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 張承惠
新浪財經訊 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共同主辦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於4月13日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張承惠出席並演講。
張承惠表示，要用改革的辦法來消除目前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供給側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到目前為止，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仍然沒有處理好，未來需要大幅度降低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的干預，大幅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行為的行政性的干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的非常好，要著力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發揮企業和企業家的主觀能動性。
“我們還要建設一個服務型的政府，創造良好的法制化的營商環境，去年中國參加全球的營商環境的排名，選了兩個城市，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把北京、上海的營商環境拿到國際上和190個經濟體比較之後，中國的排位從78位上升到46位，上升得非常快，但是北京、上海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呢？”，她說。
以下為演講摘編：
張承惠：關於中國經濟形勢，我用盡可能短的時間談幾點看法。
第一，總體判斷經濟形勢的變化是非常快的，去年年初大家對2018年都非常樂觀，到了年底對2019年又非常悲觀。在去年底今年初我就認為2018年的經濟形勢可能比數字表現出來的要差，但是2019年的經濟形勢可能會比大家都認為的要好。
最近我發現風向又開始變了，對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樂觀的情緒又開始佔上風，剛才有發言嘉賓介紹，包括國際組織、國內智庫對今年宏觀經濟增長速度看好。，但是我覺得總體上來說是既不樂觀，也不悲觀；有壓力，有希望。這不是中庸之道，我通過一些事實，特別是調研來證明上述判斷。
對今年的經濟形勢來說，有一些正面因素，也有一些負面因素。首先，中美之間達成協議是大概率的，這不是我現在說的，我今年年初就說，中美之間百分之九十幾的是可能會達成協議，但是問題不在於中美貿易之間協議是否達成，問題在後面。
最近在一些地方調研，我發現特別是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經濟轉型升級的動力還是比較強的。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問問地方官員2019年經濟形勢怎麼樣，下行壓力大不大。給我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有壓力，但是並不是很悲觀，因為內在的增長動力還是存在的。
近期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扶持實體經濟的政策，這些政策正在逐漸的發揮效應。還有一個剛才大家提到的貨幣政策，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兩會貨幣政策的定調都是有彈性的。
負面因素也有一些，一個是內部需求不足，剛才周教授也提到了。而且企業績效的提升壓力還是加大的。我有一個排位在前十的會計師事務所的創始發起人朋友，我問他做上市公司年報的時候感覺今年情況怎麼樣？他覺得普遍感覺比去年要差，盈利情況比去年要差。另外還有地方財政壓力。應該說特別是在減稅降費之後財政壓力進一步加大，有些地方縣級政府挪用中央補貼資金的現象非常普遍，量也比較大。
還有一個問題是潛在風險仍然較大。一個是金融市場，我們對外開放，和其他的一些政策調整可能會帶來市場波動，二是中小金融機構的風險現在也在上升，中小城商行、農商行的風險在上升。三是豬瘟。回應一下潘首席的觀點，豬瘟這個問題也是我近期在一家農業保險公司瞭解的情況，他們豬的賠付95%以上都是豬瘟。四是，WTO的規則修訂，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說是更大的挑戰，甚至比中美貿易爭端挑戰更大。短期來說，既不盲目樂觀也不悲觀，我們有壓力，但還是有希望的。
第二，至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長期的問題我們並沒有解決，仍然面臨比較大的挑戰，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尚未解決，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大背景之下，我們的消費結構正在轉換，但是傳統的供給結構不能滿足消費升級的需求，只能提供一些中低端的產品。
剛才周教授提到要通過增加收入來擴大需求，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怎麼樣提升供給的質量，提升供給的效率來引導需求，創造需求，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沒解決，只能提供中低端產品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中低端的惡性競爭，而且形成不少殭屍企業。同時，隨著服務型需求的上升，在養老、醫療、教育、文化、旅遊等等方面需求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在這些領域又存在著壟斷和過度管制，最終阻礙了供給能力的提升。
最近這幾年在防風險的過程中有不少是通過行政性的手段來控制風險的，來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的，但是行政性手段在某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效率提升。從中長期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體系），如果沒有很高的效率，一定會影響國家競爭力，也一定會影響中長期的防風險能力的。
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由於需求不足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傳統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變化導致的。所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定性了，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等等等等。要用改革的辦法來消除目前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供給側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到目前為止，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仍然沒有處理好，未來需要大幅度降低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的干預，大幅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行為的行政性的干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的非常好，要著力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發揮企業和企業家的主觀能動性。
我們還要建設一個服務型的政府，創造良好的法制化的營商環境，去年中國參加全球的營商環境的排名，選了兩個城市，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把北京、上海的營商環境拿到國際上和190個經濟體比較之後，中國的排位從78位上升到46位，上升得非常快，但是北京、上海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呢？
下面這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其實在中央經濟工作會在十九大報告，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等等都已經體現了，關鍵是怎麼樣落實，特別是在改革的過程中怎麼樣真正的破除部門利益，真正的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改革工作。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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