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 記者 李怡彭
2019年3月12日可能會是美國教育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隨著司法信息的公佈，由職業掮客串通名校招生官、體育教練，幫助富豪家庭子女非法獲取知名大學名額的案件被公開於公眾視野下。
檢方並未起訴全部涉嫌賄賂的家長，但起訴名單已有超過50人，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等錄取率極低的名校涉案也讓該事件受到了幾乎全球的關注，該案甚至被稱作美國“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
“與公眾印象的巨大差別是案件造成如此大轟動的原因之一。” 美國升學規劃申請機構“光景新知”創始人黃煒哲說，“美國教育制度在全球範圍內有著公正、平等的形象，大家也認為最好的大學都在美國。”
但對熟悉美國大學招生制度的人來說，這樣的事件並不令人意外。黃煒哲告訴界面教育，至少在過去十五年間，為了幫助部分學生在大學申請中獲得競爭優勢，捐款贊助、賄賂招生官、考試作弊等非正常手段一直存在。
捐款換錄取，無需避諱的“陽謀”？
根據美國司法部公佈的起訴書，此次招生舞弊案的核心人物威廉·辛格（William Rick Singer）通過賄賂大學體育教練，為自己的客戶獲得了破格錄取的特招運動員資格。
《紐約時報》報道稱，辛格在波士頓聯邦法庭的庭審中將自己的賄賂、洗錢體系稱為一道升學“側門”。“正門是讓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來進入大學，後門則是需要花一大筆錢的學校募捐系統，這都不足以確保獲得錄取。”辛格稱，“我所設計的這道側門向家長保證能夠入學，這對他們非常有吸引力。”
但正如辛格所說，向學校捐款成為了富豪家庭為子女鋪路的一條無需避諱的途徑。“每一所美國大學都歡迎捐款，原則上這不與錄取掛鉤。” 黃煒哲表示，“但必須承認，有計劃地向學校進行定期捐款，能夠為子女入學帶來幫助，這幾乎每年都會發生。”
早在15年前，《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爾·戈登（Daniel Golden）就通過自己的調查向公眾展現了捐款可以換得名校錄取的現象。
根據戈登的調查，新澤西房地產開發商查爾斯·庫什納（Charles Kushner）在1998年向哈佛大學捐贈了250萬美元，他的兒子賈裡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此後不久即被哈佛錄取。這在當時就不被看作是一次正常的錄取，賈裡德高中學校的管理人員對戈登表示，他認為賈裡德的GPA與SAT成績並不是很高，也不算是一個特別出色的學生。
查爾斯·庫什納通過公司聲明公開否認了捐款與錄取之間的關係，但在公眾得知他的兒子是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女婿，並於2017年就任白宮高級顧問之後，賈裡德·庫什納成為了疑似通過這一途徑進入大學的學生中最知名的一位。
戈登在他出版的書籍《入學的價格》中寫道，由最大的捐贈者們所組成的哈佛大學資源委員會（Harvard's Committee on University Resources）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組織，時任微軟CEO鮑爾默、石油大亨羅伯特巴斯、銀行家大衛洛克菲勒等均在其中。該委員會成為了哈佛大學在捐款方面最大的支柱，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統計，截至2017年，哈佛大學收到了近380億美元捐款，比排名第二的耶魯大學足足多出近100億美元。
在刨除掉沒有孩子或子女未達年齡的情況後戈登發現，剩餘的340名委員會成員中有336人至少有一名子女被哈佛大學錄取。戈登認為，這是一個驚人並相當說明問題的“錄取比例”。
但與錄取名額相關聯的捐款並非沒有門檻，家庭背景、介紹人身份、捐款方式的不同都會影響到最終的結果。“這絕對是一項技術活。” 黃煒哲說，“甚至不在於金額，帶你進入這個圈子的是誰才是關鍵，沒有大學會無故接受鉅額捐款並給予招生優待。”
非“親”難入，部分家庭另闢作弊新路
進入特定社交圈，才是捐款這個合法的升學“後門”最難的部分。
“校友”是打進美國名校社交圈最好用的一張名片。戈登揭露稱，接近三分之一的哈佛大學校友子女都被哈佛大學錄取，這個錄取率是哈佛平均錄取率的四到五倍。而《哈佛深紅》一項針對2015年入學新生的調查則顯示，校友子女佔據了錄取學生總數的16%，家庭年收入50萬美元以上的學生中有40%來自這一群體。
《金融時報》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則稱，根據研究人員估算，校友子女在常春藤名校中的佔比平均為10%左右，這樣的“家庭人脈”能夠讓一名中學生在申請學校時的成功率增加60%。
而對於沒能進入名校社交圈的家庭來說，在標準化考試和特長生資格上作弊成為了“買進”名校的新方式。
在今年爆發的招生舞弊案中，美國知名演員和中國富豪等家庭，都通過威廉·辛格為孩子偽造履歷，拿到體育特招生資格。辛格成立的The Key基金會賄賂SAT等考試的監考官，找人為學生替考各類標準化考試。另外，The Key會為學生在簡歷中偽造他們根本不會的網球、帆船、足球等運動，再賄賂名校的教練們給予特招生名額。這些數萬、數十萬的賄賂，偽裝為了家長們向“The Key 基金會”的捐款。這不僅可以掩人耳目，家長們還可用這筆捐款為自己減稅。而The Key基金會向名校的運動隊捐贈一筆不小的費用，這筆經費如何使用，完全由受賄教練自行決定。
黃煒哲告訴界面教育，國內留學市場中也已出現宣傳自己有相似作弊“門路”的機構，甚至不只體育，藝術類特長也被當做了可被利用的漏洞。
海外移民、教育機構外聯出國的留學顧問也向界面教育確認，該類渠道在市場中一直存在，但以提供假材料、打擦邊球為主，大多機構並不真正具備其所宣傳的“資源”。
相比之下，在SAT等考試中作弊或替考，則成為了難度最低也最為“流行”的選擇。自2013年開始，美國大學委員會（College Board）多次取消包括韓國、香港在內的部分考場成績，原因均與作弊有關。頻繁的洩題事件不僅讓一些留學機構登上了美國大學的黑名單，也在無形中提高了其他正常考試學生的申請難度。
名校“不值得”
“這件事讓我們看到，不只在中國，美國白人家長同樣有名校情節和升學焦慮。” 黃煒哲評論道。
涉及到本次行賄舞弊案的家長們，甚至是大眾眼中原本無需焦慮的群體。“這些明星、高管和投資家的孩子們即使沒能進入名校，未來也無需為財富擔心。”戈登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卻仍然不惜以違法為代價為孩子進入名校鋪路。”
在學校層面，校友捐款系統大大增加了私立名校們的研究經費，也讓它們在過去幾十年中快速地在全球高等教育比拼中佔據了領先的身位。但無論是捐款還是作弊，以金錢換取名校入學機會的行為帶來的是對大眾的不公平。
這一行為和制度所帶來的影響甚至遠比人們想象地深遠。2012年在《金融時報》所發表的文章《The Price of Admission》稱，儘管很大一部分常春藤學生獲得了獎學金，但由於中產家庭過於富有無法申請獎學金，卻又無力憑藉人脈和財產“走後門”，中產學生減少已經成為美國名校的顯著趨勢。
另一個惡果同樣與錢相關。儘管私立大學們獲得了足夠的支持，但美國依賴公共財政撥款的高等教育體系卻正在面臨資金壓力。伯克利大學執行副校長內森·布羅斯特洛姆(Nathan Brostrom)在該文中表示，以伯克利為首的加州公立大學體系正面臨嚴峻的資金縮水，僅僅五年間，州政府對這些學校的補助減少了三分之一。
由於從未實行過校友子女優先政策，伯克利大學很難填補政府撥款減少所帶來的缺口。但這些學校承擔著為一般家庭學生提供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務。根據布羅斯特洛姆提供的數據，伯克利大學有40%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而這一數字在常春藤院校的比例通常僅為10%。
即使不考慮過於宏觀的負面影響，僅從對子女教育的角度，以非法手段花錢上名校仍然很難稱得上是正確的選擇，尤其是對於中國家庭。
“大學不是人生的終點，很多家長把學校的名字看得過於重了。”黃煒哲對界面教育表示，“強行去名校最後沒能畢業、找不到工作，這樣的例子已經有太多。”
專為中國學生提供學術服務的美國機構WholeRen Education曾發佈數據稱，因作弊或成績不佳，美國大學在2012年至2014年開除了近8000名中國留學生。啟德教育此前公佈的調研也顯示，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名校的退學率高達25%。
“重要的是瞭解孩子是一個怎樣的人，如何幫助他找到合適的發展路徑。”黃煒哲說，“而不是用錢換來一封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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