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 錦繡淵源、桑蠶絲綢、發展鼎盛、濯錦池、技術精湛、錦繡種類
核心提示 ：襄邑錦繡源遠流長，襄邑是上古人類繁衍生息的地方，伴隨著野桑蠶的認識與絲綢生產，襄邑絲織業緩慢發展，逐步形成鼎盛時期。錦繡技術不論在野蠶桑訓育與植桑養蠶以及繅絲、印染、印花、紡織都達到了精湛的程度，致使錦繡出現了繁多的種類，不僅“襄邑錦繡，羅綺朝歌”，而且成為歐亞絲綢之路的重要貨源。
襄邑，古睢縣名，遠古屬古豫州，夏商稱烏巢鄉、襄牛地。周封微子啟於宋，屬宋地。秦統一六國設郡縣，隸屬碭郡，以宋襄公陵故名。漢歸陳甾郡，魏、晉、隋、唐、宋更屬不一，襄邑之名則相沿用。宋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置拱州，升保慶軍節度使，設睢陽衛，賜額東鋪。金置睢州，仍以襄邑為附廓。明初省襄邑入睢州，至此結束襄邑稱謂。
《漢書》記載：“天子、公侯、大夫冕冠皆有綬，彩色為組，旁垂黈廣，郊天地則冠之衣裳、五佩、備章、採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甾襄邑貢織錦”。因此，晉左太沖思《魏都賦》稱”錦繡襄邑，羅綺朝歌“。（辭源）襄邑成為中國古時代絲綢之都。
錦繡襄邑
一、襄邑錦繡淵源
明*嘉靖版《睢州志》記載
襄邑，地處黃河流域沖積平原，位在陳甾郡東側，梁國西方，陳國北旁，中州東部，華夏之心腹，東達徐淮，西連汴洛，南接譙亳，北據黃河，江表之襟侯，關中之扃鑰，實乃一域寶地，是遠古和古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核心地帶之一。在遠古時期，這裡居住的環境是一派亞熱帶風光，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他們使用打製石器，過著採集狩獵的生活，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原始畜牧業和農業的出現，便有許多氏族村落分佈在襄邑河流湖泊沿岸之上，生活在山崗、森林之中，繁衍生息。
襄邑早在4000多年以前的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就有人類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並創造了燦爛的歷史文化。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隊的工作者，於公元1977年和1978年，兩次在睢縣考古挖掘。根據考古挖掘，睢縣古文化遺址為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
（1）睢縣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遺址。睢縣蓼堤鎮周龍崗村北文化遺址，試掘31平方米。遺址地勢高出地面約3米，南北長300米，東西寬200米，面積約6萬平方米。暴露在崗璧上的文化層厚約2米，上部為殷商文化層，下部為龍山文化層。試掘發現龍山文化灰坑六個，殘陶窯一座；採集到殷商時期的歷史遺存，有陶器，石器，骨鏃，蚌刀等；還採集到比龍山文化更早的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等。此遺址面積大，文化層厚，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這證明當時已有較發達的農業，漁獵和手工業。
專家考察
（2）睢縣龍山文化（約公元前2800年—前2300年）遺址。睢縣周堂鎮喬寨文化遺址，東西長200米，南北寬150米，面積約3萬平方米。遺址上有明顯夯築土臺，高出地面2.5米。從保留土臺斷面看，主要是龍山文化層，地表可揀到甑、鬲碎片和石鏃、骨鏃、石刀、口沿等，陶片上方格紋、繩紋、藍紋等。
（3）睢縣平崗鎮犁崗殷商文化遺址。東西長120米，南北寬80米，厚1.5米，面積約9600平方米，主要是殷商文化層。現場暴露灰坑數處，隨手可揀到鬲、甑、罐等陶片、鹿角、銅鏡等。
這些遺址證明：我們的祖先在原始氏族社會就在這裡繁衍生息，直至夏商周和襄邑文化都是一脈相承，源遠流長地形成綜合而獨特的農耕文明體系，包括襄邑桑蠶絲綢文化與黃河流域文明都有著血肉般不可分割的聯繫。
黃河下游，河道遊移不定，南北擺動很大，河道多變，從而形成了古襄邑所處的豫州東部的衝擊平原地貌，河流湖泊密佈，山崗土丘縱橫，勤勞智慧的先民們，在漫長的勞動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善於思考採集、狩獵生活中的優劣，發現到處生長著中國黃淮地區特有的野桑樹和以野桑葉為食料的野蠶。我們的祖先開始利用野蠶繭抽絲，織成原始的絹帛，進而用蠶絲繪織出漂亮的錦繡來。
蠶絲起源傳說不一。據古籍記載，蠶桑絲綢起源的神話傳說：
（1）蠶神獻絲。遠古時期，黃帝率本部族人打敗了九黎蚩尤族人，在慶功會上，有位美麗的姑娘（蠶神）身披馬革，從天而降，手捧一束似黃金一般，一束如白雪一樣的兩束絲綢獻給黃帝，黃帝命人將這珍貴的絲織成絹帛。
（2）天神化蠶。傳說，元始天尊憐憫人間沒有衣服御寒，便化為馬鳴王菩薩，而外形變成蠶兒，並讓其女兒託生人間，成為黃帝元妃嫘祖教人養蠶。
（3）公主結繭。說古代有位公主愛上富家公子。因公子突然失蹤，公主騎馬四處尋找，始終尋找不著，傷心已極，便棲息在桑樹上，結成了一個大繭。
這些神話傳說，把蠶桑絲綢的起源，說成是黃帝及其妻子的創造發明，實際上是勞動人民在採集、狩獵和農耕中的智慧結晶。這與《周易·繫辭下》記載：“黃帝垂衣裳而治”、司馬遷《史記》把蠶桑絲綢歸於黃帝：“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西漢劉安《淮南王養蠶經》：“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北宋《通鑑外記》“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服”等相一致，把古代桑蠶絲綢的發明權歸於嫘祖與黃帝。也有說起源於太昊伏羲氏，用蠶絲織成喪服繐帛，並用桑木做琴，蠶絲做弦；有說起源於炎帝神農氏修地理，教民桑麻，以為布帛。
從考古文物證明，蠶桑絲綢起源於5000年前，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1926年，北京清華大學考古隊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一枚用刀切割過的蠶繭。1984年，在河南滎陽青臺村仰韶文化遺址，發現距今有5500年的絲織品和10餘牧紅陶紡輪。依據這些考古推斷，在黃河下游，當時已有養蠶抽絲織綢，而襄邑位居在滎陽的東方同一緯度線上，養蠶抽絲織綢應該沒有疑義。
蠶桑絲綢生產，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出現以後，發展十分緩慢。經過夏商周奴隸制社會，特別是商周時期，蠶桑絲綢生產普遍興起。商代絲織品成為奴隸主衣被與裝飾的主要原材料，也是政府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蠶季國王都舉行祭祀“蠶神”的典禮。殷商甲骨文有“蠶示三牢”的記載：“三頭牛、三對羊”祭祀，實行大規模分封制。西周與春秋時期，天子與諸侯建立“公桑蠶絲”。即天子諸侯在養蠶繅絲前，舉行“親蠶”、“親繅”典禮，親自採桑喂蠶，鼓勵諸侯國發展蠶桑生產，促使黃淮流域蠶桑業發達，襄牛地成為最古老的桑蠶區域之一。
當時從事蠶桑業者是奴隸，但也有相當數量的自由民。桑樹成片成林，房屋就坐落在桑林中。《詩經·東山》“烝在桑野”。即桑樹林中久住家的意思。《周禮·地官》記載：庶民不養蠶的沒有帛穿；不紡織的沒有布用。
（1）《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洩洩兮，行與子逝兮”。這是採桑婦女回家時呼喚同伴的山歌。意思是說：一塊桑田十畝大呦，採桑人兒都歇不下呦。走啊，我和你同回家呦，桑樹連桑樹十畝外喲，採桑人幾閒下來喲。走啊！我和你在一塊啊！一塊桑田十畝大，十畝之外還有桑林，可見桑蠶業規模之大。
（2）房前屋後都是桑樹。《詩經·鄭風·將伸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拆我樹桑”。這是一對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姑娘深愛著她的小二哥，但卻不讓他爬牆到院子裡私會，以免弄折了桑樹枝。《孟子》曰：“五畝之宅，數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即是說，五畝宅基上種上桑樹，50歲時都可以穿上絲綢之衣服。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窺視出，當時社會植桑養蠶抽絲織綢的普遍性。
商代以前是利用野桑飼蠶，商代以後桑樹逐漸人工栽培。西周至春秋時，人工栽培更普遍，桑樹品種，有高幹喬木桑與低乾喬木桑。在蠶飼養上野生桑蠶為多化性。經殷商時期馴化，演變為只養春蠶，禁養夏蠶，養蠶時注意洗浴蠶種，飼蠶桑葉清潔衛生，初步認識蠶卵生蠶——化蛹——結繭——化蛾的生長形態。
商代絲織業迅速發展。商滅夏形成龐大手工業奴隸，世代相傳，加快手工業發展。當時絲織品除滿足王族、宮女穿綾纙綢錦，以外，死還要大量絲織品隨葬，部分絲織品用於商品交換。《管子》記載，伊尹曾以亳地女工製作的文繡、綢絹，換得夏桀100鍾（同盅）糧食。西周官府對絲綢十分重視，建立了“典絲官”，專門負責蠶絲的質量，檢查儲存與發放加工事務。設有“慌人”、“染人”、“畫繢”等職官，分別負責絲帛和紡織品的練漂、染色和繪畫、繡花等裝飾加工，鼓勵諸侯發展蠶桑和絲織生產。周王室與諸侯國都設有絲綢作坊和“典婦功”，專門掌管宮內婦女勞作，向宮內的九嬪、世婦、宮女等傳授絲綢生產技術、操作方法、組織生產、驗收產品質量等。
民間絲織生產普遍，誰不養蠶誰就沒有帛穿。“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當時女子出嫁前必須掌握絲綢紡織技能。《禹貢》中把當時中國分為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其中有6個州（兗、青、徐、揚、荊、豫）都有相當規模的絲織業，絲和絲織品的種類繁多，因地而異，以兗、青、豫絲綢最為發達。豫州陳甾襄邑（襄牛地，後稱襄陵）、山東臨淄是當時著名的絲織和紡織中心。尤其是豫州陳甾襄邑絲織業，號稱“冠帶衣履天下”。
商、周和春秋時期，絲織品在滿足王宮貴族和家庭消費以後，也有部分進入市場。《禹貢》曾有陳甾襄邑的美錦等絲織品廣銷外地，遠近聞名的記載。
（1）物物交換：麻布換蠶絲相當普遍。《詩經·衛風·氓》：
氓之蚩蚩，（那漢子一臉笑嘻嘻）
抱布貿絲。（抱著麻布來換絲）
匪來貿絲，（其實哪裡是換絲）
來即我謀。（不過乘機求我成好事）
（2）奴隸主之間絲綢交易。北京故宮博物院周孝王的銅鼎，即“曶鼎”。有個叫曶奴的奴隸主的鼎記載：曶用一匹馬和一束絲買下，另一個 奴隸主的5名奴隸。這既說明當時絲的價昂，更反映出奴隸的價賤。
二、襄邑錦繡鼎盛時期
蠶桑絲綢生產，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出現以後，經過緩慢地發展，到奴隸制社會，夏、商、周時期。青銅器工具取代了石器工具，農田水利灌溉出現，糧食產量提高，蠶桑絲綢生產普遍興起，至春秋戰國、秦漢時期逐步完善了封建社會。奴隸的解放和鐵器工具、牛耕的採用，特別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車軌等措施，促進了蠶桑絲綢的交流與生產，漢代又採取與民休養生息，薄徭輕賦，提倡農桑，鼓勵貿易等政策，使襄邑蠶桑絲綢的發展漸漸地達到鼎盛時期，成為當時中國兩大絲綢都會，尤其是錦繡獨樹一幟。直至隋唐宋都是絲綢繁盛時期，成為絲綢之路的源頭之一。
1.歷朝官府高度重視襄邑蠶桑絲綢業。襄邑人傳頌至今，都知道黃帝（即姬軒轅）的妻子嫘祖發明養蠶抽絲。她在勞動的過程中經過細心觀察，發現一種醜陋的蠶蟲吐出來的絲可以織成綢緞。立即引起黃帝的重視，命元妃負責組織婦女專業從事養蠶抽絲織帛，殷商時期設有“女蠶”的典蠶官，專門指導蠶桑生產。《周禮》記載，西周在“天官”之下，設“典婦官”、“典絲官”。“典婦官”專門管理婦女的蠶桑和紡織生產；“典絲官”專門負責蠶絲質量、儲存、發放等事務。商周蠶絲既成為王公貴族衣被和室內裝飾的原材料，也是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庶民不養蠶抽絲，沒有布用帛穿。閱讀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禹貢》，可以瞭解到春秋時期絲綢生產在國家稅收中的地位，看出當時豫州陳甾襄邑已是著名的絲織和紡織中心，特別是美錦等絲織品，除供應諸侯貴族外已廣銷外地，遠近聞名。
戰國、秦、漢時期，蠶桑絲織業受到高度重視。戰國時期，桑蠶業成為人們衣食，財富來源之一。諸侯國設有官府絲織作坊。《管子·牧民》:“養蠶桑，育六畜，則民富”。秦統一後，官府絲織業機構設置,除有東織、西織兩官府的絲織作坊外，還設有“錦官”、“服官”兩職位，官府作坊建立起嚴格的師徒制和獎懲制。《呂氏春秋·月令》有後妃率宮女到公田採桑養蠶的記載。
兩漢時期，官府絲織業管理更加完善。西漢長安未央宮設有東、西兩織室，分別由織室令丞管理，負責為宮廷織造絲絹、彩錦和宗廟儀服，一年花費達5000萬銀。西漢皇室在絲綢集中產地臨淄和襄邑派設有“三服官”(即指春、夏、冬3季的絲綢服裝)專為皇室製作綺繡、冰紈、方空縠、吹絮綸等精美絲織品，錦繡主要在陳甾的襄邑生產。起初三服官作坊的絲織物不過10箱，到元帝時三服官作坊，各擴至2匠數千人，每年費錢數億兩。
這既說明皇宮的奢侈浪費，也反映出官府絲織業的擴大。按《漢書》記載：陳甾郡襄邑（今河南睢縣）皇室專門派設服官，僱傭大量工匠織造袞龍文繡等禮服。“天子、公侯、大夫帽子上的彩色纓穗，衣裳上的五佩、備章、彩乘輿、以郊廟御服皆襄邑獻之”。“陳甾襄邑貢織錦”。
三國時期，各國在尚方御府下設有絲織作坊。襄邑當時屬於魏國，還在此設有“錦官”，專門管理錦繡和“效廟御服”的生產，供皇室之用。織錦者少者幾百人，多者千餘人。魏晉南北朝時，雖經受戰亂的嚴重破壞，但絲綢生產仍保持著相當的規模，部分地區還有所發展。例如，河北高邑（清河房子）、河南朝歌（淇縣）羅綺和襄邑早已聞名全國的錦繡並提。西晉左思《魏都賦》中記載非常清楚。
隋唐五代時期，隋朝太府寺設有司染署,掌管絲綢染織生產。唐承隋制，但機構增多，分工更細。織染署下設25個作坊，從事機織、編織、紡紗、練染4個方面生產。還有內作使、掖庭局的官府組織機構負責絲綢業。《唐六典》記載：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年-741年），將全國各州貢絹分等級，前4等全在河南、河北兩道，在襄邑設有綾局、染署總管絲綢生產。
2.襄邑民間蠶桑絲織業的發展與興旺。奴隸制社會的蠶桑絲綢業是奴隸主貴族組織生產，併為奴隸主所需服務，奴隸依附於奴隸主而生存，但是民間絲綢生產也很普遍，誰不養蠶織綢，誰沒有衣帛穿。《禹貢》中講，在商周時期，襄邑已是著名的絲織與紡織中心，所產美錦等絲織品已遠銷各地。民間婦女從事養蠶絲織業生產是最普遍的家庭手工業。
秦漢時期，襄邑不僅官府絲織業發達，各色織錦已聞名天下，而且民間絲織業也十分興盛。秦規定對生產繒帛多者免除徭役。“吳起出妻”的故事說明絲綢生產的普遍性。兩漢時期襄邑一帶便有：“一夫不耕或受之肌，一婦不織或受之寒”的歌謠。漢武帝時大力支持農桑，桑弘揚推行平抑物價措施，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全國交納絹帛500萬匹。社會上出現帛書、帛畫較為普遍。“富者綺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被后妃之服”，連尋常百姓家都穿過去朝廷后妃的衣服。
隋唐時期，民間絲綢業迅速發展，出現了三種新情況。一是在農戶家庭絲織副業普遍存在的同時，專業絲綢生產者迅速增多，出現了大量具有民間各種特長的專業絲織匠人。這些絲織匠人是獨立的手工業者，也受僱於城鎮手工業作坊，按照僱主的要求織造絹帛。二是絲織手工業作坊的出現。當時稱為“坊”、“輔”等專門從事同類產品生產，相對集中在一個街或區域，稱為“行”、錦行、絹行、彩帛行等，絲織業作坊有的規模有織繡機近百張。三是出現了介於官府作坊與民間作坊（私人）的絲織生產形式的織造戶。織造戶為官府生產有地方特色的絲織品。如襄邑生產錦繡為主，他一方面直接受官府管理，服從官府的指揮，一方面又使用自己的工具，為官府生產絲綢。實際上是官府的固定絲綢加工點。在襄邑這三種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但是，還是官府作坊為主，以製造效廟御服為主。唐代安史之亂，睢陽大戰，襄邑積極抗敵之後，造成襄邑錦繡急劇衰落。
3.襄邑絲織業的興盛（繁榮時期）。蠶桑絲綢出現以後，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進入奴隸制社會，石器、木器、骨器工具逐漸被青銅器工具所取代，社會生產力有了明顯提高，蠶桑絲綢生產普遍興起。在夏商周時期，蠶桑絲綢生產主要集中在三類人手裡。
一是統治者壟斷蠶桑絲綢生產規模與發展方向。統治者將戰爭中俘虜來的大量奴隸，用於蠶桑絲綢生產，使他們成為數量龐大的手工業奴隸，專業從事絲綢生產，來滿足統治者奢侈生活對絲綢的需求，由專職官吏“百工”，即“百執事”率領和監督他們終身成為從事蠶桑絲綢生產職業，並世襲分工，代代相傳。百工和奴隸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知識和織造技能，從而加速了蠶桑絲綢的發展。商紂王時“宮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可見綾紈需求之大，而豫州的襄牛地（即襄邑），在蠶桑絲綢生產中脫穎而出，已成為官辦絲綢生產的重要地方。
二是奴隸主貴族控制著蠶桑絲綢生產規模與社會需求。奴隸主貴族豪華奢侈生活的必需品是絲絹。他們為了滿足對綾羅綢緞的需要，大都組織有自己的蠶桑絲綢生產基地，用於不僅滿足活著時身穿絲絹綾紈的需求，而且還要滿足死後大量絲綢隨葬的需求，以及奴隸之間交換的需求。這些絲綢若沒有相應發達的絲織業是做不到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周孝王時的曶鼎，鼎上銘文記載，曶用一匹馬和一束絲買下，另一個奴隸主5名奴隸。
三是自由人的蠶桑生產是基礎。當時社會是自給性生產，誰不養蠶織綢，誰就沒有衣帛穿。一般農戶都把蠶桑絲綢生產作為主要副業，對婦女則是主業。《詩經·瞻卬》說“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即婦女不承擔公差事宜，怎能不從事養蠶和絲織生產呢？女子在出嫁前必須掌握絲織技能。
夏商周至秦漢時期，襄邑是絲織業興旺時期。一是絲織業是社會經濟重要來源。我們閱讀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貢禹》已有“襄牛”人善織錦，絲織業在全國佔有重要位置，以及絲綢業在國家財政稅收中的重要地位的記載。二是春秋時期襄牛美錦已聞名九州。據中華文明史話《蠶桑絲綢》中講：（1）豫州襄邑在春秋時已是著名的絲織和紡織中心，成為九州絲綢錦繡之冠。（2）陳甾襄邑絲織業非常發達，生產的美錦等絲織品除滿足王公貴族生活消費之外，也廣銷外地，遠近聞名。有“冠帶衣履天下”的美稱。三是絲綢業是襄人衣食之源。襄牛（或襄陵、襄邑）絲綢業無論夏商周三代，或是秦漢時期，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建立官府機構，組織官府作坊，派出官員管理，實行獎懲措施。周有典婦功，秦有織室令，漢有三服官，具體負責襄邑人織錦，為皇宮、百官制作兗龍文繡等禮服。
這些措施迅速促成襄邑錦繡到達鼎盛時期。《墨子·辭過》說：“女工作文彩，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他是說襄邑人女紡織五彩錦繡，男刻玉鏤金都給奴隸主作衣服。據《西京雜記》記載：大將軍霍光妻子一次送給漢宣帝皇后的浮醫淳于衍24匹葡萄錦、25匹散花綾等，其中24匹葡萄錦就產於襄邑。可見漢代襄邑織錦業的發達興旺，僅洗紗蕩錦的濯錦池就有1平方公里之大。“善織錦者圍池而居”。
魏晉隋唐時期都有官府絲織機構。魏在尚方御府下，設絲織作坊，從事錦繡等絲織品的生產以供皇室之用，襄邑從事絲織生產者從幾百人到千餘人不等。兩晉南北朝，由尚方御府主管，分設織錦，織成兩署，各有“巧工”數百人；南朝設有錦署，製作宮廷服物，生產者多為抄沒的罪犯；北朝的北魏時，曾將百工巧匠按軍事編制進行絲織生產；隋太府寺設有司染署掌管絲綢生產，唐承隋制，織染署下設25個作坊，從事機織、編制、紡織、練染4個方面的生產。織綾錦等絲織作坊共有工匠“巧兒”365人。還有內作坊綾匠83人，掖庭局有綾匠150人。還有負責養蠶織作、縫紉等絲綢生產，有時織錦刺繡工匠多達700餘人。可見唐代絲綢生產規模之大。
唐中期以後，絲綢業的產地出現新的變化：一方面絲綢生產地域繼續擴大。另一方面絲綢生產重心開始南移。到了宋元時期，蠶桑絲織業形成了鮮明的三個特點：一是黃河流域蠶桑生產包括襄邑錦繡明顯衰退，棉花生產逐漸取代蠶桑生產。二是封建官府絲織業規模明顯縮小，對北方絲織業的重視程度逐漸減弱，在襄邑的官派機構撤銷。三是蠶桑絲織業的社會分工細化，個體蠶絲戶逐漸由自己織綢，向專業織機戶集中。
4.濯錦池是襄邑錦繡鼎盛時期洗紗蕩錦的地方。襄邑是古稱，宋改為拱州，金為睢州，民國為睢縣。濯錦池又名鳳凰臺。明代南京工部尚書睢州人李孟暘，在《錦池漁郎》詩序中寫道：“《漢書》‘陳甾襄邑貢織錦’。睢州舊志雲：‘襄邑人善織錦，人皆圍池而居，濯錦池名以此。歷歲既久，池為河水浸漫。漁舟釣艇，日往來其間。’”現在位於睢縣北湖西北隅，面積約一平方公里。遺蹟顯存，池水與舊城湖水連成一片，池水用於洗紗蕩錦。漢代在襄邑設“服官”專門負責崔造天子、公侯、大夫、九卿們的衣裳、五佩、備章、採乘輿和效廟御服等。
襄邑的絲織品種類多,產量大，有名貴的錦、紗、絹等。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素紗衣重量僅49克，薄如蟬翼，輕如鴻毛，充分反映了當時紡織技術的高超。襄邑織錦匠人勤勞智慧，善於總結經驗，鑽研技術發明了識花機，織物精美，巧奪天工。公元59年，東漢明帝率九卿大臣祭祀天地各著五色服飾。皇帝的衣裳是手工刺繡而成，九卿大臣的衣裳是由織機織成，這些服飾都是襄邑的貢物。《漢書》稱：“襄邑婦無不巧”，“天子效廟御服供焉”。足見漢代襄邑刺繡工藝堪稱首位，被皇室列為官營手工業，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而《魏都賦》有：“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的美稱。
三 、襄邑錦繡技藝
襄邑錦繡是蠶桑絲織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晶。襄邑錦繡絢麗多彩，不僅是舉世公認最華貴的服飾材料，美化了人們的生活，而且是文化藝術的珍品，中華古老文明的象徵。我們祖先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在將野蠶訓化為家蠶，野桑培育成家桑、縲絲、織綢、印染等方面。尤其是織造技術，花樣設計，紋飾工藝等方面都獨具匠心，巧精異常，堪稱世界之最。
1.野蠶桑的訓育，開創了植桑養蠶業。《通鑑外記》：“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即凍瘡”。後世的人將嫘祖視為蠶神而長期供奉。實質上是勞動人民在遊牧狩獵中發現了野蠶，將其訓化為家蠶，逐漸將野桑培育為家桑種植管理，養蠶抽絲，織帛禦寒遮體。進入奴隸制社會，青銅器的出現，農業、手工業的加速發展，養蠶植桑有了明顯提高。夏商周時期，人工栽培桑樹成片成林，以自然生長的喬木桑樹為主。天子、公侯都建立“公桑蠶室”組織專人養蠶。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開始培育人工養植而成的喬木桑和人工修剪的高幹桑、低幹桑樹。桑樹培植的這種變化，出土的戰國青銅器上採桑圖有反映。
漢代《汜勝之書》中記載：桑樹的種法是每畝用桑葚子和黍子各3升混合播種的“地桑”法。人們對蠶的生態和習性的認識明顯深化。春秋時期宮廷養蠶已有專用蠶室和成套用具。懂得消毒浴種和忌用溼葉喂蠶。荀況《蠶賦》有“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
魏晉隋唐時期，植桑養蠶技術有新提高。南北朝時桑樹栽培除了繼續用種子繁殖外，出現了壓條繁殖法。後魏賈思勰著的《齊民要術》中記述了壓條法，並提到魯桑與匡桑是被馴化培育出來的桑樹種。人們對蠶的品種、習性、繁殖和生長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選種時注意產絲量和產種量。蠶種孵化時發明了用溫度調節時間，飼養時注意講究桑葉溫度、溼度，蠶具和環境衛生。
宋元明清時期出現蠶桑南盛北衰的局面。宋時桑蠶業以“檀淵之盟”為標誌，開始出現衰退。民間蠶桑生產為主體，蠶桑生產與絲織生產有了明顯分工，逐步顯現南盛北衰的局勢。
2.繅絲技術不斷進步。繅絲是絲織業必備工序。蠶繭絲主要由絲素和絲膠組成。絲素是繭絲的本體，半透明纖維不容水；絲膠是包圍在絲素外面的膠狀物質，遇熱溶水，見冷凝固。我們的祖先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使用熱水溶解蠶繭膠抽絲，後來發展到用索緒帚（將草莖用麻繩捆紮而成）繅絲。在商代已普遍應用，到西周春秋時期，繅絲技術嫻熟。繅絲時要熱水浸泡3次，不斷攪動使繭絲鬆懈，絲緒浮水中，然後用草莖帚索緒抽絲。蠶絲很細，繅絲時候將很多根繭絲集絞在一起，併成一根生絲。當時，生絲條份的粗細是用蠶繭粒數計算的。1根蠶絲叫“忽”， 5忽為“惗”，10絲為“升”，20絲為“紆”，40絲為“紀”，80絲為“綜”。
繅絲的繞絲工具是：“H”、“ X”， 甲骨文“I”、“軠”,篆書“壬”字、金文“Φ”等架象形字，上古常用“亂”的繁體字代表織絲。蠶絲繅好後，從繞絲架上脫下來成絲絞，在經過絡絲，即將絲絞重新繞在䈅子上。根據經緯粗細的要求，進行並絲和捻絲，加工成織造用的經緯。
戰國秦漢時期，最大的革新是用沸水煮繭繅絲新工藝的採用。沸水煮繭繅絲，絲膠溶解快，蠶繭外形澎潤、均勻，避免出現疙瘩，提高了生絲質量。繅絲工具除沿用手持絲繅䈅外，還開始採用軲轆式繅絲，紝是手搖繅絲車的雛形。魏晉南北朝時手搖繅車已在襄邑普遍使用。唐代詩歌中不斷出現。李賀《感諷》：“會待春日宴，絲車方擲掉”。絡絲用的絲䈅合併，捻絲用的紡車也有改進。北宋改進了手搖繅絲機，發明使用了腳踏繅絲車，即用腳踏驅動絲䈅，加快了繅絲速度。
3.印染工藝發展迅速。早在新石器時代，生活在襄牛地的先人，就開始利用礦物和植物顏料與染料。用鐵礦粉染紅色，用溫水浸漬提取藍草、茜草、紫草等植物染料，練漂染色已成為絲綢工序，甲骨文中有較完整地記述練漂染色工藝。生絲只有經過精煉清除絲膠和雜質成為熟絲，織出錦綢才能手感柔軟，垂懸自然，晶瑩鮮豔。
西周時期練漂工藝已十分講究。據《周禮·*氏》記載：生絲練漂分灰練與水練兩道工序。先用涗水即灰過濾過的水浸泡7天，練去膠，再用白天離地一尺暴曬的夜晚井水浸潤7天的方法，已達到絲纖維脫膠與漂白的目的。商周時期高度重視染色，政府規定人必須上身穿正色（青、赤、白、黑、黃），下身穿間色（綠、紅、碧、紫），不許顛倒，促進了染色工藝。
染色分為染絲與染帛兩種工藝。染絲是先染絲後織，用色絲織錦或作綵線刺繡，彩錦與刺繡服裝只能帝王與奴隸主使用；染帛是先織後染，將生絲織成的帛進行練漂與染色。
絲織物染色分為“石染”、“草染”。一是用礦物顏料給絲織物或服裝著色成為“石染”。當時使用礦物顏料是紅色用赭石、硃砂；黃色用石黃；綠色用孔雀石；白色用胡粉、唇灰等顏料塗染。二是用植物顏料著色稱“草染”。當時使用植物顏料，紅色是茜草、紫色是紫草、黃色是藎草、藍色是藍草、黑色是皂鬥等。《周禮》記載：“春暴練，夏燻玄，秋染夏”，染事集中在夏秋兩季。
染色技巧已開始掌握復染、套染和謀染技巧。復染是通過不同染色次數獲得深淺不同的顏色。西周《爾雅·釋器》有：“一染源（淺紅），二染赬（紅色），三染纁（大紅）”的記載。套染是用兩種以上顏色的顏料進行套染。如用藍草染後，再用黃色套染便是綠色；用紅、藍兩色顏料套染是紫色；用黃、紅兩種顏料套染是橙色等。謀染是用紅、藍、黃“三色原”染料染出多種顏色。《周禮·鍾氏》記載：“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的複雜謀染工藝。春秋時期謀染技術已基本成熟。
秦漢時期，政府高度重視練染業，練染工藝明顯提高。西漢未央宮設“暴室令”機構，專管絲織品練染，在襄邑設有練染令，東漢設有“平準令”兼管絲織品練染。生絲脫膠漂白已由浸練與水漂的方法，發展為煮練、搗練和杵槌搗絲的方法，使絲帛脫膠更為徹底。
染色出現許多新色彩。按色譜分類，西漢時期已達20餘種，東漢《說文解字》中有30餘種絲織彩色名稱。漢代崇尚黑色出現了人造鐵漿（即在鋼板上灑鹽，再放進醋缸，埋於陰暗處，百日後鋼板表面出現外衣，叫“鐵華”）代替青礬做謀劑的新工藝。
4絲織品印花工藝普遍興起。主要有型版、顏料，夾纈、蠟纈等工藝。型版印花春秋時期出現，秦漢時期普遍應用於絲織品的著色。型版印花分為凸紋版與鏤空版兩種。凸版印花是用本版或其它材料雕鐫凸型花紋，在凸起部分塗刷色漿後壓印在絲織物上。鏤空版印花是將型版花紋鏤空，將鏤空板壓在絲織物上刷色漿。型版印花分為單色，雙色，三色。通過多版套印與畫繪相結合可印出多種顏色。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紗，圖案流暢，生動活潑，細膩入微，反映出當時印花與敷彩新工藝。
魏晉隋唐時期，練漂印染工藝進步顯著。絲帛練漂工藝分為3種：灰練、水練、搗練，水練受到重視。《齊民要術》記載：水練，以水浸絹7日，生產週期長，效果好；灰練，用草木灰慮水浸泡生產週期短，潔白度不如水練；搗練，即用木杆搗帛與水練相結合進行。
印染的顏料提煉技術嫻熟，印花工藝發展迅速。礦物顏料配料技術達到“分毫不欠”的程度；植物顏料配料已達到爐火純青的水平，當時用於絲綢染色的顏料已達30餘種。
印花工藝向多彩套印和色地印花的方向發展。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天青色敷金彩輕容紗”就是用染色、印花、畫繪3重工藝的結合品，在染成天青色的紗上，先用型版印上花紋，再用彩繪敷金。隋煬帝用五彩夾纈花羅裙賞宮女、百官妻母。當時蠟染印花已相當流行，屏風蠟纈曾贈送國外貴賓。絞纈工藝是機械紡印染色。
宋元明清時期，練漂染印工藝發展迅速更加完善。絲帛的練漂，在宋代已由兩人對立單杆豎搗，發展為兩人對坐雙杆臥搗；染色普遍應用謀染劑與謀染工藝，夾纈、蠟纈染色逐漸被印花所取代，凸版印花仍用印花和彩繪相結合的印染工藝，鏤空印花版的材料，開始用桐油竹紙取代原來的木板。在染液中加入膠粉，調成漿糊後再印花，花紋更清晰。南宋時襄邑錦繡技術已經南移。
5精湛的紡織技術。從蠶繭到織造需要經過繅絲、絡絲、並絲、捻絲與整經等絲織工序。織造絲織品的織機，在新石器時代已有原始的腰機。浙江河姆渡出土了原始腰機部件。商周時期已出現了投梭式織機，即“杼軸”，又叫平紋機。杼，即梭子，嵌有緯紗紆管，用於引緯打緯；柚，即筘。控制經紗順序、密度與把緯紗引向織口的作用。由杼柚與絞杆、綜、幅撐、經柚、卷機和機架組成平絞機。同時，也在織絲綢的實踐中創造出能織各種花紋的提花機，由地綜、花綜、紋棍、導線棍、繞經線棍、打緯刀、卷綢棍等部件組成。《禹貢》記載，豫州上等絲錦綢就反映了當時襄陵（襄邑）絲織業的技術水平。
秦漢時期，絲織工具不斷改進，絡絲、並絲、捻絲工具已完備，工藝技術更加完善。漢代，在平絞機的基礎上前端加有基座板，後端斜置一個機架，機架後豎兩個支柱，機架與機座形成50度至60度的斜角，稱為“斜織機”。機架上有經軸、卷軸、提綜杆，將經絲分為上下兩層的“分經木”構成。當時，用於打緯的工具有兩種：一是舊式嵌有紆管的砍刀式杼，用於送緯打緯；二是改進的梭與筘。梭用於投緯，筘用來打緯，它既控制了經絲密度,又提高了效率。
提花機到戰國時期，已有靠腳踏板提沉綜片的多綜多躡提花機。到了漢代許多複雜的幾何、花鳥、人獸紋樣的絲織品，用片綜提花機，已經難以織造，而經過改進的束綜提花機應運而生。束綜通過花樓控制花部經絲的提沉，改為由腳踏杆控地綜的提沉，使操作簡單化。但是，由於圖案複雜，綜束量大，多者上千束，操作仍很艱鉅。又經過摸索試製成120綜、120躡的提花機，很快在襄邑織錦中使用。這種提花機最快60天能織1匹綾或錦，極大地提高了生產能力。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絲織品的生產有很大發展，一般織物都採用通經通緯的織法和通經回緯的技法。通經回緯是用多把梭子和多顏色的緯絲。根據圖案的要求，在綢面中間花紋邊沿處折回，織成細緻的花紋圖案。織成的絲織品使用廣泛，多用於縫製衣褲、靴帽、帳幕等。
四、 襄邑錦繡種類
新石器時代的絲織品，原始單調粗糙，只有平紋和羅紋兩種織物。夏代實行“章服制度”，即不同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人穿戴不同的衣帽，推進了絲織品種、規格多樣化，商代不僅出現了平紋織物，而且有多種幾何紋的提花織物。西周和春秋時期不僅有幾何紋小提花織物，而且出現了多色複雜，精緻華麗的大提花織物。
《禹貢》中記述了絲織品的多樣性。那時絲織品統稱“帛”，未精煉的生絲織品稱為“素”，經過精煉的熟絲織品，稱作“練”。這時的襄牛地或襄陵地已是絲織品生產的重要集散地，生產的絲織品種類也多種多樣，特別是錦的生產，在商周春秋時期，雖然是以自給自足性生產行為，但在滿足家庭消費以後也有部分進入市場，當時襄邑的美錦等絲織品已廣銷外地，聞名天下。
戰國秦漢時期，襄陵與襄邑錦繡是鼎盛時期。絲綢織造已出現“斜織機”和束綜提花機，絲織品的種類和名目繁多。據《說文解字》中以絲織物命名的有19種，以色彩命名的有35種之多。近幾十年出土的絲織品實物更是豐富多彩，按織物組織和加工工藝絲織品分為絹、綺、錦3大類，每一類又分為許多品種。當時，襄邑以生產宮廷五彩錦為主，錦的花樣豐富，質地精美，風格多樣，紋樣繁雜，而豪放華麗，成為聞名天下的織錦之都。漢代大家楊雄在《五都賦》中稱譽：“羅綺朝歌，錦繡襄邑”。紗 、羅、綾、錦等最能代表這個時期的絲織業工藝水平。
魏晉隋唐五代時期，是襄邑錦繡發展時期。《魏都賦》中記述：北方名產是襄邑的錦繡、朝歌的錦纊（絲棉）、清河的縑總（細絹）；唐代名產是襄邑的錦繡、亳州輕紗、越州的繚綾、宜州紅線毯等。這個時期，紗、羅、綺、綾、錦等最能代表絲織業發展水平。
宋代絲織業創新不少，以錦、緞、綾、絨、緙絲等的發展最為突出，已達到更高的水平。北宋以後，由於戰亂頗多，人口南移，黃河改道，氣候乾燥等因素，襄邑絲織業開始衰敗，尤其是官辦絲織業滑坡，甚至出現荒蕪。但是織錦業在民間還很旺盛。元代織金錦，明清織汴錦，妝花緞等都很名貴。
現將在襄邑生產的錦、絹、綺等品種，按織物組織和加工工藝作出介紹：
1.錦。錦是用彩色絲線織成的花紋織物。綺和錦都有花紋。綺是通過不同織紋顯花，而錦則是通過不同顏色或不同顏色加織紋顯花。錦是色彩豔麗富於變化，花紋立體感強，織紋的變化比綺複雜。錦的生產在《詩經》《禹貢》《國語》等古籍中都有關於錦的描述。史籍上提到的織錦有：貝錦、玉錦、重錦、束錦、美錦、杯錦、制錦、示棉、反錦等。到戰國秦漢時期，錦已是彩色經絲或緯絲用多重組織織成的美麗多彩的絲織品。錦織造工藝複雜，是古代絲織工藝最高水平的體現。
錦開始於西周，發展於戰國，大放異彩是兩漢。錦的圖案是兩色以上的經絲交替換層來顯示的稱為“經錦”。經錦分為兩色經錦和三色經錦。織錦的花紋圖案在各類提花機絲織品中最為複雜。經錦的花紋圖案豐富多彩：動物紋樣以龍鳳，珍禽怪獸，虎豹玄鳥為主；植物紋樣以幾何、花卉、銘文等吉祥語。如新疆出土的“萬世如意錦等”，漢代還出現了“起絨錦”。
魏晉隋唐時期，錦已發展成為絲織物中最華貴的品種。錦分為經錦和緯錦兩種。經錦靠經絲起花，用兩組或兩組以上的經絲同一組緯絲交織，經絲多是兩色或三色用織物正面的經浮點顯花，使用一把梭子，生產效率高；緯錦是用兩組或兩組以上的經絲同一組經絲交織，用織物正面的緯浮點顯花。緯錦用兩把以上的梭子，織造時費時費工，但更能靈活變換顏色，織出複雜的圖案。這時襄邑織錦沿用漢錦的平紋經二重結構，表裡層經絲比例為1:2或1:1。紋樣圖案設計出來了像獅、虎、駱駝、孔雀等動物形象。
隋唐出現了斜紋錦，雙層錦和織金錦。無論是織錦品種、結構、圖案或是織造工藝都有了新的發展。織錦品種最大的變化是緯錦的流行和在緯錦的基礎上暈襉錦的出現。暈襉錦、斜紋錦的二重組織結構受到波斯織造風格的影響，但花樣圖案仍保持中原傳統。暈襉錦是緯錦的一種，它是利用不同顏色的緯絲，在織物表面織出由深到淺，由濃到淡，逐層過渡的橫向通幅條紋。這種條紋的顏色如同日月周圍的“暈氣”，故稱“暈襉”。它比一般緯錦立體感更強，有不同顏色的散花點綴，從唐代出土實物看暈襉錦有小提花，以22中彩條組成循環，非常豔麗。
宋代錦又有創新。據《綴耕錄》記載：宋錦有40餘種，其中，八答錦、天下樂錦、翠獅錦最為名貴，還有用於書畫、屏風、條幅等裝裱的織錦。襄邑是重要的織錦基地，所織造錦物主要用於文武百官的賞賜和郊廟御服。襄邑錦紋樣繁雜，色彩淳樸，暈襉相宜，古香古色。襄邑錦分為大錦、含錦、小錦3種，大錦為獅子、鶴、孔雀、鴛鴦、蓮花等吉祥動植物紋樣，多用於貴族袍服和書畫裱潢；含錦多用於合形、對稱，連續的橫條圖案；小錦花紋細小，多用於書畫裝裱。
宋代在襄邑生產的還有織金錦。織金錦用於統治者的官服，帳幕等，官宦貴族也只限於貴族命婦，嚴格禁止民間穿著金錦飾物。織金錦的用金方法是片金、拈金（圓金）和軟金3種。片金是把金碾成箔，切成絲嵌在織物中；拈金是將金箔包裹在絲線外面成為圓形的金線，同絲線交織而成；軟金是將絲線染以金粉而成金線。織金錦在元代放寬了限制，在民間有了很大發展，但襄邑官辦織錦業已經開始衰敗。
2絹。絹是平紋絲織品。絹是在襄邑生產的最早的絲織品。按絹的組織結構是最簡單、最普通的絲織品。依據絲線的粗細，拈度與織物的密度、厚度工藝的不同，有紗、縠、綃、縞、紈、綈等。紗是絲線纖細，結構稀疏，質地輕薄的絲織品；縠是有皺紋的紗，質地略比紗重。“輕者為紗，縐者為縠”，殷商時期有生產；綃是一種輕薄的生絲織品，質地比紗重，比縠輕；縞和紈是由生絲織成的潔白，精細，輕薄的絲織品。
紗在漢代最為盛行，質地更加輕薄。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素紗衣，長128釐米，袖長190釐米，重量僅為49克，還不足1市兩。紗的特點是結構稀疏，透氣性好，將紗塗上生漆是好帽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漆纚冠堅挺光亮，水浸不變形”。漢代還出現印花敷彩紗是繪畫和印花相結合的花紗。
魏晉隋唐時期，紗的種類繁多，平紗、隔紗、花紗、巾紗、交紗、朱紗、輕容紗等品種，唐代貴婦人肩披薄紗十分時興，人稱”襄邑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其若煙霞”。
3綺。綺是一種花紋絲織品。它是商代開始有綺類織物生產，先是用素絲織成，然後染色，但也有用兩種顏色的緯絲間隔織成的菱紋、雲蕾紋綺。綺是平紋底上起斜紋花的提花織物。花紋結構走向和緯經方向不同是傾斜的。花紋形狀多為雲雷紋、回紋、菱形紋等幾何紋。周代以前，綺的色彩不超過3色，到了漢代綺出現了七彩綺、七彩杯紋綺。在花紋圖案上，除採用商周以來經絲起花的傳統以外，漢代還出現了兩根組成敘紋組織的長浮線經絲之間，夾著一根一上一下的平紋經絲，當時，稱為“漢式組織”新圖案的綺。馬王堆漢墓和新疆出土很多漢綺實物，風格獨特。綺，在唐代主要用於民間較為普遍，貢品中很少見，在織造工藝上比漢代的綺有了較明顯的進步。
4羅。羅是一種經絲相互有規律的絞經而形成網狀的絲織物。羅的經絲分為絞經和地經兩種。通過絞經、地經的絞合形成有規則的網眼。戰國秦漢時期，羅有較大發展。羅分為素羅和紋羅兩種。素羅是沒有花紋的羅，根據絞纏的經絲數量，分為二經絞羅和四經絞羅。漢代二經絞羅出現了絞經輪流同左側及右側的地經相絞。四經絞羅以4根經絲為一組相互絞經與緯經交織而成。
紋羅是地紋上起花的羅織物。在織造時絞經綜外再加提花綜配合，使織物的地部和花部呈現不同的網狀。當時的紋羅結構大多數是以四經絞羅作孔眼較大的地紋，而以二經絞羅起花，花紋多為菱形。漢代綾紋羅出土很多，十分流行。
5.緞。緞是採用緞紋組織的一種絲織物。緞紋是指經紗和緯紗的交織點，按一定的規律分散，而且有較多的經紗與緯紗浮現於織物表面。緞紋組織中單獨組織點，由相鄰的兩根經紗與緯紗的浮長線遮蓋。經緯絲中只有一種顯現於織物表面，所以，外觀平滑光亮，手感柔軟。緞的起源很早，漢代文獻中已有緞的記載，到了唐代緞發展成為絲織物的一大類，與紗、羅、綺、綾、錦等並行，並同織錦和刺繡等相結合，出現了錦緞、繡緞、與絲欄素緞等新品種。
《睢縣誌》《睢州志》《睢縣地名薈萃》《中國桑蠶絲綢》《史記》
《淮南王 養蠶經》《通鑑外論》《詩經》《周禮》《管子》《禹貢》
《魏都賦》《西京雜記》《漢書》《汜勝之書》《齊民要術》《說文解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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