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遇和挑戰前所未有：歐美電影教育能提供標準的工業化技術指導與更寬鬆的創作氛圍，但文化隔閡與身份問題難以消弭；國內影視行業迅猛崛起，資本的聚焦，為青年導演們提供更豐厚的創作土壤，但作為海歸派，回國面臨著人脈與資源的割裂，加之突來的“行業寒冬”，前途撲朔迷離。
作者 | 劉春超
設計 | 範曉雯
上臺之前，陳延企喝了一罐啤酒。
這是他當眾發言的固定習慣，酒精能讓他“話多一點”。臺下坐著以謝飛為代表的青蔥組委會、數十家尋找項目的影視公司，以及資深媒體。數百人面前，這位畢業於倫敦電影學院的年輕導演將展示自己的電影項目《一日遊》：劇本描繪了城市中產之家一天內的荒謬生活，情節荒誕，夾雜著黑色幽默。
他有8分鐘的時間。經歷過前面7名選手，觀眾們已顯示出疲態，他必須將所有人的注意力抓回來——這8分鐘的結果，會影響他籌備一年多的項目能否變成長片，登陸院線。
這是4月2日第四屆“青蔥計劃”創投路演的一幕。作為中國電影導演協會主辦的青年電影導演扶持計劃，“青蔥”會從劇本、製作、投融資、宣發等環節為年輕導演提供指導，也因此吸引了大批年輕導演的投入，2018年度有接近400個報名項目。
創投路演已經是10強階段，其有7名都有海外留學背景（包括本文的採訪對象：陳鍋、陳延企、龍凌雲、劉斯逸、韋永垚和周潤澤）。這7人有4位進入了最終5強，留學比例佔80％。如果將範圍放寬至30強，這個數字也將近一半。
這似乎是行業趨勢的縮影：從有留英經歷的《幕後玩家》導演任鵬遠，到畢業於美國電影學院的《西小河的夏天》導演周全，再到曾就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憑藉《熱帶往事》入圍柏林國際電影節“天才項目市場”的溫仕培……海外導演正在國內的電影業嶄露頭角，在一線製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與此同時，“出國學電影”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提上日程。據陳延企回憶，2014年剛到英國時，班裡有4箇中國人——這已不算少，之前平均每年只有1-2個，個別年份還會輪空。而2016年他畢業時，“幾乎滿樓都是中國學生，有學電影的，也有學制片類的”。2018年8月，迷影手冊“深焦”（DeepFocus）在北京正午酒館舉辦了一場電影留學分享會，現場人員爆滿，微信群至今活躍著500人。
對於這些遠渡重洋學習電影的年輕人來說，機遇和挑戰前所未有：歐美電影教育能提供標準的工業化技術指導與更寬鬆的創作氛圍，但文化隔閡與身份問題難以消弭；國內影視行業迅猛崛起，資本的聚焦，為青年導演們提供更豐厚的創作土壤，但作為海歸派，回國面臨著人脈與資源的割裂，加之突來的“行業寒冬”，前途撲朔迷離。
在這種形勢下，海歸導演如何順利“渡海”，開啟國內職業生涯，目前尚沒有標準答案——在海外教育與國內市場之間的公海中，黃金驛站並不存在。它更像是一次孤軍奮戰的嘗試，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建造方舟。
01 | “高級場工”與文化歸屬
“它是一個非常純粹的‘技校’，類似於新東方烹飪學校。”
在問起留學經歷時，劉斯逸這樣打趣自己畢業的溫哥華電影學院。這符合外界對於北美電影教育的一貫印象，很多從美加留學回來的電影人會被戲稱為“高級場工”——由於靠近好萊塢，學院的教育內容也高度對標工業生產流程，每個學生要先經歷攝影、剪輯、美術、製片、導演等“全工種培養”，再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深挖。在溫哥華，競爭異常激烈，每學期都有人退學，30人的班級，最終只有4、5個能順利完成畢業作品。
這是許多年輕人出國學電影的的訴求——在“技校”和“場工”的背後，是歐美電影院校對流程和基本功的反覆強調。“得知道膠片要怎麼製造、沖洗，明白光學透鏡的原理，有專門的燈光和攝影課，光人像就拍了一個學期。”韋永垚如此回憶起捷克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的日子，學校希望他們成為百科全書一樣的存在，“他們很強調對精細內容的掌握，希望你今後能夠勝任任何職位。”
通過這種“輪崗”，年輕導演快速獲得統籌劇組的經驗，保證在水平不一的劇組中也能夠維持穩定的質量輸出。
24歲的陳鍋目前就讀於美國查普曼大學道奇電影學院，入圍作品叫《小伶人》。“我特別會省錢，”她說，“四根澆地的水管就能造一場逼真的雨戲。”學校全流程的工業化培訓，讓她早早培養起製片意識，在青蔥創投對接資方時，關於預算的問題也能對答如流。“如果他們對預算有疑惑，我就會拉出海報給他們看，上面是我跟攝影師兩個人花了不到3000元做出來的景，我知道怎麼省著錢去復刻年代感重、工程量大的東西。”
求學期間豐富的拍攝經驗，也讓她的短片籌備分外順利。“兩輪拍攝一共拍了三天，都是跟美國的流程一樣，甚至還能每天保持12個小時工作制不超時。”
除了嚴抓技術之外，海外更強烈的藝術氛圍與更寬鬆的創作環境，也是許多留學生的嚮往。
《小伶人》講述了上世紀末，一個誤入戲曲學校的農村男孩李將的成長故事，陳鍋將這部作品定義為“藝術片和青春片的混合體”。有人曾建議她將劇本中李將的師傅或者師哥改為主角，因為成人世界具有更加鮮明的戲劇張力。但在陳鍋看來，在追求戲劇張力之外，電影還有其他的可能。“電影不止有一種講法，商業和藝術也不僅有一種表達方式。”
這種觀念源於陳鍋在美國接受的更加包容的創作理念。學校的的老師不會干涉學生的創作題材和風格，學生能夠最大程度的探索自我。
“老師不會急於給你貼標籤，說作品好或不好，他會尊重你做出的選擇。”陳鍋記得自己的畢設劇本被老師標註了非常多的修改建議，還專門找她聊了一次。“他只是想把疑問告訴我，提供更多的思考角度，但做什麼樣的選擇完全取決於我——他希望我做的是自己想要的電影，這個創作環境我還蠻珍惜的。”
背後暗含著這樣一種教育觀念：創造力與審美為代表的“電影意識”並非學院培育所得，學校教育能抵達的最遠處，是讓學員形成對技術和工具的紮實掌握，從而幫助他們有朝一日能夠精準地將自己的風格呈現出來。
劉斯逸此次參與青蔥的作品《三貴情史》，用的是國內並不常見的美學風格。在她看來，這種風格的實現與工業化的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最開始確定這種語境的時候，不是色彩、美術方面，而是鏡頭語言。之前沒有系統的學習，不知道如何去通過鏡頭製造氛圍，讓片子更戲謔有趣。但是在溫哥華接受的教育給了我工具，有了這些工具，我可以去精準地表達。”
此外，歐洲和美國豐富的藝術院線，提供了更多的觀影機會，也成為開闊眼界的方式。但與濃厚的藝術氛圍相伴的，還有一些難以逾越的藩籬。海外的多元文化帶來了創作靈感，但文化和語言的隔閡也日益凸顯。
韋永垚至今記得在捷克的那種“外來人”的體驗。“他們理解不了你作為留學生的困難。”很多捷克人不吃晚飯——這是他遭遇的最早的文化衝擊，作為學校中第一個中國人，他從此變成了孤獨的美食家。這種生活上的隔膜逐漸蔓延到了創作裡，隨著非母語創作的增多，異鄉的新鮮感逐漸淡去，創作上的壓抑越來越重，到達一個臨界點後，他開始寫中文小說排遣。
“一旦開始，就再也沒有停下，一直寫了一萬多，”他說，“太暢快了，當時覺得這才是創作——毫無阻攔，毫不壓抑的創作。”這種暢快的讓他意識到了語言環境對於創作者的重要性，他決心回到自己的文化語境中。
外部大環境的發展也在支持這個決定。自2010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來，國家陸續出臺對電影創作、放映、影院建設的扶持政策。這也是互聯網產業迅猛發展，影視行業騰飛的階段。官方的支持與新技術帶來的產業革新和資本湧入，讓國內電影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姿態，回國不再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與此同時，依舊有一些中國年輕導演，選擇融入北美或歐洲的藝術行業之中，他們留在了捷克、法國等國家——那裡仍然是更理想的拍攝土壤，有大大小小的電影獎項和拍攝基金，提供給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人。在韋永垚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公平的境遇：
“都是有得有失。歐洲那邊可能資源和機會多一些，不過一個人中國人在法國拍電影，很難會被當成本地行業的希望。但如果你回到中國，拍得好的話，會容易獲得更多的關注，大家會把你當做未來去培育。”
“所以我蠻開心回來的。”他說，“可以拍屬於自己的中國電影。”
02 | “三不人員”與創投問路
2017年，新銳導演周全的《西小河的夏天》入圍釜山電影節“新浪潮獎”。儘管只在國內取得191萬票房，但作為長片處女作，能登陸院線、取得海外電影節提名，已是不俗的成績。在談到這段創作經歷時，周全特別提到：
“當時回國拍片，非常現實的問題是我沒有（業內）朋友——我離開中國比較久，家裡不是做電影的，跟這個行業的關係沒有那麼密切……只能一個一個去問，通過一個朋友，找第二個朋友，找第三個朋友，才把這個班子慢慢組起來。”周全在深焦（DeepFocus）舉辦的電影留學分享會上說。
周全的經歷並非個例。回國只是“渡海”的第一步，海歸的年輕導演們被稱為行業內典型的“三不人員”——不拉幫結派、不鬧事、不要錢。
在影視業，無論是海歸派還是本土派，新人出頭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校友的“傳幫帶”分外重要——相互幫扶項目、介紹人脈，交換有關行業形勢和薪酬待遇的信息，在這個過程中，新人們努力積累業內資源，拓展生存空間。
多數海歸導演出國前並非科班出身，有些人即便在國內搭建過資源，兩三年也足夠行業換新天。人脈的割裂讓他們有些手足無措：回國後很長一段時間，陳延企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直到在“拍片幫”輾轉偶遇了一個師兄；韋永垚只能根據電影節來扒影視公司名單，劇本和個人闡述打包了100頁PDF，一口氣發了8家；劉斯逸回國後沒什麼資源和收入，認識如今的編劇邱玉潔時，“窮得她都想給我買襪子。”
“其實在國內讀書的年輕導演也面臨很多困難，大家都一樣。只是我們缺乏人脈，起步有了些劣勢，這個鴻溝很難填平。”周潤澤說。2014年從美國羅切斯特理工大學電影系畢業回國後，他發現機遇不太好找：網上海投不靠譜，受行業發展所限，很多影視公司也不知道該如何跟新人簽訂合同。
面對這樣的“鴻溝”，年輕導演們嘗試一切方法來打開局面，各類創投和孵化平臺成為重要途徑。近十年，伴隨著電影工業體系的成熟和電影產業鏈的逐步完善，國內湧現了一批新導演扶持計劃。其中“青蔥計劃”、First青年影展、以及北影節、上影節的創投單元等，成為年輕導演主要聚集地，這些平臺肩負著內容指導、素質鍛鍊、資源橋接和渠道拓展的功能。
《何處生長》來到“青蔥計劃”時，劇本已經到了第二稿。導演龍凌雲畢業於倫敦聖馬丁藝術學院，回國拍了兩年廣告後，他開始籌備自己的電影劇本。這個頗具懸疑色彩的故事圍繞著性別議題和計劃生育展開，劇本梗概入圍了17年上影節創投會“訓練營”——那是龍凌雲第一次意識到這個行業的殘酷，評委的點評都是一針見血。
“老師說這故事底子不錯，你好好寫，花個四五年時間做出來。”習慣了商業廣告“短平快”節奏的龍凌雲，被“四五年”這個時限震驚了，“當時才發現，花幾年時間籌備一個作品是很正常的事情。”
從那之後，他專心打磨劇本，第二稿投了“青蔥計劃”。“當時特別想找專業的老師點評一下。”在青蔥的賽制裡，所有入圍10強的學員，會在“劇本工坊”和“導演訓練營”中獲得資深專家的指導。指導《何處生長》的是著名編劇、導演崔斯韋，龍凌雲至今記得崔老師最重要的建議。“他說年輕導演切忌貪心，不能什麼都要，劇本只要保留最核心的部分……最後人物關係控制在了四個人之間。”
這是一個“見自己”的過程：海歸導演們看見自己的優缺點，進一步明確風格，同時也讓自己的天賦和潛力被他人所見——參與創投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與行業的一線生產者和資本方溝通。
在去年的First青年影展創投會上，陳延企的《一日遊》有兩樣重要收穫：一是騰訊影業 “NEXT IDEA 計劃 ”的劇本發展金；二是一位叫潘駿春的攝影師。當時潘跟隨影片《造訪》入圍，活動結束後一群人吃飯喝酒，潘駿春和陳延企一拍即合，後來擔綱了《一日遊》青蔥短片的攝影。
“通過First和青蔥，還橫向認識了很多其他的導演朋友。”陳延企說，“大家會互相幫助，溝通一些信息，彼此聊一聊最近都在幹嘛。”
與資方的溝通更加直接。很多創投會都開放了影視公司與導演的一對一洽談，通過這個環節，導演們可以最直接地接觸到資方最為關心的3個問題：劇本質量、拍攝成本和市場預期，一次次的展示和溝通能夠幫助他們學會簡明精煉地介紹自己和項目，在鍛鍊口才和膽量的同時逐漸摸清市場思路，熟練應對資方的需求。
韋永垚帶來的作品名為《大祭司》，講述了西南邊陲村寨的神秘故事，頗有些阿彼察邦的風格。第一次面對資方時，他還不知道何反應。“他們每一個問題我都會思考很久……後來聊了十三、四次以後，會知道他們想聽什麼樣的故事。我也會觀察聽眾的反應，哪句話大家反饋比較好就記下，再把這些內容拼起來。有一次我講了個笑話，效果也不錯。”。
而對於初次參與“青蔥計劃”的導演來說，這更像是一次行業全流程演練。從前期劇本打磨、中期導演專業課及短片拍攝，以及後期創投對接資方，甚至最終長片的落地拍攝和推廣，每個環節都會有專門的老師給予專業指導、幫助對接資源。
作為第二屆“青蔥計劃”的五強項目，電影《過春天》參加過戛納國際電影節的創投環節，入圍了多倫多電影節、柏林電影節等著名國際電影節。對導演白雪來說，這像是正式進入電影業的儀式：“之前片子還沒做完的時候，感覺自己是在電影圈之外的人，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從業者。但有了作品再去電影節，真的會讓你的視野產生一些變化。”
2018年，在青蔥的支持下，青年導演劉斯逸參加了戛納國際電影節，《三貴情史》入選了 “新中國電影人才論壇”。對於年輕導演來說，比起獲得單個項目的肯定，電影節更有可能提供開闊的視野和長期資源。
“青蔥創造和建立自己的資源渠道。國內的金雞百花、亞洲的釜山，歐洲的三大電影節等等我們都會輸送導演過去，”青蔥計劃總製片人侯曉東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還是希望能給年輕導演更長週期的曝光機會，讓行業認識他們，同時也為開闊年輕導演的國際視野，創造更多學習的機會。”
03 | 寒冬中的新機遇
“其實劇本17年就有，籌備到18年夏天正準備開拍，就遇見了行業寒冬，沒拍成。”
此次“青蔥計劃”，周潤澤帶來的作品叫《一個好學生的誕生》。劇本以真實的基調來探討青春期的成長議題，為周潤澤拿到了最終5強的一個席位。在報名青蔥前，就有公司看好劇本的質量，但在行業動盪的衝擊下，項目只能擱置。
同樣的遭遇還發生在很多年輕導演身上。突來的“影視寒冬”讓業內很多工作室陷入前途未卜的境遇，大家不敢有大的投入，連一部分已經開機乃至殺青的項目，都陷入了長時間的停滯。
“寒冬”始於2018年5月。伴隨著國家對於娛樂圈的稅務整治，以及大批資本的撤出，融資困難、項目減產、庫存加劇，成為了影視行業的普遍困境。而2019年第一季度國內電影票房的疲軟，暗示著嚴寒還在繼續：根據燈塔專業版的數據，2019年前三月全國電影票房共計186.07億元，比去年同期縮水約16億元。
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導演來說，這似乎是一個需要咬緊牙關的坎。但是在“青蔥計劃”的資方洽談現場，一些截然相反的變化正在發生。
“往年來的幾乎都是Top級別的公司：阿里、萬達、華誼、博納、騰訊等等，”侯曉東說道，“今年在這個基礎上，還多了一些新興的、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網絡製作的屬性比較強。整體參與的公司數量不降反增。”
在侯曉東看來，這種“逆勢上漲”的數據，意味著“寒冬”中行業的新訴求。“動盪期，行業既沒辦法停下來，但又得保持觀望和謹慎。這個時候，很多公司更願意去做人才和項目儲備，去做一些小而精、體現電影藝術品屬性的作品，扶持一些年輕導演和項目共同成長。”
從商業角度來說，年輕導演的處女作一般成本較小，風險可控，比起投資大製作，扶持這類作品更有資金上的保障；從電影製片層面而言，在寒冬做一些項目和人才的儲備，也是等待春天的好辦法。
在這種形式下，各大創投成為業內集中尋找資源的平臺。在青蔥創投現場，幾乎所有導演都處於約談滿額的狀態，“大家都能跟我聊滿時間，到最後還有些意猶未盡的感覺，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開始。”陳鍋回憶道。
這種熱鬧場面也與青蔥計劃自身公益性、專業性的風格有關。“我們的落腳點還是發掘、培養和輸送人才。青蔥計劃的項目，也會根據導演和資方在影片訴求上找共性以及平衡點，既讓導演有個舒服的拍攝製作環境，也讓投資資金控制在合理範圍。”侯曉東說。
外部環境的機遇也在增多。包括甯浩的壞猴子影業在內的獨立影視公司，正基於自身的特點持續搭建培育新導演的平臺；而包括阿里影業在內的平臺型巨頭，也在積極吸納行業新人、扶持年輕導演，拉近與內容生產端的距離。
4月17日，在北京電影節期間，阿里大文娛宣佈成立旨在幫助青年電影人才的“薪火計劃”。除了扶持作品，“薪火計劃”還會提供短片、廣告片，以及紀錄片和網絡大電影等實戰機會，儘量盤活業內的年輕人才資源，為新人們拓展更多的發展渠道。
“年輕導演的機會太少了，據說（北影節創投）這17個項目是從500個項目中選出來的，我們只看到這17個，其餘幾百個在路上就淘汰了。那些導演怎麼辦？我們還是想覆蓋更多從事電影的年輕人才。”阿里影業高級副總裁、淘票票總裁、優酷電影負責人李捷對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表示。
“我們會讓一些暫時沒有拍攝長片機會的青年導演跟著大導演的劇組學習，把人脈和資源打通——如果他跟某個導演或者項目很貼合，有可能這個導演就可以做他未來的監製。”“薪火計劃”業務負責人李靜平說。
對於影視公司來說，與官方扶持計劃以及各大電影節創投的合作，是實現人才發掘和輸送的重要途徑。此次“薪火計劃”的首部長片電影《野犬筆錄》，正是通過“青蔥計劃”脫穎而出，進入了阿里的視線。
此外，行業的發展也催生了一批獨立影視公司的湧現，例如參與出品電影《八月》的北京果實創想，陳延企簽約的工廠大門影業，以及黑鰭傳媒等，這些公司也為年輕導演提供了更多的行業資源和項目落地可能性。
前不久上映的電影《過春天》，整個項目從融資到製作，再到宣發，“青蔥計劃”做了全部的努力。雖然在商業收益上看，沒有達到“出圈爆款”的規模，但保持了高品質，也讓團隊做出了信心。
“其實大家看得更多的還是年輕導演的潛力，對未來的期望。”侯曉東說，“這種寒冬對於年輕導演來說，反而是一次不錯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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