接操縱和‘所見即所得’”，本文所要討論的部分，集中在其“桌面隱喻”之中。
從文字到圖形，其中的功能指涉必定涉及到“Skeuomorph”這個轉變。20 世紀 70 年代的蘋果電腦使用一個電腦圖標來比喻文件系統，用文件夾的圖標來比喻文件集合，用垃圾桶來比喻棄用文件的集合。而除了越來越精細的圖標，我們幾乎找不到現在的計算機與 50 年前的這些計算機在這方面的區別。這種比喻十分強勢，以至於即使是純粹的計算機時代的產物———網頁瀏覽器也始終繞不開地球這個隱喻。
觸屏手機的出現使得比喻式的交互廣泛流行，發生了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蘋果公司 2007 年發佈其第一款移動電話 iPhone，改變了整個行業的格局。“iPhone 第一代的誕生參雜這許多不完美因素，但是它給業界帶來的震撼仍然是巨大的”，這種震撼，很大部分在於其顛覆性的人機交互方式———一改以往有些抽象的按鍵操作，讓很多交互變得自然而直接。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自然滾動”，這種滾動方式與傳統的滾動方式方向相反，當手指向上滑動的時候，頁面向下滾動，說白了就是一種擬物，模擬一個真實的物理表面對動作的反饋。電容屏帶來豐富的交互動作，與之前按鍵時代手機一一對應的操作相比，似乎是一種進步。然而，這種全新的交互方式急切需要一種註釋，來展現其用途。由此， “擬物化”開始在初始階段的 IOS 系統裡面大行其道。這種註釋的需求再加上喬布斯和福斯特爾對於擬物化強烈的偏愛，使得“擬物化”在 IOS 上愈演愈烈，逐漸引起了使用者和科技評論者的反感，人們轉身開始讚賞類似 Windows Phone 手機那種簡潔而高效的界面設計。
2011 年底，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逝世， 2012 年，高級副總裁斯科特·福斯特爾( Scott Forstall) 離職。這兩位“擬物化”的狂熱愛好者的離開使得執迷迪特爾·拉姆斯風格的喬納森·伊夫( Jonathan Ive) 掌管了整個設計部門。這個喜歡花花綠綠顏色又忠於簡潔風格的工業設計師將 IOS 的界面風格大換血，取消了大量的高光、材質模擬，讓人們大呼: “擬物化”沒落，“扁平化”興盛了。
三、手機界面“擬物化”二分
“擬物化”並非沒落，而只是一種人們觀念中類似於“擬物化”的元素髮生了改變。手機界面上的實物虛擬化，與 PC 上很多軟件的初代設計一樣，希望“能夠迅速拉近用戶與新技術的距離，且可以向沒有任何使用經驗的使用者傳送‘計算機非凡特性’的征服意識”，其實就是一種“功能可見性”———“一個實物所具有的功能，在通過使用者視覺觀察後便可以被認知”。於是，討論手機界面“擬物化”所需要區別的兩個部分，可以用“功能可見性”作為一個評判標準，得以獨立。
當我們排除掉“擬物化”所帶來的功能可見性時，剩下的純粹裝飾性的“擬物化”才是人們所討論的“興衰”中的“擬物化”，這是手機“擬物化”的真實定義。此時我們終於可以給糾纏不清的“擬物化”一個劃分: 手機界面的“擬物化”是 “功能可見性”符號修辭與擬物噪音的結合。這兩者隨時處於一個流動的變化過程中，影響因素也多種多樣，時間、個體差異、文化差異等等都能造成這兩者的滑動。
某種符號只能針對某時期的人產生修辭; 比如 3.5寸軟盤註釋的保存文件的意義，對新世紀之後出生的人而言便不再具有功能可見性，而成為擬物噪音。從符號學上看，這其實是一個指示符號( index) 向一個規約符號( convention) 的轉變，在越來越多沒有見過軟盤的使用人群中，“符號在使用語境中被理據化”，形成普遍符用理據性。又或者，文化的差異也可能導致符號修辭與擬物噪音的滑動，比如 IOS6 和 MAC OS 上的照相亭哈哈鏡應用( Photo Booth) ，使用了一個街頭照相亭的擬物作為圖標，這種符號修辭在面向缺乏照相亭文化國家的用戶時成為了擬物噪音。另一個影響修辭噪音滑動的因素可以由“恐怖谷理論”來解釋，這個由日本機器人專家森昌弘提出的理論預言，當機器人與人類像似度超過 95% 時，哪怕 1% 的差別都會非常刺眼。當我們發現 iBook 先前那種極度仿真的圖書界面不能給人真正紙質書的閱讀感受時，整個符號修辭便滑向了擬物噪音。
“功能可見性”符號修辭與擬物噪音之間的滑動依然遵循一個大致的時代趨勢，所謂“擬物化”的衰落，歸根結底，就是設計師在跟隨這種時代趨勢的前提下，消除冗餘的元素，使其“功能可見性”修辭佔據優勢。在這種變化中，系統資源得到釋放，界面變得更加清爽，也更加符合現在人們對於信息展示的要求。
四、從明喻到隱喻
———手機界面的符號修辭演進
人機交互界面從文字到圖形的轉變，必然涉及到符號修辭( 比喻) 。“功能可見性”符號修辭與擬物噪音之間的滑動———固定———再滑動從整體上說，就是一個從明喻到隱喻的修辭演進。
語言修辭中，出現了“如”、“像”、“似”之類比喻詞的比喻被稱為明喻，沒有則是隱喻。而在符號修辭中，明喻表示 “直接的強迫性連接，不容解釋者忽視其中的比喻關係”，而隱喻則是一種比較模糊的連接，這意味著沒有一種強力能夠完全保證比喻的生效，“比喻關係實際上是意圖的定點: 如果解釋群體能找到這個比喻點，符號的意義效果就比較好，但是沒有一個連接能保證這個關係”。
初期的手機界面希望引入某種功能，使用符號明喻為這個功能作註釋，於是我們看到了一種“強迫性連接”，比如書架、電話本、日曆等等，這些明喻將日常生活中的物的功能註釋到了一個新的媒介中，使得使用者很自然地想到: 拿起一本書，翻開電話簿，撕掉一張日曆等等。而這種明喻很快由於時代的發展，人群的差異，文化的不同等等因素產生了大量的擬物噪音: 電子顯示屏上模擬的羊皮質感，效率低下的翻書動畫，莫名其妙的仿真開關等等。並且，這種明喻之中很快就參進了破壞者———模擬真實物體的外形，卻擁有完全不同的功能，這種違背初衷的設計完全是為了順應整體美學的一致，更加加大了擬物噪音的比重。
消除噪音意味著精簡，材質模擬、動作模擬被取消，明喻的強迫性得到緩解，變成了符號隱喻。這使得符號的解釋開始轉向了“功能可見性”修辭與規約性之間，這種機制將“引起不同模態之間的相互作用，並促使語義和詞彙、語法兩個層次形成新的對應關係，最終產生意義上的擴張現象”。而隨之而來，新的符號噪音參與進來，解釋群體開始分裂，符號修辭開始向著下一個階段演化。
以成像功能的圖標為例，IOS 最初的擬物化設計是一個鏡頭，很多電腦上則是使用一個外置攝像頭的形狀，這種“絕似符號”將解釋者導向了符號所指代的物體，然而卻沒有對解釋進行引導，可謂一種退而求其次的作法。更加優秀的設計在其他界面中早就存在———一個相機的圖標，這種功能的隱喻傳遞出了更準確的信息: 如同相機一樣的功能，而不只是聯通了一個部件。另一個例子是音樂應用，以實體播放器 ( 隨身便攜播放器、黑膠唱機等) 為模擬對象的音樂圖標現在幾乎都變成了一個音符，因為那些不能夠產生五線譜音符與音樂功能聯繫的解釋者已經極少見———或者被排除在產品消費者之外了。
當符號開始在“功能可見性”隱喻修辭與規約性之間滑動時，新的擬物噪音就會出現。新生代沒有接觸過聽筒電話、卡式錄音帶這些“舊時代”的物品，甚至他們腦海中最直觀的照相機就是這麼一塊隨手的設備。電話圖標、相機圖標、收音機圖標所具有的隱喻修辭成了可有可無的新型擬物噪音，隨時可能被取消。這種趨勢現在已經開始出現: 一些界面中，保存按鈕不再是一個3.5寸軟盤而直接是文字; 電話接聽不再是聽筒的紅綠區分而直接使用“接聽”、“拒絕”等等。
在由明喻轉向隱喻之後，手機界面的符號修辭系統可能再次發生改變，擬物噪音的沉澱和消除只是其中的一小段進程。手機界面未來如何發展，是一個讓人十分好奇的問題。幸運的是，當我們從科技發展中抽象出一條符號學的思路，豐富的符號學圖示就展現在了我們面前。
五、“四體演進”的未來
手機界面的符號修辭演進，似乎進入了一個“四體演進”的格局之中。整體上看，明喻與隱喻處在表意形式“四體演進”的初始基礎階段。肯內斯·伯克( Kenneth Burke) 將四種修辭格———隱喻 ( metaphor) 、轉喻( metonymy) 、提喻( symecdoche) 、反諷( irony) 稱為修辭的“四大格”( Four Master Tropes) 。伯克認為，隱喻是基礎，是“在一物中見諸他物的結構”，是透視( perspective) ，而後的轉喻、提喻、反諷則在這種透視中展開。四個修辭格之間存在相互否定的關係，即“隱喻( 異之同) ———提喻 ( 分之合) ———轉喻( 同之異) ———反諷( 合之分) ”在一些西方學者眼中，“四體演進”是巨大的歷史規律，“卡勒在《追尋符號》中提出這四元演進不僅是‘人類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而且是‘惟一的體系’。詹姆遜和卡勒認為四個修辭格是 大 規 模 的 概 念 基 型，循 四 格 推 進，成 為‘歷 史 規律’”。“四體演進”是一種極為普遍的表意演進模式，因為“任何一種表意方式，不可避免走向自身的否定，因為形式本身是文化史的產物，隨著形式程式的過熟，走向過熟，走向自我懷疑，自我解體”。我們可以將手機界面的符號修辭演進與其他表意系統進行對比，明確其所處的階段以及可能的未來。
一個很直觀的對比就是文字的發展。一種觀點認為，文字起源於圖畫，“原始圖畫向兩方面發展，一方面成為圖畫藝術，另一方面成為文字技術”。文字從圖畫起源，正是 “擬物化”的一種認知圖示，然而這種圖示只存在了非常短暫的時間。以漢字的發展為例，部分字符得到表音功能後，文字就從初始的文字圖畫階段進化到既能表意，又能表音的成熟文字系統。這個系統在隨後的使用中，逐漸喪失了圖畫形態，成了方塊字。成熟使用的文字，是一個從擬物化到規約化的過程，不過到了現代，文字的使用又出現了轉變。在“讀圖時代”的背景下，以純文字作為媒介的內容形式逐漸衰落，人們的視覺空間佈滿了圖像和圖像化的文字。文字以圖像的方式得以呈現，有時是返回了“擬物化”時代，有時則是進入了轉喻或者反諷。
手機界面的符號修辭與之比較，則顯得青澀，因為人機交互表意形式的歷史與文字的發展史比起來太過短暫。可以說，手機界面的表意現在類似於文字的初始階段，正在走向成熟。手機界面圖標逐漸變得抽象，照片庫的圖標由真實的照片變為簡筆風景畫，再發展成色塊幾何圖形( 轉喻) 。又比如播放控制圖標，很難有人能夠說出這幾個幾何圖形的來源: 三角形是否是磁帶行進方向的暗示，兩條豎線是線性編輯中的記號或者是樂譜的休止符? 修辭內容的不明確反倒不影響其意義的傳達，大部分人都能準確地判斷這些記號所表達的內容: 播放，停止，暫停……這是一個明顯的“反隱喻”( 反諷) ，否定了先前的修辭格。
這種演變也不僅僅在界面圖標之中發生，整個手機交互界面的表意形式也處於這種修辭演進之中。手機的圖形界面從文字界面的修辭演進中獨立出來，開始了新一輪的演化進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新科技將為人機交互帶來各種可能，新一代的界面將層出不窮———有知覺的界面，有形界面，實物用戶界面等等，手機的定義也將被更新，修辭演進將在更大的範疇中進行。比如在理想的實物用戶界面( TUI) 中，不存在輸入與輸出，於是擬物化的需求降至極低( 物不需要模擬自身) 。在這種界面中，提喻將成為主流———一張照片能夠帶出比起自身所含信息更為豐富的內容。而當交互界面的修辭演進到反諷階段時，交互界面取消了自身，信息不再傳遞與接收( 或者信息一出現就被接收) 。這樣的圖景現在思考起來還只能停留在哲學上，不過人機交互的發展，似乎正在沿著這條符號表意演進的道路進行。
六、小結
“擬物化”的興衰的確存在，不過不是如同一般討論的一樣，將噪音的減少視作對擬物的變革。這種興衰存在於一個漫長的符號表意演進過程之中，而通過對這種興衰的符號學分析，我們可以管窺與之並行的科技未來。技術進步的歷史與信息交流的歷史同步，作為符號動物的人，幾乎一切活動都在圍繞意義展開。從遠古時代的圖畫、文字、舞蹈、音樂，到現在無處不在的計算，意義在各個媒介中展開了一幅巨大的歷史畫卷。意義的歷史學應當有一套精確的方法論，而符號學則是最適合的一個出發點。本文從意義的層面入手，分析手機界面的符號修辭演進，就是想討論科技與人文相互之間的交織與佐證。這個超學科的領域，亟待研究者的注意。
本文刊載於
《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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