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覺醒往往是從年輕人開始的！
1919年5月4日，來自北京10餘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高呼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衝破了北洋軍閥的阻撓，痛毆了駐日公使章宗祥，並放火焚燒了趙家樓。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運動，同樣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那一天，一群熱血激昂的少年，喊出了壓抑許久的怒吼，喚醒了渾渾噩噩的同胞；
那一天，一個日益沉淪的國家，出現了一股新興的力量，重新校正了正確的方向；
那一天，一個任人宰割的民族，迸發了無可匹敵的潛能，再次鍛造了耀眼的輝煌；
100年過去了，時代幾經變色，甚至跨越了新世紀、新千年，但是中國人民的“五四情結”依然如故！
就像一縷微光雖然勢單力薄，但足以鑿穿孤寂窒息的黑暗，給這片古老的大地帶來光明與希望。
發起五四運動的那3000多人，同樣是占人口極少數的青少年，可是他們卻以一已之力，徹底改變了全中國4萬萬人的前途與命運。
如此江山，已讓昔賢留姓氏；奈何天地，竟將殘局付英雄。
百年回眸，戎評不禁要發自肺腑的讚一句：
他們才是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樑！
救亡，中華民族最迫切的使命
五四運動為什麼偉大，以至於100年後的今天，我們還要不斷的對其進行緬懷與褒揚？
就是因為這場運動在危急關頭喊出了“中國人誓死不做亡國奴”！
辛亥革命之後，雖然皇帝沒有了，但是整個社會其實並沒有多少真正的進步：
政局一塌糊塗，共和的觀念根本沒有深入人心；
思想異常混亂，帝制餘孽與共和新銳仍在角力；
經濟乏善可陳，歐美財團與官僚資本聯手剝削；
當時的神州大地，表面上處於北洋政府的統治之下，可實際上已經到了失控的邊緣。
一方面，新的制度、觀念、規範、風氣，由於推行不利，並沒有被廣大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舊有的保守勢力，不斷掀起尊孔讀經、宣揚復辟的浪潮，妄想倒退到封建帝制時代去。
整個中國就在這兩股思潮的拉扯下，陷入了無窮無盡的內耗之中，這個曾經帶給所有人希望的民國，還是讓他們失望了。
上一代的革命者被現實磨去了稜角，早已不復往日的熱血，很多人都就此消沉下去；
曾經引領文化潮流的知識分子也沉默了，甚至連魯迅都讀佛經、拓碑刻來排遣時光；
當一個國家最進步的群體失去了改造社會的決心與動力，那麼失去了制約的武夫，當然就會為所欲為。
大權獨攬的袁世凱做起了皇帝的美夢；
留著辮子的張勳還想著復辟，妄圖給清廷招魂；
黎元洪掌舵的總統府與段祺瑞為首的總理府，為了最高權利鬥得不亦樂乎；
五千年來，同室操戈的戲碼並不罕見，史書中比比皆是，然而唯獨在民國初期，窩裡斗的現象達到了頂峰。
既然這群掌握著國家權柄的蠹蟲為了個人利益公器私用，那麼他們出賣國家主權、出賣人民利益也就順理成章了。
如今的人們或許很難理解，為什麼五四運動的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就是因為這幫倒行逆施的賣國賊，實在是把中華民族的臉面都丟光了。
他們把14萬中國勞工用淚水、鮮血、生命換來的一戰戰勝國地位棄之如履，竟還想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
這哪裡是什麼戰勝國應有的樣子，簡直是戰敗者才有的待遇！
很顯然，如果再任由這幫賣國賊統治下去，整個中華民族還將繼續向深淵墜落，永遠沒有觸底反彈的那一天。
在這個萬馬齊喑、悶得透不出氣來的黑暗國度裡，一群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青少年勇敢的站了出來，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扛在了自己的肩上，第一次喊出了“救亡圖存”的口號。
這個口號是如此的激動人心、縈繞人耳——包含了國家獨立富強、人民吃飽穿暖、不再受外國侵略者的壓迫侮辱，因而形成了浩大的聲勢，成為了壓倒一切的頭號任務。
毫不誇張的說，“救亡圖存”這個口號的提出，意味著中華民族開始真正覺醒了！
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都很迷茫，他們對中國到底要走哪一條路猶疑不決，就連達成共識的趨勢都沒有形成。
有的人覺得過去之所以落後，是因為統治中國的是一個滿族皇帝，如果換一個漢族皇帝，那就可以恢復漢唐盛世的榮光，然而袁世凱登基的鬧劇卻把這個幻想撕碎了。
又有的人覺得過去之所以落後，是因為有帝制的阻礙，現在我們也推翻了封建王朝，也發展了帝國主義，可是一戰的結果表明，老牌帝國主義不會容許新帝國主義發展壯大的。
還有的人覺得投靠帝國主義也是一條不錯的選擇，當初日本不就是通過投靠英國崛起的嗎？可是巴黎和會的結果表明，老牌帝國主義不會犯第二次錯誤，他們還想將中國當炮灰呢！
“救亡圖存”就是不想當亡國奴，而不想當亡國奴就必須老老實實靠自己，靠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
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對暴力革命持否定的選項，在他們看來，大多暴力革命，尤其是裹挾著底層民眾的革命都是破壞性的，對社會的意義全都是負面的。
要知道義和團運動才過去了十幾年，造成的災難還歷歷在目，使得這些知識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後，還是小心翼翼地把權力還給了前清的將領們，根本不敢發動底層民眾。
不發動底層民眾，就只有眼睜睜看著一幫武夫竊取革命的果實，看著整個國家在泥潭中掙扎。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五四運動之前的兩年，十月革命爆發了！一大批年輕的知識分子驀然發現，發動民眾的底層革命不僅可以取得徹底的勝利，而且並沒有造成全社會範圍內的混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救亡圖存的目標若想實現，就一定要發動廣大的底層民眾！
那麼，怎樣做才能發動底層民眾呢？
啟蒙，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覺醒
所謂啟蒙，從根本上來說也就是兩件事——“舊思想的否定”與“新思想的介紹”。
舊思想很明確，主要指儒家傳統文化。
推崇“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文化哺育了中華民族的血脈，當然很優秀，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便並不意味著傳統不可以反！
要知道，世界上每一個古老民族的傳統文化無不有藏汙納垢的一面。雖然這僅僅只是局部的一小面，但如果不加以批判，任由其腐朽敗壞，則必然會拖累整個民族的進步。
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環扣一環的把國、家、身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並服務於皇權，成為了統治者維繫合法性的最重要根基。
首先，身體髮膚受之母——謂之“孝”；
其次，學問受教於老師——謂之“師”；
最後，家庭受恩於國家——謂之“忠”；
於是，孝道、師道與忠君就成為了中國最重要的禮法，在確保封建王朝穩定有序的同時，也禁錮了每個人的思想，讓整個社會都死氣沉沉，以至於幾千年都沒有明顯的進步。
孝道發展到極致，就滋生出了“父權”這個怪胎，子女的命運從出生開始就開始任人支配了；
師道發展到極致，就演化出了“崇古”這股亂象，所有的新事物、新理念就必然會受到打壓；
忠君發展到極致，就誕生出了“奴才”這個群體，文官也好武將也罷全都是皇帝的家奴而已；
幾千年，所有的中國人都束縛在父權、師權與君權的桎梏之下，幾乎沒有任何的自由性與獨立性，如同行屍走肉一般，只是卑微的活著。
你要打破包辦婚姻，那就是不孝子孫；
你要質疑先賢前輩，那就是欺師滅祖；
你要提倡自由平等，那就是大逆不道；
傳統文化把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根深蒂固的舊思想麻痺了整個民族。
須知，是孝敬父母而不是孝順父母；是尊重師長而不是尊重權威；是忠於國家而不忠於君王。
看不清這一點，就看不清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
大盜利用鄉愿，鄉愿諂媚大盜，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依靠，披著儒學文化的皮囊，幹盡了壓榨百姓的禍事。
李大釗曾經說過，煌煌一部中國歷史，其實就是鄉愿與大盜結合的記錄：
大盜不結合鄉愿，做不成皇帝；鄉愿不結合大盜，做不成聖人。不可否認，李大釗的看法或許有點極端，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皇帝就是大盜的代表，聖人就是鄉愿的化身。
即使到了民國，推翻了清廷，趕走了皇帝，但是那些皇帝與聖人的餘孽，還在暗地裡作祟，鼓搗復辟與尊孔的小動作，簡直是想開歷史的倒車。
要知道，正是數千年來儒家那一套治國方略並沒有使國情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才讓整個中國陷入了原地踏步的窘境。
在別的國家都奮發向上的同時，中國卻仍在踟躕不前，這就是落後，而落後就要捱打。
很顯然，以儒家傳統文化為尊的國情再也沿襲不下去了，不想當亡國奴，就只能引進新思想。
新思想就兩點，即科學與民主
自古以來，不論是朱元璋還是李世民，徵兵的時候都喜歡用一些沒有文化的農民，在他們眼裡士兵只是斬將奪旗的工具，而不是有獨立人格的的戰士。
在冷兵器時代，這種方式雖然簡單粗暴但卻行之有效，反正大部分人都塞在方陣裡，能按照將領的指揮行動就行了。
然而機槍出現以後，士兵就再也不能排成密集陣型了，反而要形成幾個人的小班組，並且各個班組就還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戰術，這就意味著對士兵的綜合能力要求提高了。
那麼，如何適應作戰方式的轉變呢？
接受科學、擁抱科學、運用科學。
你不懂槍械原理，就不知道用弓箭根本戰勝不了子彈；
你不懂地圖座標，就不知道佔領制高點遠比塹壕有效；
你不懂補給醫療，就不知道戰線越長就越是勝負難料；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經過五四運動的啟蒙之後，從紅軍到八路軍再到解放軍，革命隊伍都把學習科學知識放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
在行軍打仗的間隙，士兵們都抓緊一切的時間來接受文化教育並學習相關的科學知識——如何保養裝備、如何變化隊形、如何急救止血......
正是不斷的吸收先進文化，才使得這支軍隊逐漸成長為一支戰無不勝的鐵軍。
事實上，不僅士兵需要接受科學的思想，普羅大眾同樣也不能例外。
唯有用科學的理論去啟蒙大眾，讓大多數勞動平民應用科學，才能破除宗法社會封建制度的藩籬，從而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如果說“科學”是五四運動帶給中國人民的認識論，那麼“民主”就是這場運動帶給我們的世界觀。
此“民主”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民主體制”，而是“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個人解放。
尤其是其中蘊含的父子平等、夫妻平等、男女平等的思想，經過五四運動的推廣，很快就形成了一股龐大的浪潮，迅速就席捲了全國。
特別是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受到這股新思想的啟蒙，毅然決然的斬斷了君權、父權與師權的枷鎖，走出了包辦婚姻、衝出了家族束縛，投奔革命，爆發出了巨大的能量。
從本質上來說，五四運動所謂的啟蒙不是啟別人的蒙，而是啟自我的蒙！
每個人都自覺的去探討自己存在的意義，哪怕這種探討被絕大數人置於不顧，甚至視為空談，也絕不能因此自我懷疑。
封建士大夫總是愛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看起來義正詞嚴，卻擺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式，說白了還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還是懷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傲慢心態。
他們忘了，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出發點在於首先“立人”，只有先追尋自我、建構自我、完善自我，讓每個人都獲得精神的覺醒與人性的發現，才能使中華民族在整體層面上破繭重生。
事實上，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從來就沒有提倡過“平等”，只講“平衡”，而所謂的平衡就是要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來掌握，其結果往往是任人魚肉。
而五四運動帶來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才第一次讓中國人意識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每個人都應該做自己命運的主人。
率先覺醒的青少年，更是紛紛投身於隨後的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中，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史詩。
他們，才是五四運動留給中國最寶貴的財富！
文章最後，戎評有話說
整整100年之前，彼時的中國人雖然剪掉了腦後的辮子，但是他們心中的辮子卻依然還在！
在舊制度與新思想的衝撞下，絕大部分人都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一個民族需要什麼樣的時代榜樣，才會奮發圖強？
一個文明需要什麼樣的價值共識，才會浴火重生？
一個國家需要什麼樣的精神內涵，才會興旺發達？
答案到底是什麼？很多人都不知道，正當他們猶疑彷徨時，是一群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多歲的青少年挺身而出，發出了時代最強音：
中國想要尊嚴，就不能忍氣吞聲；
中國想要太平，就不能認慫怯戰；
中國想要復興，就不能一味示弱；
當這個國家像一頭巨獸一樣，呼嚕嚕沉入夢鄉的時候；當這個國家像一根浮萍一樣，孤零零陷入絕境的時候。
正是這群年輕人，在最危急的關頭，用一場五四運動，挽救了這個存續五千年的國家。
“民族覺醒，中華復興”，永遠不會是一個口號，而是這些人身上流過的血汗，掉過的皮肉。是他們用遍體鱗傷的付出換來了一個偉大國家的浴火重生。
最後，戎評借梁啟超先生的《少年中國說》，送給為這個國家走向繁榮富強，貢獻過智慧、血汗、乃至身軀的年輕人：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
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
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
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
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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