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注意到復旦大學蔡基剛教授發表的英語專業是“對不起良心的專業”的有關言論，讀後，對文中表現的邏輯缺失，深感不安。近年來，持蔡基剛教授這種言論的人在外語圈內外都有存在，說明在人們開始思考我們的外語專業及其教學問題，應該說這是一種好的現象。但是必須認識到，任何有關所謂“標準”的討論以及結論都必須以事實和邏輯推理為基礎。然而，通讀蔡教授的文章（以下簡稱“蔡文”），發現其立論完全建立在他所“認為”的“幾個標準”之上，然後以他這些所謂的標準得出 “大多數高校的英語專業正接近‘對不起良心的專業’”的結論，甚至直言英語專業“病得不輕”。不得不說，他的推理很有意思。下面，我們先審視一下蔡文中提出的“標準”，然後再看英語專業是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蔡文的第一個標準是他認為英語專業培養“並不是國家和國家所需要的”。蔡文此處沒有說明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到底需要什麼，更沒有親自調研，而就直言英語專業不是國家和社會所需要的。這種行為不僅天真，而且無邪，因為沒有真正的調研，我們不能輕易預測國家和社會針對英語專業需要什麼。值得警惕的是，這種觀察是建立在論者的感覺或者“認為”基礎之上，我們都知道個人的感覺常常滯後於社會上的現象，也更有可能滯後於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因此當我們真正為這種需要著手時，這種“需要”可能就變成不再“需要”了。這一點可以從前些年個別“熱門專業”在社會上很快演變成“冷門專業”得到印證。
蔡文認為的第二個標準是“這個專業的教學內容不能滿足大學生的需求”。同樣，蔡文在此也沒有指出大學生需要什麼。但是根據我對其文中言論推測得到，他的這個觀點似乎和近年來提倡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改革密切相關，但是必須注意到“滿足大學生的需求”和“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活動有著明顯的區別。“滿足大學生的需求”並不是“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模式的表徵。“以學生為中心”是對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一種糾正，是在教師引導下的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的課堂教學模式，教師在其中仍然要發揮知識的傳授者、課堂教學的引導者和操控者的角色，它並不是學生想學什麼，教師就教什麼的教學模式。說英語專業的教學內容不能滿足大學生的需要，有譁眾取寵之嫌，因為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需要可能千變萬化，比所謂的社會需要更加不可把控。有人曾經對一個工科院校的英語專業學生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發現他們對教學內容的期待可謂是五花八門。那麼我們如何滿足這些不同的“需求”？或者退一步說，我們需要滿足這些不同的需求嗎？學生的這些需求怎麼分類，他們深層次的內涵是什麼，和教育的目標有沒有衝突？我們的論者好像沒有思考，他更沒有思考他的論點有什麼樣的論據進行支撐。無法迴避的是：我們有些人的思維似乎一直在感覺的表象中掙扎，而沒有認識到學生的一些需要還停留在單純的直覺層次上，這當然和他們的認知水平和教育程度還沒有成熟有關，還不能就教育深層內涵進行認知和區分。當然這並不是他們的錯誤，但是我們的教育決策者，教學的設計者或執行者聲稱要隨著學生的這些“需求”起舞，只能說明是教育者錯了，錯在他們的思維和沒有成熟的學生一樣簡單。
再看蔡文的第三和第四個標準，即英語專業的存在是出於這個學科要保留的需要以及教師晉升教授博導的個人私利。遺憾的是，蔡文對這兩個標準的論述，也沒有提供任何的證據支撐，說明他這兩個“標準”仍然是完全建立在個人的臆測之上。言辭之中，英語專業就是為了存在而存在，而且不顧學生進入其他行業就業的現實，為教師晉升提供便利。蔡文提到根據“上海一地”的調查，說僅有5%的畢業生繼續攻讀英語相關的碩士博士學位，“其餘都到了金融、法律、商務等工作崗位，還有學生……到了無需任何英語的崗位”。讀到這裡，我突然想到要問蔡教授一個問題，他是否理解語言教育在社會中的功能，是否理解在西方語言作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一個代表學科，是從古至今一直流傳下來的。博雅教育的特點就是要培養和鍛鍊學生的品行、道德及其高度的語言表達能力和終身學習能力，最終為社會培養合格的高素質公民。在歐美的教育體系中，它至今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從蔡文的行文來看，其體現的思維是靜止的，教育也是一勞永逸的，他主張在學校要教會畢業生某種技能，滿足社會的某種需要，然後學生和社會都能永遠受用。所以蔡文振振有詞地用所謂的“就業危機”質疑英語專業存在的必要性，現在看來無疑是個偽命題。因為語言專業學生的就業並不一定侷限在語言行業，以在語言行業的就業為標準衡量就業率，不僅偏執，而且狹隘，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就業分佈在各個行業，應該恰恰說明這個專業的蓬勃生命力以及社會發展對它的需要。
蔡文中屢次提到“國家需要”和“社會需要”這種令人肅然起敬的詞彙，同時批評英語專業的從業者們不顧國家和社會需要以及學生的利益，讓筆者對蔡文中表現的大義凜然有正襟危坐之感。但是結合前述的仔細分析，發現蔡文的論調實在是危言聳聽，提出的觀點缺乏相應的邏輯和論據支撐，卻又極力譁眾取寵。蔡文在最後的論述中，更是混淆了英語作為一個專業和大學英語作為一門技能訓練和人文素養提升課程之間的邏輯關係。按照他的思維，無論是大學英語還是英語專業都應該按照一個模式來培養，然後才能為國家和社會服務。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些、思想開放一點，認真地讀一下別人、尤其優秀專業人士的著作，也許我們的眼界會變得更加開闊。從1993年到2013年擔任耶魯大學校長的理查德·萊文在其演講集《大學的任務》（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一書中明確指出，“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識教育，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終身學習能力的階段。”他甚至認為，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畢業，掌握了某種專門的技能，這是耶魯教育的失敗。同樣，按照蔡基剛教授的邏輯，他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美國東北俄亥俄大學醫學院（Northeastern Ohio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的學生每年都要舉行以美國著名詩人兼鄉村醫生William Carlos Williams命名的英語詩歌比賽（而且這項賽事已經在全美醫學生中推廣），因為在他看來，這樣的比賽既違背了國家需要和社會需要，也不符合學生利益。蔡文認為不僅非英語專業學生，甚至英語專業的學生都應該學習石油、化工等“符合國家需要”的英語，不知道他如果做了一所高水平大學的校長，是否就想把這所大學變成一所技術培訓學校？
我國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教授在生前，曾經提出過“我國為什麼培養不出拔尖人才”的問題，引起了教育界和科學界熱烈的討論，成為著名的“錢學森之問”。2016年5月下旬，筆者參加在北京大學舉辦的教育學研修班時，時任北大副教務長的關海庭教授總結了國內外教育界關於“錢學森之問”的幾種回答，其中的共識之一就是我們的大學“過分強調了專業教育”。與此形成呼應的是，著名科學家施一公教授在回應大學教育的各種功利評判時，也特別強調指出，高水平大學的教育就要“學以不致用”。他們的這些說法中都滲透著人才培養的真知灼見，都是英雄所見略同。如果蔡文的作者看到這些，不知道如此強調國家需要、社會利益和學生利益的他會作何感想？我們的國家需要什麼？我們的社會需要什麼？他真的能看得清楚嗎？
在我們的文化中，有個成語叫“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說明我們的祖先早就認識到人才培養是個慢功夫，需要持續的努力和不屈的恆心，這一點在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創新精神和終身學習能力等方面都同樣適用。錢老生前，也就高等教育的問題諄諄告誡，他特別強調提出人文藝術在理工科人才培養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錢老作為一名卓越科學家所具有的遠見卓識。要知道，卓越人才培養的目標不是培養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因為後者應該是中高級職業院校的工作。然而近年來，我們中的很多人、以及我們的部分民眾對教育的理解，似乎又回到了感官和直覺的層面，靠印象和直覺決策、空喊口號、盲目出擊。這就好比自己憑空假想一個沙袋，然後就對著它拳打腳踢。豈不知，在對假想目標每一記的出擊中，空氣中都回蕩著媚俗的氣息。
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認真地提出我們不僅要大力支持發展英語專業，支持句法學、語用學、翻譯學和英美文學等學科分支，甚至還要推動這這些分支進行更深入的教學和研究；同時還要允許，甚至鼓勵英語專業的畢業生進入非英語的崗位上就業，就像我們鼓勵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畢業生進入金融、管理和法律等行業一樣，我們原來的教育也允許學習英語專業的馬雲去從事互聯網行業，美國的教育同樣也允許學習數學的喬姆斯基把語言學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我們甚至也應該允許諸如比爾蓋茨之類的天才覺得讀大學沒意思，進而退學創業的選擇。在我看來，這不是教育或者某個專業的失敗，更不是它“對不起良心”，卻恰恰是因為它們尊重人才和個性發展多元化而對社會發展和國家利益做出的巨大貢獻。
最後，請允許我談談“良心”。我記得小時候在農村，大人們吵架吵到激動的時候，總是拍著胸脯，向對方憤怒地喊著：“要講良心！”說完這個，似乎真理的天平就偏向了他的這一邊，看熱鬧的圍觀者也會認為他是佔有真理的一方。可見，“良心”這個詞顯然代表著一個語言社區內人們之間所共享的某種常識、理據和信仰，是人們在日常相處交往的一個價值尺度，中間滲透著感性、感情和印象。如果具體到我們的科學工作，尤其是專業教學、學科評估和科研研究，“良心”在此可能就用錯了地方，因為在科學研究的場域中，各個個體的知識水平、專業能力以及導致的對事物發展層次的認識上，可能存在著顯著差異。如果憑著各個個體的良心來施教、或研究、或管理的話，他們表現出的“良心”可能不一樣，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這當然也是徐顯明教授（2010）提出的，在科學的探索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原因。可見，“良心”一詞是十分感性的，它不是嚴謹的話語，無法指導教學和人才培養、更是無法引導科學的發展。在與科學相關的工作中，使用這個詞，除了無知的煽情，別無他用。科學的工作需要理性，教學和人才培養都需要理性和科學研究的引領，只有這樣，才能造福於社會和國家，才能讓它們健康發展。
最後的最後，如果非要使用“良心”這個詞裝點我的論點，那我想讓它附著理性科學的話語之上，我想以對得起“良心”的態度鄭重強調一個論題：真正的大學、尤其是高水平大學，不能、也不應該挖空心思去迎合社會的所謂“需要”，而應該是以卓越的研究和獨立的精神（要脫俗！）引領教學和人才培養，最終引領社會需求。（完）
（本文作者為廣東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香港理工大學哲學博士）
本文來源：本文部分發表於《當代外語研究》2018年第6期，此處有刪節。
轉自：翻譯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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