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稱中國富豪女兒進斯坦福花650萬美元，美國頂尖大學招生有一個公開的“祕密”……

最近，美國的“名校入學舞弊案”備受關注，隨著案件信息被不斷曝光，外媒稱，有中國富商也涉及此案，其中一位趙姓女生家庭支付了650萬美元。

此次事件性質如何？是行賄還是詐騙，目前仍在調查之中。《紐約時報》的報道稱，該案涉及一箇中國郭姓家庭，其律師表示，郭家並不瞭解美國大學申請的流程手續，以為這筆錢只是給學校的捐款，而中間人利用這一漏洞，騙取了上百萬美元。

美國頂尖高校在招生中，一直以來對大筆捐贈和精英家庭都有“特殊照顧”，這是公開的秘密。

對此，一位美國資深教育界人士表示：“當美國名校的錄取秘密遇到決心更大且具備支付能力的中國家長，暗箱操作就被供需推動成為更公開直接的買賣。金錢似乎真的可以買通這一路艱難險阻，直至象牙塔尖。”

而一位執教於耶魯藝術專業的教授更加直言不諱，“你以為這兒還是過去的耶魯嗎？她早就墮落了，被技術時代和商業社會的功利所侵蝕。”

今天，庫叔分享三篇文章，看看美國名校的另一面。

文 | 耿直哥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環球時報”（ID：hqsbwx ），原文首發於2019年5月2日，標題為《外媒曝光：花650萬美元送女兒上斯坦福的中國富豪是他》，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根據多家美國的報道，這位被曝光捲入美國高校入學舞弊案的中國富商趙濤，曾給此案中的中間人以及主謀【威廉·辛格】支付了多達650萬美元。趙濤的女兒則在2017年被美國名校斯坦福大學錄取。

這一金額也是所有已知捲入此案的家長中最高的一個。排名第二的是120萬美元，同樣來自一個郭姓的中國家庭。郭家的女兒則被耶魯大學錄取。

同時，這些美國媒體還揭露了趙濤的身份，他是中國某大型製藥集團的董事長。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也有聲音認為這些來自中國的家長並不是主動行賄，而可能是被那個中間人辛格騙了。

比如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郭家的律師就表示郭家並不瞭解美國大學申請的流程手續，而且以為這筆錢只是給學校的捐款，而辛格便利用了他們的無知，騙他們一下子拿出了上百萬美元。

郭的律師還表示中國家長支付金額遠多於美國本地的家長，也恰恰說明了辛格是詐騙他們。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的報道）

而在今年3月《紐約時報》的另一篇報道中，該報也透露一些被捲入的美國本地家長也表示自己被坑了。

這些家長宣稱，辛格將自己偽裝成是一個教育基金會的負責人、稱能給美國乃至全球精英的子女提供就讀美國名校的機會，但並未對這些家長透露過自己其實幹的是違法的勾當：即拿著他家長給他的錢去給美國名校的運動隊行賄，並偽造學生的“體育特長“資料，以此讓學生“走後門”入學。

所以，才案情被曝光後，這些家長也都非常震驚。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的報道）

實際上，趙家的案子也同樣很奇怪。

首先，儘管趙濤支付給了辛格650萬美元，按照美國媒體的報道和斯坦福大學的說法，這其中只有50萬美元是以給學校的帆船隊“捐款”的名義給到了學校，而且是在趙濤女兒被錄取數月後。

其次，儘管中間人給趙濤的女兒偽造了一份帆船運動的簡歷，趙的女兒並沒有像這起系列舞弊案中的美國名人子女那樣，被斯坦福大學的運動隊教練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開後門”錄取。她還是通過正常的渠道被學校錄取的。

同樣圍觀此事的英國《每日郵報》就在他們的報道中這樣描述說：“但此案卻出現了奇怪的轉折，即趙濤的女兒並沒有被斯坦福大學的帆船隊錄取，而是憑藉自己被學校錄取了”。

（截圖來自英國《每日郵報》的報道）

而來自中國網絡上的一些線索則顯示，一個年齡、姓名、容貌以及被斯坦福大學錄取的時間都與趙濤的女兒一致的女子，曾在當年被中國某視頻直播平臺作為“美國高考狀元”進行過推廣，還邀請這名“生活在一個大家庭”、“有著4個兄弟姐妹”的“普通女孩”分享了自己的考學經驗。從直播中來看，這名女子的英語口語非常好，與網民交流的態度也很禮貌，能感覺出受過不錯的家教，她還透露自己曾在英國念中學，是從英國直接申請去美國讀的大學，將於2017年下半年入讀斯坦福。

根據當時該平臺對她的介紹，她在當年的美國大學入學考（ACT）和托福考試中，分別取得了33分（滿分36）和111分（滿分120）的成績。至於這個成績是否夠得上被斯坦福大學錄取，有人認為可以，有人則認為還不夠。

另外，有美國媒體還在一個名為“普林斯頓中美聯盟”的網站上發現了關於趙濤的女兒的介紹，稱趙濤的女兒對中國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不平等問題很感興趣，希望將來可以投身於中國的教育事業。該網站貼出的一張趙濤女兒的照片，也與中國那個視頻直播平臺發佈的那個女子的照片相吻合。

總之，這些疑點恐怕也是為何目前報道此案的眾多美國媒體都保持了一定的剋制，沒有直接說趙家是通過行賄讓女兒上的斯坦福，並強調說“目前尚不清楚趙濤和他女兒是否清楚辛格的違法行為”，以及“美國司法部門目前沒有起訴趙濤和他的女兒”。

這也是給趙濤女兒的臉和姓名打馬賽克的原因。

不過，由於這份偽造的運動簡歷還是增加了趙濤女兒的錄取機會，所以今年3月斯坦福大學還是以“偽造入學材料”為名開除了她。

最後，不論趙濤及其女兒在此案中到底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還是被“坑”的受害者，有一個問題卻讓我不得不去思考。那就是當富人的孩子成績也很優秀，並且還有豐富的家庭資源可以令他們去要麼給名校“捐款”，要麼去獲得更豐富的課外閱歷時，窮人的孩子即便再學習成績上在努力，又真能競爭得過這些優秀的富人子女競爭嗎？

至少在看重“全面發展”的美國私立名校看來，答案是否認的。如果趙家的女兒沒有在運動履歷上造假，而是利用富裕家庭的資源獲得了真正的資歷，那麼相比起成績同等優秀的窮人子女，她就獲得了進入斯坦福的鑰匙。

拓展閱讀一：

一路買進常春藤：金錢、暗箱操作、賄賂與平權法案的故事

文 | Theo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FT有教無類”（ID：ftcedu），原文首發於2019年3月15日，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韓裔男孩亨利樸(Henry Park)12年級，在年級排第14名——很高的排名；他的SAT考出了1560分——一個距離滿分1600分只差40分的完美分數。亨利就讀於格羅頓中學(Groton School)，這個高中是全美最頂尖的傳奇高中之一，可以被稱作是“總統中學”，整個羅斯福家族的孩子幾乎都是從格羅頓中學畢業的。

亨利申請了常春藤院校中的四所——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布朗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之後收到了四封拒信。同樣忙不迭給他發來拒信的還有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在格羅頓中學那一屆的79個高中生裡，有幾乎一半的學生——34人——都拿到了常春藤院校的錄取，幾乎所有人的分數都比亨利要低。但除了成績之外，財富、家庭背景、捐贈、家族人脈，以及種族比例上，相較之下，亨利卻處於十足劣勢。

在丹尼爾戈登(Daniel Golden)為《華爾街日報》寫作的一篇叫做《對格羅頓畢業生來說，學術不是通往藤校的唯一鑰匙》的故事裡，亨利的媽媽蘇姬講述了兒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們太天真了，還以為大學錄取這件事，和學術水平是有關係的。”

這個關於大學申請的故事發生在1998年，憑著亨利的故事，記者丹尼爾戈登斬獲了那一年的普利策獎。如今這個故事過去了二十年，針對教育和種族問題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非但沒有被置入歷史的陳列櫃，反而被反覆地辯論、修訂、推翻和重寫，更多像亨利一樣的高中生在無數次重演一樣的歷史，在大學錄取的這個幾乎是神化了的過程裡，是對於“不公正”的呼喊、對民粹主義的警覺，以及金錢和學術之間的那一架神秘天平。

在這架天平的另一端，是向布朗大學捐贈了一百萬美金的索尼影業主席邁克爾林頓的女兒（被布朗大學錄取）、擁有總統父親但GPA只有C的小布什（被耶魯大學錄取）、奧巴馬的女兒、美國第一千金瑪利亞奧巴馬（被哈佛大學錄取）、另一位總統特朗普的千金伊萬卡特朗普（被賓大沃頓商學院錄取）、向哈佛大學捐贈了250萬美金的新澤西房產商查爾斯庫什納的兒子賈裡德庫什納（被哈佛大學錄取），還有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的兒子（被哈佛大學錄取）、好萊塢巨鱷邁克爾奧維茨的兒子（被布朗大學錄取）、多數黨領袖比爾弗利斯特的兒子（被普林斯頓錄取）等不計其數的、前1%的精英階層或特權階層的後代。

如果亨利拿著自己的標準化成績單，去和上面這張清單裡的任何一個人對比，他的苦惱可能會變得更大。

我把這個清單讀給一位在北京一所普高從事教育工作的女士聽，她的兒子正在這所高中裡讀高一，我試探地問，“他們為什麼被錄取了？”

“因為家裡有錢，”她聳聳肩，簡明扼要地說。

在金錢和常春藤之間，是一條斬釘截鐵卻又模糊混沌的線。斬釘截鐵的地方在於，對於不同社會階層被頂尖藤校錄取的不同概率，幾乎被所有人默認標準，約定俗成為一個不言而喻的慣例——“總統家的孩子，當然（可以享有這個特權）啊”；而模糊混沌的地方在於，儘管如此，這背後的運轉邏輯，金錢如何在常春藤院校之中漂浮、遊蕩、滲透、紮根和產生作用的機理有時明，有時暗，就像在暗箱裡隱約可見又消失的螢火蟲——“只要有錢，就能被藤校錄取嗎？”“到底花多少錢，才能被藤校錄取？”無數的不可言說下，衍生出了一個又一個陰謀論和神秘的灰色產業。

這遠不止是一個關於總統和億萬富翁的輪盤遊戲。

絕對的教育公平不存在，在一個零和遊戲，一旦天平發生傾斜，無論倒向特權和精英階層，或是倒向少數和弱勢人群，都會有另一端被丟入不公平的山谷。二十年之後，當年還未成年的亨利已經成了一位壯年男子，但他所期盼的，對於他所遭遇的不公正的裁決不僅沒有到來，形勢卻更嚴峻了。

剛剛過去的2017年末，哈佛大學的校報《哈佛深紅》(The Harvard Crimson)發佈數據稱，今年得到哈佛大學錄取的所有新生裡，三分之一，都來自於“傳承錄取”(Legacy Admission)——一項針對家庭中有申請院校畢業校友的申請者的錄取偏好傳統。傳承錄取被稱作是“出生就含著金鑰匙的福音”，這個充滿爭議的傳統長期被詬病是基於裙帶關係的“開綠燈”政策，用於專門錄取腰纏萬貫的、具備向大學校方捐贈能力的，或特權階層的校友子女。40%被哈佛大學傳承錄取的新生家庭，都擁有最低不少於50萬美金的家庭年收入。

《哈佛深紅》的記者喬納森布隆伯格稱，哈佛大學的2021屆本科新生——也就是剛剛收到錄取，即將在2018年秋天入讀哈佛大學的學生裡，有29%都來自於傳承錄取。“數據顯示，通過傳承錄取的學生與一般的常規申請學生相比，有三倍以上的幾率被哈佛錄取。”

“三倍錄取概率”、“三分之一”這樣的驚人數據不止存在於哈佛大學，而成為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據《普林斯頓日報》報道稱，普林斯頓大學15%的學生都來自於“傳承錄取”，不止如此，那些沒有傳承錄取資質的常規申請者中，能夠得到普林斯頓錄取的人只有11%，而在所有擁有傳承錄取資質——家庭中有人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無論財富積累與階層——的申請者裡，35%都得到了錄取。三倍原則。

據大學藤網站(College Vine)調查稱，全球錄取率最低（5.1%）的斯坦福大學在面對傳承錄取的申請者時，錄取率升高到了16%。三倍原則。不僅如此，13%的耶魯大學新生來自於傳承錄取，22%的聖母大學新生來自於傳承錄取，19%的北卡教堂山分校新生來自於傳承錄取，10%的喬治城大學新生來自於傳承錄取。這個數字在更受歡迎的常春藤院校裡，變得更加變本加厲。常春藤院校的傳承錄取有一個與常規錄取完全不同的錄取率。在哈佛大學，這個錄取率是40%，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這個錄取率是41.7%，在布朗大學，這個錄取率是33.5%。

《紐約時報》報道稱，在藤校學生的群體裡，家庭來自於美國最富裕的1%的學生數量，比來自這個家庭收入金字塔底部的60%的學生加在一塊兒還要多。

傳承錄取被《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查德考夫曼形象地稱作是“為特權和最富階層而設立的平權法案”——就像六十年代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因為希望終止對少數族裔的歧視而興起，種族比例的設定本身卻又構成了對亞裔以及多數族裔的歧視一樣，傳承錄取這個傳統最初在一戰之後為避免擅長考試的猶太移民和天主教徒大量湧入常春藤取代富裕白人成為主流學生而發明。被一併發明用來提升家庭背景和階級權重的錄取政策還包括遞交推薦信、錄取面試等等，這為取悅美國社會金字塔頂端的1%群體提供了一條精心設計的康莊大道。

丹尼爾戈登，那個講述亨利故事的記者後來為此撰寫了一本解開藤校錄取暗箱的暢銷書《錄取的代價》，裡面詳盡地講述了諸多申請常春藤院校的家庭如何提前數年排兵佈陣策劃，並支付數百萬或更高的費用讓自己的下一代得到錄取的故事。在這本書裡，他還第一次公佈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真實數字：超過90%的美國大學都在錄取中採用了傳承錄取的偏好。

藉由傳承錄取這個特洛伊木馬，金錢、分數和錄取成了一個可以精確計算的簡單等式，這甚至可以對“花多少錢才能被藤校錄取”這樣的問題給出直接的回答。普林斯頓學者托馬斯伊斯潘沙德(Thomas Espenshade)研究發現，對於背景尋常（家庭成員是畢業校友的白人中產階級）的傳承錄取人來說，擁有傳承錄取的資質等於他們的 SAT 成績額外多考了160分——考慮到 SAT 是一個分數可能範圍從400到1600的考試，160分的加分，遠比750分的中國高考中直接加上75分更價值連城。

而對於有更高的捐贈能力，更高社會階層的校友來說，這個等式中金錢的比重，顯然可以被提升到更高的程度。

這就像是一個可視的裂縫，生長在一個森嚴的制度上。時至今日，傳承錄取這一捷徑，或是開放給中產階級的家庭校友後代一個相對低的錄取標準，或是開放給特權或最富階層的家庭校友後代一個高額捐贈兌換量身訂製、保證錄取的機會。

家庭成員裡沒有校友怎麼辦？有一個裂縫的地方，往往會出現更多的裂縫——大學、申請人、父母、升學指導顧問，以及其他的第三方商業機構都是這些合謀裡輪番登場的角色，令更多沒有在學術上達到標準，也不符合傳承錄取資質的學生得到常春藤院校的錄取。據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前任校長羅伯特里根努(Robert Rigeneau)稱，完全因達到學術標準而被常春藤院校錄取的大學新生佔錄取新生總數的一半都不到。

奧巴馬的女兒瑪利亞奧巴馬被媒體廣泛認為是通過“ Z-List”的方式得到哈佛大學錄取的：一百萬美金，你就能夠躋身於哈佛大學資源委員會之中，買得一張席位。擁有席位的少量大額捐贈人，將有機會把後代子女或家人直接送入傳說中的 Z-List，得到哈佛大學的本科錄取。瑪利亞奧巴馬入讀哈佛大學的方式很特殊，在12月15日早申請發榜日時沒有人知道她被哈佛大學錄取的訊息，這個訊息是在5月1日才公佈了出來。之後，瑪利亞選擇先進行一年的間隔年，之後再入讀哈佛大學。這和進入 Z-List 得到錄取的方式如出一轍：哈佛要求被Z-List 錄取的學生在入學之前休息一年。

雖然被廣泛報道，但哈佛大學從未官方承認過Z-List和大額捐贈人或特權階級之前有任何關係。在《哈佛深紅》的報道里，時任哈佛大學錄取委員會主任的馬林麥格拉思-劉易斯(Marlyn McGrath-Lewis)輕描淡寫地扯開話題，說，“Z-List名單由一堆獨立的個體組成。”

哈佛大學的Z-List好像一個放在光明裡的秘密。而發展性錄取(development case)則像是一個更為廣泛應用，卻不被大學官方提及的秘密——專門針對學術資質沒有達標，家庭與大學無關，無法通過傳承錄取的方式錄取，但家庭卻十分富裕，並具備在未來向大學捐贈的意願，會在財務上支持大學更好發展的學生。

發展性錄取近年裡公開的最大案例是前文清單中提及的賈裡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賈裡德庫什納是新澤西房產商查爾斯庫什納的兒子，雖然父親並不是哈佛大學的校友，不具備傳承錄取的資格，高中成績也極其平庸，但通過向哈佛大學捐贈了250萬美金，賈裡德還是收到了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發展性錄取的例子，亨利格羅頓中學的同學裡更是大有人在。就拿和他一塊兒遞交了斯坦福申請的同學瑪格麗特巴斯來說吧。瑪格麗特排在第40名，成績中游，SAT分數只有1220（比亨利低了整整340分）。在1998年斯坦福大學錄取的本科學生裡，幾乎所有（90%）斯坦福錄取的高中生都排在高中的前10%，大多數（75%）的斯坦福學生都有1360以上的 SAT 分數。

在亨利收到斯坦福拒信的同一時間，遠低於斯坦福平均錄取標準的瑪格麗特卻收到斯坦福的錄取通知書。碰巧在遞交大學申請的六年之前，她的父親——被福布斯選入全球億萬富豪榜的石油大亨羅伯特巴斯給斯坦福大學陸續捐贈了2500萬美金，又被選任為斯坦福大學的校董。

預備學者網站(Prep Scholar)的記者多拉賽格爾(Dora Seigel)透露，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會把發展性錄取所需要的捐贈金額明碼標價，就像沒有任何學生可以不通過中間人的安排直接衝到招生辦公室，宣稱要通過對大學進行捐贈而得到錄取一樣。不過在研究中你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捐贈金額的數字，據傳斯坦福大學會考慮的發展性錄取最低價碼是50萬美金。

在金錢、分數和錄取的等式裡，發展性錄取——因為脫下了校友父母等的外衣，僅剩下了財富考量作為唯一的標準，因此在要求了更高價碼的同時，也給出了更加保險的換算關係。擁有傳承錄取的資質，等於申請者的 SAT 成績額外多考了160分，但對於進入發展性錄取考量的申請者來說，這等於 SAT 的分數額外多考了500分——一個幾乎可以錄取任何分數段學生的標準，也就是說，哪怕SAT只有1000分的發展性錄取申請人，也依舊擁有常春藤院校水準的錄取競爭力。

比傳承錄取更加神秘和不可告人的發展性錄取，卻在美國精英院校中擁有不低的學生比例。在十年之前，杜克大學幾乎以主動出擊的態度通過發展性錄取收入了海量新生，而至今，達特茅斯學院的大一新生還有5%來自於發展性錄取，這個數字在其他常春藤院校裡也相似。

大學錄取名額是一個有限資源。在這個有人獲益，就有人倒黴的零和遊戲裡，5%的發展性錄取，意味著每一年，在每一所常春藤院校裡，都有超過100位在學術達到錄取標準的優秀申請人收到的不是大學錄取通知書，而是一封拒信。

曾任達特茅斯學院錄取委員會副主任的米歇爾埃爾南德斯(Michele Hernandez)在她出版的《錄取常春藤的內部指南》裡甚至解釋了發展性錄取的整個工作流程。

首先是發展辦公室(Development Office)——是的，這是大學裡的一個常設部分，其次是錄取辦公室。發展辦公室會首先形成一份符合發展性錄取的申請人清單，被寫進這張清單裡，往往已經需要支付高額的費用，之後，發展辦公室與錄取辦公室的錄取委員開會共同審核這張清單上的人選，在錄取委員手上的常規申請材料裡尋找發展性錄取人選的申請材料——主要是高中成績和 SAT 分數。在這場會議中，絕大多數的發展性錄取人選都會被直接送入錄取名單裡，只有非常少數的人選無法如願以償。

大學之外，升學顧問和第三方機構的推力則將這一道縫隙徹底撕開。香港教育學院博士後謝愛磊稱，保守估計，2萬美金能夠得到捐贈基金規模約在數百萬美金的文理學院錄取，5萬美金能夠得到更高排名的大學錄取，10萬美金能夠得到綜合排名前25的頂尖院校錄取，25萬美金則可以為你買到一張常春藤的入場券。

《野獸日報》(The Daily Beast)的記者凱瑟琳金斯布瑞(Kathleen Kingsbury)甚至撰文寫了一篇《如何賄賂大學，拿到錄取通知書》。在文中，她甚至條分縷析地給出了一份充滿乾貨的指南：“保持安靜，不要炫耀，也不要提出種種要求”、“沒有百分之百的錄取，但標準可以降到無限低”、“持續捐贈是個好主意”、“藉助一箇中間人完成這場私下交易”、“好好做功課，捐贈之前多調查”……

對於數量更多、錄取率更低，但決心更大、意願更強，且具備支付能力的中國家長來說，一心希望兒女得到藤校錄取，但其概率卻如同抽中樂透彩票的超高難度裡，一旦得到一個被證實可行的捷徑，這些金錢和暗箱操作的交易就會被市場供需關係下的狂熱推動演變成為更公開、更直接的甲乙方買賣——至少在甲方看來是這樣的：“告訴我，要交多少錢？”

對應的，是市場下赤裸的交易。一家留學服務提供商在其微信訂閱號上公開發文宣稱提供常春藤院校保錄取的項目，甚至明晃晃地給出了價碼，“綜合排名前20保錄取價格是七位數（人民幣），比較高的七位數，綜合排名前50的保錄取價格只要六位數，只是六位數開始幾個數字，價格不高”。在這個沒有標準價格的市場裡，價格的浮動，往往取決於學生與家長的決心和意願，甚至連哈佛大學也在可以保錄取的範圍之內，微信號上解釋說，“比前20的學校相比高了幾十倍，一般只給信任的客戶做，名額總共就那麼幾個，肯定不夠。”

而在我加入的諸多由中國留學業內人士組成的微信群裡，時常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廣告訊息：“卡耐基梅隆大學，碩士、博士保錄取，2018年9月入學，釋放1個名額。申請費260萬人民幣。”

在過去的一年裡，作為美國大學招生諮詢協會(NACAC)認證的升學指導顧問，我密集地接觸了超過1000位中國籍的學生，他們或是正計劃申請美國大學，或是有打算申請美國的研究學院。儘管知道錄取名額和席位有限，但為數眾多的學生依舊會把常春藤院校作為申請的理想目標。

從略有悲觀主義的論調出發，金錢似乎真的可以買通這一路的艱難險阻，省去漫長旅程，帶一個人去往象牙塔的最高山巔。亨利大概會義憤填膺地說，不公正的教育制度下，就算得到藤校錄取、畢業，擁有了常春藤學位又怎麼樣呢？

當年被指稱花了250萬美金買進了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專業的賈裡德庫什納，如今已37歲，他成為了白宮裡的一名職業政客，是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背後最有權勢的幕後推手之一，他甚至還有了另一個為人所知的身份——總統女婿，特朗普最心愛的女兒伊萬卡的丈夫。

伊萬卡憑藉著傳承錄取，順利入讀沃頓商學院。兩個美國地產大亨的後代賈裡德庫什納和伊萬卡如今有了一個可愛女兒，用不了多久，就到了女兒選擇預備高中和大學的時候了。

拓展閱讀二：

我逃過了中考、高考、逃到了美國，但其實競爭是逃避不了的……

中國高考，已不再是通向大學的獨木橋，因為有了“洋高考”。

與“洋高考”潮頭初起時，海外留學多少還是“尖子生的專利”不同，而今，為了“提前讓孩子適應”，更為了給“搏”美國名校增加成功係數，留學低齡化愈演愈烈；同時，“在外國讀書很輕鬆，中學生課餘有很多玩的時間”、“國內成績不好的學生，到了國外就像變了個人，一下子出色了”之類說法廣為傳揚……

站在此岸遙看彼岸，究竟能看見什麼？《文匯報》記者趁到美國走訪名校，就這個話題作了一些採訪——不敢說“深入”，更不敢說“全面”，只是希望能夠讓大家換個角度看看、想想。

文︱樊麗萍、姜澎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文匯教育”（ID：wenhuieducation），原文首發於2016年6月18日，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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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不過的競爭

有數據顯示，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放棄國內高考乃至中考、選擇出國留學的學生正以年均20%的速度增加。

根據教育部今年3月公佈的數據，2015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總數52.37萬人，其中自費留學48.18萬人。與2014年度相比，出國留學人數增長了13.9%。與此同時，留學回國人數也增長了12.1%。

“洋高考”大熱，留學隊伍的結構迅速變化——越來越多中學生把美國的大學作為本科教育“目的地”；而為了上美國名校，諸多學生在讀初中或高中期間，便遠涉重洋。

但家長們花了大把錢把孩子送出去，真的能讓他們對接優質教育嗎？還有，提早留學而躲開國內的應試教育模式，孩子真的就輕鬆了嗎？

另一種競爭

“美國和中國，在哪裡讀中學更辛苦？我逃過了中考、高考和應試教育模式，但其實競爭是逃避不了的。”

在耶魯大學，記者遇到了碩士研究生李偉倫，她說起另一種競爭：“我總算分兩步跨進了名校，但一路看到很多小留學生同伴選擇放棄。”

李偉倫是四川人，早在2004年讀初二時，就被父母送到美國東部一座城市。一家人的夢想，是希望她申請進入一所排名前50的美國大學讀本科。

“在美國上高中，每天下午3點就放學了。但3點以後的自由時間，美國同學都安排得滿滿的，參加各種體育運動、社會服務、藝術類或科學類社團活動……”

事實上，美國本土的同學從高一開始就在為申請名校作準備了，因為除了高中的學習成績和SAT分數，美國的大學在錄取新生時很注重申請人的履歷——一張履歷表能否被填滿，他們認為這能從一個側面反映這個孩子的綜合素質和能力。

李偉倫對美國的升學行情一時沒弄清楚，況且融入當地環境要有一個過程，後來她也努力想參加社會服務等等，可是得花比別人多得多的精力——比如最簡單的一件事，美國同學花20分鐘就能在網上找到活動信息，她卻要花上1個小時甚至更多。

“申請名校的本科，一個重要錄取指標是看你是否展現出了領導才能。對我來說，成為當地學生的領袖，顯然很難在高中三年裡做到。”高中畢業前，李偉倫申請了15所全美排名前50的大學，結果一份錄取通知書都沒收到，只能去了一所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大學。

“進大學後，我重新分配了時間和精力，30%學習，40%社會服務，還有30%用來建立社會關係——最終在大學期間換來了一張填得滿滿的履歷表。”4年努力，李偉倫贏得了耶魯的認可。

但在耶魯念碩士，她心裡別有滋味：“其實耶魯這樣的名牌大學，最重視的是本科生，其次是博士生，碩士生排在最後。”

李偉倫懂這些學歷的不同含金量，不像國內許多人，一聽“耶魯”就立正，而且想當然地認定那裡的博士一定比本科生身價高。

有些名校的碩士項目，完全可以說是“創收”，“有的專業，碩士一招100多，而博士每年才招10個不到；碩士一年學費要四五萬美元，而博士給獎學金，自己不需要花一分錢。”李偉倫說，因為經濟不景氣，美國很多高校這兩年都擴大了碩士招生規模，即便“常春藤名校”，也開設了過去十分不屑的1年制碩士項目，二三流大學新開的碩士項目更多。

百裡挑一

在沒到美國之前，像李偉倫這樣認為自己“肯定拼得過美國同學”的國內尖子生，很多。這顯然低估了美國名校入學競爭的激烈程度——它們讓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世界眾多國家的家長都“發瘋了”。

擇校，在美國孩子讀高中、初中時，也是普遍現象。

李偉倫說，要申請名牌大學，普通中學的學生往往吃點虧，除非你是學生中公認的領袖人物，甚至要在所在地區或所在州出類拔萃。美國人也相信，名牌中學有更多資源，特別是擁有眾多優秀學生能造就更好的學校氛圍。名牌中學老師為申請人寫的推薦信，對名牌大學是有說服力的。

“亞裔家庭重視孩子學業成績已是世界聞名，但竭力幫助孩子考上名牌大學一樣是美國家庭的大事——這和膚色、國籍等等無關。”紐約史戴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的學生輔導員傑瑞米說。

史戴文森高中，是一所在全美能排進10強的公立高中。每年它的畢業生裡，總有七八十名被康奈爾大學錄取，二三十名被哈佛錄取，二十名左右被麻省理工錄取。難怪它是紐約州的家長們“擠破頭”也要幫孩子擠進去的學校。

史戴文森高中每年招生，都由紐約州統一命題考試，錄取只看這次州考的成績——也可說是“一考定終身”。過去，它的錄取比例是100∶2或者100∶3，“後來因為經濟不好，很多原本想送孩子上私立高中的人家也湧過來了，結果錄取比例達到了100∶1。”傑瑞米說。

在美國入讀好的高中，學業並不像國內傳說的那樣輕鬆。“美國人不捧‘奧賽’，但好學校的學科難度一點不比‘奧賽’低。”而且，美國也充斥各種“衝刺班”、補習班和家教。“很多孩子到8年級就要去上‘衝刺班’，為了考高中；考SAT前也上‘衝刺班’。只不過白人圈子、亞裔圈子有各自追捧的輔導班。”一名剛被麻省理工錄取的學生這樣告訴記者。

美國名校比較多，很多家庭更傾向於讓孩子選擇離家較近的名校，比如家在西海岸的多選西部名校、東海岸的更青睞東部名校，另外各個州也有一些不錯的州立大學，在本州讀大學還免學費，所以不像國內大家一窩蜂地只盯著少數幾所名校。但這並不意味著競爭不激烈。

雖然所有名校都在招生廣告中宣稱：“歡迎每位有興趣的學生選擇加入。”但事實上，無論中外，永遠只有前1%的尖子生才真正有“選擇權”。

2

SAT高分，管用嗎？

波士頓劍橋鎮馬薩諸塞大街77號，是小舟和記者見面的地方。我們身後，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地標建築“大穹頂”。

“到了夏天，來學校的旅遊團特別多，時常聽到有導遊在用中文講解。”隨著越來越多中國中學生“想到全美排名前50的大學讀本科”，這種“勵志之旅”正流行。只是，像麻省理工這樣的名校，更想選擇怎樣的學生？小舟說，她是來到“大穹頂”之後才看透這件事情的。

她告訴了記者一個數字：20，“本科四屆學生加起來，真正從大陸考過來的，也就20出頭。”

萃取

她曾經連續3年獲得國際奧數金牌，曾是奧數國家集訓隊成員。雖然如今小舟很不願意說這個，但她知道：不挑明瞭，就不能把很多高中生從“SAT的迷夢”中叫醒。

小舟出國前，家鄉好幾家報紙和雜誌爭相報道她的事蹟，但都“正確”地隱瞞了一個關鍵信息：從小學起她就進了奧數培訓班，然後接受了長達10多年的奧數訓練——這會把很多人逼瘋，卻成就了像小舟這樣真正熱愛數學且有超強數學才能的人，也把她送進了世界名校。

“在這裡，拿過各種國際大賽金牌的學生多的是，不稀奇。”小舟身邊的那幾個大陸同胞，她赴美前就有印象，“有一個拿過物理金牌，比我高一屆；有兩個先被北大錄取，大二才來這裡，也都是我們這種級別的‘選手’。”

生源是名校的生命線——這是一條“招生公理”，世界通行。名校招生，小舟形象地打了個比方，是在“萃取”：“美國名牌大學強調文化多元化、生源國際化，所以招生時會在世界各地、各種族、各民族的尖子生中按比例萃取若干。”

“氣質”

萃取，不同的名校有不同的標準。

當初申請學校時，小舟更心儀普林斯頓和哈佛，但被婉拒。她後來看懂了：不同名校對學生各有“氣質”的要求，這一點恰恰最容易被國內學生忽略。

“曾經很不服氣，想不通為什麼被拒。”在波士頓劍橋鎮，麻省理工學院跟哈佛大學緊挨著。小舟去隔壁的哈佛聽過課，也漸漸結識了不少哈佛的學生，最終想通了：“哈佛更喜歡招收有‘領袖氣質’的學生，果然，他們在大學裡總忙著給自己組織的各類活動拉粉絲，總能滔滔不絕地介紹自己……我真要去了那裡，肯定像個傻瓜，也會被煩死。”

性格沉穩文靜的小舟，如今已經釋然：除了分數、能力之類，各名校對學生的性格、特長更有諸多細節要求，很講究精準度：“國內大學招生，是用考分做網眼、撒網打魚；美國大學招生有點像釣魚，而且只釣某幾個品種。”

後來，還有人向記者道出了去美國讀書才能知道的一個“文化秘密”：“美國很多名牌大學所稱呼的‘校友’，並不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只有那些被精挑細選進來讀本科的學生，才被認為是‘校友’。”

學校按照“同氣相求”的原則挑來本科生，而由他們體現、延續學校一貫的“氣質”。

弄明白了這些背景，再來看SAT高分，就不難明白：它管用，但程度有限。指望考得高分就進名校，那是中國式思維。

大多數沒能進名校的中國學生，比較尷尬，“洋高考”沒有退路，只好往前走，“很多留學生一不小心就落到了三線大學或社區大學。當然，這對美國經濟有利。”金融危機後，美國很多大學出現了財務危機，招攬留學生便成生財之道。

單說波士頓，就有近百所大學和學院，很多學校連當地美國人都不怎麼知道。這兒是美國“教育創收”的一個重鎮，每年5月底6月初，波士頓全城的酒店房價總飈升得離譜，連位於遠郊的汽車旅館，都動輒開出每晚250美元以上的嚇人價格，竟然還一房難求。箇中原因，倒是波士頓人全都知道的：“這城裡近百所學校都在辦畢業典禮，畢業生的家長們從世界各地趕來參加。”

融合

在大洋的這一邊，越來越多中國家庭為了孩子留洋，下決心“賣掉一套房”。但孩子要走的這條路上有怎樣的風景，他們還不瞭解。正因為不瞭解，所以有種種美好的想象，興致很高。

“到美國讀大學，最大的困難不是學業，而是融入當地社會。這很難，真的很難。”留美之前，不少過來人告訴小舟，比起讀博士，讀本科的一大好處是融入美國社會相對容易。但日復一日的生活，總不時在提醒小舟，“相對容易”跟“容易”不是一個意思。

比如打牌。當中國留學生圍在一起玩“三國殺”，美國同學也在玩自己的牌。“有好幾次，他們邀請我試著玩玩。我很快熟悉了他們玩的牌的每一條規則，但真的玩不到一起，感覺融不進去，彆扭得很。”

那是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我們從小到大看過許多美國卡通片和電影，但來了之後竟然發現，美國同學沒看過，他們從小到大看的是另一些卡通片、電影和電視。玩牌時或其他時候誰說一句逗笑的話，他們一聽就樂開了，可我十有八九聽不明白。”

在國內，不少人反對“低齡留學”，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和前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都表達過差不多的看法：社會環境和文化的差異，並不是小留學生能夠輕易適應的，“適應不了差異，會讓你在國外過得不好。”

而有些過來人看得更遠，“過得不好”很可能不只是一段時間——所謂的“適應期”，也不只是在國外的若干年。

“許多人還是想回國發展的，或者想留在國外卻留不下來；而一旦回到中國，他們很可能也會‘過得不好’。因為在國外待了那麼多年，小留學生更是在觀念、行為方式形成的關鍵時期就待在國外，或多或少‘西化’了的人，回國後能否適應國內的社會環境、人際關係，又是一道坎！”

3

選專業，想法真不一樣

在國內，搏進名校的尖子生愛往經濟、金融、管理等少數幾個有“錢途”的專業扎堆。因此大學陷入了“半吊子教改”的困境：一方面鼓勵學生按照興趣選專業，同時提供中途改換專業的機會；另一方面卻由於“熱門專業”資源有限，不得不設置高高的門檻。

帶著有關“熱門專業”的中國式思維留學美國，留學生們對美國同齡人選專業的路數大為吃驚——想法真不一樣！

想法的差異，折射出種種深層次的差異。

“揚短避長”？

一年一度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前，小羅和父母一同來到哈佛校園，站在哈佛創始人約翰·哈佛的銅像前合影留念。

這是一家三口的“許願之旅”。“本科申請哈佛太難了，以後來讀個研究生吧。”眼下，小羅在讀美國伊利諾斯大學香檳分校的電子工程專業。

來美國讀本科前，小羅在國內有過一段不太愉快的求學經歷。這個北方小夥當年高考的第一志願是上海交大，無奈幾分之差，被北京一所二本院校的計算機系錄取。父母焦灼於小羅“沒上名校，出路堪憂”，便鼓勵兒子退學留美。

雖然這一番折騰耗費了兩年，但小羅覺得值：“我讀的這個專業在全美排名靠前，以後不擔心找不到工作。”

電子工程、計算機等專業，因為就業前景好，是很多中國學生留美的首選。

麻省理工學院的電子工程專業，在全美乃至全世界都排名第一，研究生當中亞裔特別多，不少在中國名校讀完本科的高材生來這裡念博士。但在本科生中，這個專業並不炙手可熱。選讀經濟系的本科生也不很多。

張旭，麻省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系研究生。一入學他就吃驚地發現，在選專業上“反潮流”的老美，大有人在。比如，“有個哥們辛辛苦苦擠進來，理工科基礎不錯，卻居然選了自己不怎麼懂的音樂系。他說音樂不僅是音樂，也是一門技術活。”

中國學生堅信，揚長避短是在異國求學爭取出類拔萃的不二法門，“過去讀什麼，來了這裡還讀什麼，精益求精。”或許這就“謀殺”了個人發展的很多種可能。

和美國同學談就業選擇，張旭感慨更多：“本來以為他們的目標是去谷歌、微軟這樣的大公司，或者去華爾街，可發現根本不是。”美國同學心目中理想的公司，是剛剛起步、有潛力的小公司；而更多的人，根本不想去公司工作。

比爾·蓋茲在麻省理工學院150週年校慶時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曰“麻省理工為什麼出色？”

蓋茲引述了一些廣受追捧的數字，比如這兒共有76個諾獎獲得者；還展示了一些許多人沒聽說過的數字：這所大學的校友迄今總共創辦了近26000家公司，合計有330萬名員工，每年創造銷售額2萬億美元。

“這裡的科研氛圍很濃，但它更是一所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學校。”張旭正在慢慢適應麻省理工，他在中國留學生圈子裡搞了一個平臺，鼓勵大家也嘗試創業，不要整日忙於考試、實驗。

捨棄了“精髓”？

“很多中國學生嚮往耶魯大學，但你會選耶魯的什麼專業？你知道耶魯自己引以為豪的專業是什麼？”周鵬從耶魯大學碩士畢業，當然有了自己的觀察結論：“耶魯人真正驕傲的，從來不是經濟學，也不是培養出了美國總統和最高法院法官的法學院。這裡從教授到本科生，最津津樂道的是耶魯有最好的藝術教育，戲劇很棒，建築學也很棒……”

如今的互聯網上，中國網友可以看到各大美國名校的一些公開課程。儘管許多人驚喜，但間或也有人抱怨這些課程“含金量不夠”，說“美國的大學其實捨不得開放那些真正高質量的專業課”。

留美已七八年的周鵬告訴記者，對大學專業和大學教育的認知，展現著中美兩國學生的差異。

“中國學生來美國，選專業大都跟找工作掛鉤。比如以前生物專業很熱，但現在讀生物的人，連博士後也不容易找工作，所以這個專業就冷了。”他感慨：“好不容易進了美國名牌大學，卻不去汲取它的精髓，可惜了！”

在耶魯就讀期間跟一位執教藝術專業的教授的一次閒聊，讓周鵬印象深刻。

“你以為這兒還是過去的耶魯嗎？她早就墮落了，被技術時代和商業社會的功利所侵蝕，大概只有中國人還覺得是天堂。”對方很認真地說。

在今天的耶魯，持如此批評態度的教授並不鮮見，“他們反感學校的一些做法，主要反對學校把過多經費撥給那些更能在短期內產出效益的應用類學科。”但周鵬知道，應用性越強、越容易找工作的專業，一向是中國留學生的“心頭愛”。

“在美國，很多本科生真正在意和感到自豪的，根本不是自己讀什麼專業，而是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同。”

周鵬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讀的。這所學校在中國沒什麼知名度，可它的音樂專業在全美排名很靠前。他憶起自己本科畢業前的最後一課——那是他第一次被美國大學的教育理念震撼到。

“學校請來一位搞藝術的校友給我們上那一課。她講的，是在歐柏林讀書期間，她怎麼拒絕學校的專業課程設置，最後給自己設計了一個專業，她要研究的竟然是巫術。而大學竟然允許她這麼做了，最後還給了她學位！”周鵬說，此後他對美國教育多了關注和思考，比如教育環境和創新、個性、為學術而學術、讓興趣做主等等的關聯。

當然，教育環境跟學生的求學動機關聯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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