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格隆匯·寧琿阿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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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將自己的上市公司“斯佩裡-蘭德”的股票出手套現後，做了幾十年辛苦教書匠的耶魯大學教授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把那部自己騎了三十多年的自行車丟掉，購入了一輛豪華的大號林肯轎車，並且僱用了私人司機。
在20世紀20年代美股的繁榮中，通過股票投資，歐文·費雪的身家一度超越同時代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而成為“史上最富有的經濟學家”。
1929年，62歲的歐文·費雪，已經在財富與功名中浸淫了4年。那年10月，費雪對當時的股市發出預測，稱“股市已經來到一片永久性的高地”，並且認為“政府會採取適當的政策維護股市”。費雪的這番話，距離這一輪泡沫的頂峰，道瓊斯指數381.17點的歷史高位，剛剛過去一個月。
結果我們都知道。
隨後的三年之中，美國股市一路傾瀉直下。到了1932年的7月，道瓊斯指數只剩區區40.60點，距離三年前的高位，幾乎跌去九成。而歐文·費雪的預測，也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不靠譜的預測”；這水平，放到今天，估計會被網友罵到祖墳冒煙。
然而，值得同情的是，大蕭條中的老年費雪，變得非常可憐。在蕭條剛剛開始的1931年，費雪患上了肺結核，這在當時已經是不治之症。而雪上加霜的是，美國稅局在同年對他開出了一份6萬美金的稅單，這超出了費雪的償還能力，他的房產列入“被執行”範圍；好在耶魯大學拍下了他的房子並租給他，使得費雪免於流落街頭。最後，還是他妻子的大姐幫他東拼西湊了10萬美元，勉強還了稅局的賬，並應付生活。
但是，費雪終究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他在困境中依然沒有荒廢工作和研究，對於使他深受其害的大蕭條，保持著學者應有的冷靜與置身事外的視角。
費雪對大蕭條的研究，超越同時期乃至後世任何經濟學家。他對貨幣與債務的認識，如迷霧中的指路燈，為後世百年人類的貨幣政策，投去微弱但堅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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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之所以猖獗肆虐，時任總統胡佛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絕對是難脫干係的。
經濟上放任自由，貨幣上堅守金本位，政府不作為，在那個年代，有著神諭一般的政治正確。在蕭條愈演愈烈的1932年，這些思想彷彿一片碩大無比的烏雲，遮得天空投不出一絲光，籠罩著絕望中的破產的人們。
就是在這痛苦的1932年，費雪教授的《繁榮與蕭條》出版。這部封神之作，如同利刃，撕開這密不透光的遮蔽。那句關於大蕭條最著名的言論，就是出於此書：
蕭條的唯一原因，就是繁榮。
這似乎有點週期和宿命的味道；但在書的前言中，費雪坦陳自己對經濟週期沒有太多研究，也不想去涉及。事實上，這部書最不朽的價值，不在於這句名言，而在於書中向世人揭示了一個隱秘的規律：
變賣資產還債導致物價不斷收縮（下降），債務會越還越多。
這也就是所謂的“債務-通縮”模型。舉個例子，一套100萬的房子，自付30萬，貸款70萬。當蕭條來臨，房價跌到60萬，你的債務並不會成比例縮減到42萬（七成），而是仍然維持在70萬。那麼根據總資產來衡量，你的負債實際上增加了三分之二。
當時許多人說，大蕭條是上帝在懲罰墮落的美國人。
而費雪教授在他的書中指出，蕭條其實只是一個貨幣現象。費雪說：“如果……我們讓金幣的數量變多，那麼在這個特殊的時刻，貨幣的增加抵消了信用（資產）的收縮；商品的價格會升高，而不是下降，那麼先前的負債就顯得不那麼龐大了。”
此外，更令秉持傳統自由放任思想的當政者難以接受的是，費雪說“……這並非是出自上帝之手。……人類有能力，並且應該去控制自己的貨幣！”
費雪的意思，用大白話講，就是發行貨幣，製造通脹，沖淡債務。還是剛才的例子，100萬的房子，70萬貸款。如果通過發行貨幣制造通脹，使房價升高到150萬，那麼負債還是70萬，但負債的比例就從之前的七成下降到不到一半了。
這大概就是現代央行公開市場干預貨幣的理念的最初雛形。
但這種離經叛道的想法，在金本位的天下，無論如何也不會被各國政府接納。費雪似乎註定是孤單的。
好在，天幸，與他同時期的經濟學家中，有一位他的知音——凱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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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府幹預經濟，凱恩斯也是認可的，但與費雪不同，凱恩斯更加偏重於財政干預，而非貨幣干預。也正是由於這一點，凱恩斯的理論比費雪更加易於被接受，因而儘管比費雪小16歲，但凱恩斯的名氣卻反而比費雪大。
凱恩斯的理論，被時人與後人冠以“主義”二字，被認為是國家干預經濟之理論的創始人。但事實上，凱恩斯不止一次對外界說，自己的這些理論，真正的鼻祖是費雪。
費雪與凱恩斯，這兩位曠世奇才初次晤面的地點，歷史將它設定在倫敦。據史料記載，那是在的1912年，兩人在倫敦悠遊數日，相見恨晚，相談甚歡。
凱恩斯在他的成名之作《貨幣、利息、與就業通論》中，認為大蕭條的根源在於儲蓄過度和投資不足，因而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無論如何降低利息，都無法刺激經濟。因此，政府必須帶頭行動，採取赤字的財政政策，增加投資，把經濟拉出泥潭。
這便是被後世所尊的“凱恩斯主義”。每當經濟下行，投資承壓的時候，“凱恩斯”三個字就浮現出來；而最早踐行凱恩斯主義的，無疑是大蕭條中的美國。
1933年3月4日，早春的華盛頓，天陰風寒。胡佛下臺，羅斯福走馬上任；宣佈新政實施，凱恩斯主義落地開花。
儘管在思想上，羅斯福與凱恩斯暗自相合，但在國家利益關係上，兩人還是敵人。特別是當時間來到戰後，法西斯被出清，新的國際貨幣秩序亟待建立，英美兩國的終極決勝開始之時。
本質上，這場兩個國家貨幣之間的PK，是金本位與信用貨幣思想的世紀大決戰。
1944年7月，美國新罕布什爾州涼爽的夏天，在一個名叫不列顛（Bretton，發音與Britain非常接近）的森林（即佈雷頓森林）的度假村，全球貨幣的新秩序出臺，史稱：佈雷頓森林體系。
長達6年的戰爭，大英帝國慘勝納粹德國，但日不落帝國往日的光輝也漸趨褪色，而大洋彼岸的美國，卻因戰爭大發橫財，其黃金儲備佔當時全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三。
此次談判，美國派出的是前財政部長哈里·懷特，而英國的代表正是凱恩斯。無論從學識談吐、還是談判技巧，懷特都不及凱恩斯一分；但終究是憑藉美國強大的黃金儲備，以及美元與黃金按固定比例無條件兌換的承諾，懷特計劃最終勝出。
後來，人們知道，在凱恩斯為世界貨幣新秩序提出的方案中，新的國際貨幣叫做Banco（班科），這是一個不可與黃金自由兌換的貨幣。外國可以拿黃金來換班科，而不能拿班科來換黃金。
也許是，經歷了大蕭條的凱恩斯，始終覺得保留貶值的權利，將來如果再有危機，到時可以救大英帝國一命。也許是，如凱恩斯這般天啟的經濟大師，早就看到，黃金根本無法滿足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需要；又或者說，凱恩斯早就預見到，貨幣超發難以控制，與其這樣，還不如不做那“自由兌換”的無謂承諾。
但在當時，人們根本無法理解他，更無法理解他的鼻祖——費雪。人們只是單純地覺得，與黃金掛鉤且自由兌換，就是王道。
垂死的金本位，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迴光返照。而凱恩斯，在他自己的理論大行其道的國家門前，碰了一鼻子灰。
兩年後，1946年4月，英國的Sussex春寒料峭。凱恩斯在家中突發心臟病，與世長辭。又一年之後，1947年4月， 80歲高齡的費雪在紐約，長眠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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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費雪任教過的耶魯大學，一位名叫特里芬的教授，一陣見血地指出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矛盾：
如果美國的國際收支保持順差，黃金流入美國，則其它國家的國際儲備資產不足，無法滿足貿易發展的需要；而如果美國的國際收支保持逆差，則其他國家的國際儲備資產過剩，黃金流出美國，最終會爆發美元危機。
不料，特里芬一語成讖。
20世紀50與60年代，世界各國出口創匯，囤積了大量的美元，進而形成了龐大的“歐洲美元”市場，但隨著美元的超發以及美元流出，美國黃金儲備反而顯得不足，一些國家開始拋售美元兌換黃金。
1968年，共產主義鬥士，法國時任總統戴高樂將軍開始帶頭攻擊美元，大舉集中拋售美元，運回黃金，直接引發美元危機。三年後，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運行不到30年的布雷頓森立體系，夭折。
金本位既已破滅，美元新的價值之錨何在？
這個尋找美元新的價值之錨的歷史重任，卻戲謔地落在了一位戲子身上——他的名字，正是羅納德·里根。
里根出任美國總統的1980年代，當時的美國惡性通脹肆虐。為了治理通脹，當時的鐵腕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將利率加到20%之高，經濟陷入“滯漲”。
儘管外間學界普遍認為里根是供給學派，但事實上的里根，骨子裡卻是個更加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他對“赤字財政”這個工具的使用，出神入化。
當此經濟社會全面陷入停滯之際，財政刺激呼之欲出，而也許是出於表演藝術者天馬行空的思維，里根提出的方案，竟然是腦洞清奇的“星球大戰計劃”！計劃中，里根鼓勵美國與蘇聯開展軍備競爭，乃至向太空競爭。而美國政府得預算，要因此每年增加一千億。
這筆驚人的每年如此龐大的開支，對於當時的美國，簡直是天方夜譚，哪裡能擠出這麼多錢呢？但正是這看似荒誕的大筆一揮，卻是破局的關鍵。這一招，不僅解決了美國的“滯漲”問題，也給全球經濟再度帶來40年的好光景。
邏輯推演是這樣的。既然美國政府手裡也沒錢，那麼就發行國債借錢；這批國債不僅賣給自己國民，也賣給全世界。儘管美元與黃金脫鉤了，但世界各國政府的外匯儲備裡，還有大量的美元，比如西歐各國、西德、以及日本。而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國一方面憑藉其強大的國力，另一方面依靠美元與石油之間結算的排他性，美國國債竟受到各國的追捧。
於是，美國國債一張張地印出來，通過紐約、倫敦、東京、以及法蘭克福的交易員們的操作，跨洋過海，趴在了各大美元持有國的政府賬上，而這些國家政府手裡的美元，則洪流滾滾，回到美利堅的土地。
後來人們驚詫地發現，一種新的貨幣等價物被發現了，那就是美國國債。
傳統經濟學的離經叛道者里根，拋開此前所有的經濟學定義，另闢蹊徑，卻打破了禁錮人類大腦幾千年的“聖諭”——貨幣天然是金銀。
費雪到里根，大蕭條到滯漲，一場康波，兩代人。1932年，費雪認識到了政府應當調節貨幣發行數量，但卻沒有給出發行貨幣所應錨定的價值標的。相反，50年後的里根，則是找到了美元的新的錨——國債，卻並沒有在發行貨幣的數量上進行創新。如何在新的貨幣之錨的基礎上，進行貨幣數量的調控？如何徹底將國債與貨幣發行之前的屏障徹底打通呢？
這個問題的解決，人類還要再等上一輪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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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終於來到了2008年，次貸引發金融危機。時任美聯儲主席貝南克，把費雪和里根結合了起來，量化寬鬆（QE）的潛在語言便是：國債就是貨幣。自此，美元的行不再僅是以國債作為抵押，而是將美債與美元畫上了等號。
2011年2月，隨著歐債危機愈演愈烈，歐洲央行推出歐洲版QE——長期再融資計劃（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2013年4月，長期忍受零利率而經濟毫無起色的日本央行，也推出了日本版的QE，叫做“量化質化寬鬆（QQE）”，2014年9月，中國推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工具，SLF、SLO、MLF等名詞相繼問世。
至此，世界主要經濟體已經全部打通了貨幣與國債之間的界限，貨幣發行和回收，再無制度教條上的障礙。
2018年，已故前“康波天王”周金濤預言的“萬劫之年”，隨著三年以來中國宏觀貨幣環境越來越緊，一場債務危機似乎又在逼近。
但是，人們浸泡在費雪們與凱恩斯們的理論中，也有將近100年了，到此之時，人類其實已經具備了駕馭貨幣、抵禦週期的工具和操作方法了。
2018年4月，我們降了一次準，讓銀行置換MLF。6月MLF擴容，以及7月5000億MLF投放，再到8月下旬直到銀行購買地方債……我們忽然看到，貨幣政策忽然間轉為寬鬆了，同時也驚歎這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操作之背後，中國政府“變錢”的能力，實在是令人嘆止。
這一系列的操作，央媽將它們冠名為——逆週期調節。
隨後，伴隨著4季度再度降準置換MLF，以及新的貨幣工具TMLF的創生，一場黑雲壓城的債務危機，倏忽間就轉到茶杯中和劇本里去了。1929年美國那種大規模的企業破產，工人失業，居民流離失所，並沒有在我們的土地上演。
2018上半年，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奧以及他關於去槓桿的理論在國內名聲大噪，一時間，關於去槓桿，“言必稱達里奧”。
達里奧最大的成就在於他對債務週期的研究，其封神之作是一篇名為《論去槓桿》的論文。30多頁的內容，概括起來是一句話：去槓桿，必須貨幣寬鬆。
而達里奧的所謂“去槓桿四相面”的最後一個環節“債務貨幣化”，用大白話講，正是費雪所謂的“製造通脹，沖淡債務”。
費雪教授的薪火，經歷了凱恩斯、羅斯福、里根、伯南克、達里奧，現在的接棒者，到了中國央行。對比1929年的美國和剛剛過去的2018年的中國，我們發現，隨著人類對貨幣和債務現象的認識逐漸升級，掌握的操作工具越來越多，債務週期與金融危機的影響，也越來越淺。
有人說，經濟危機的本質是人心危機。有人說，社會主義國家無週期。也有人說，當代各國央行已經聯手馴服了經濟週期。
但我認為，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週期天道，本是自然規律。
事實上，是人類對錯誤的政策道統的過分執迷，才使得經濟週期造成如大蕭條那般嚴重的後果。誠然，週期不可避免，但人類卻可以發揮自己的智慧，使週期的影響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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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家說：經濟學家與國家政府，是與經濟貼得最近的兩類人。經濟學家，走在經濟前面，總是在發現問題；而政府，則是跟在經濟後面，解決問題。
誠然斯言。
也許提出問題是容易的，想到解決方法也不是難事；但是讓國家、政府、甚至人類接受你的理念，接受你的方法，就談何容易了。
正如貨幣與債務的問題，從發現到解決，多少英豪後繼前僕，康波幾輪起伏。回首彈指間，匆匆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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