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遊列國
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夫子這句話記載在《論說·述而》裡，意思是（上天）借給我幾年時間，能讓我在五十歲之前就研讀《周易》，那麼我就不會有大者之過了。這裡強調一下，“大過”的古義並不是指特別嚴重的過失，而是指大者之過。《易·大過卦·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所謂“大者”，應該是指涉及社會倫理道德層面的公事方面。而相對應的“小過”，則應該是指僅涉及個人的私事方面。這從《大過卦》和《小過卦》的《象辭》中就能看出來。《大過卦·象辭》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而《小過卦·象辭》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那麼“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是涉及社會矛盾和君子道德修養層面的表現，而“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則是涉及個人層面的私事。
話題還是回到孔子的這句話上。從孔子的這句話中，我們可以做出如下幾點判斷:①孔子說這話時，正在專研《周易》，而且對《易》已深有體會，恨讀之遲矣；②孔子在五十歲之前是沒有下功專研過《周易》的，對《易》理知之甚少；③由於不通《易》理，孔子在五十歲之後是有大者之過的；④孔子晚年極度推崇《易》學，深感自己這種大者之過與《易》理是相違背的。那麼，孔子所謂的“大過”到底是指什麼呢？
累累如喪家之犬
要弄清這個問題，先要弄清幾個時間節點。首先可以肯定，孔子習《易》是在晚年，具體講就是在周遊列國結束之後。《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晚年習《易》，已自感有生之年來日不多，於是廢寢忘食，讀《易》而“韋編三絕”，實乃與時間賽跑。即使這樣，也是在深究《易》理的基礎上，已無更多時間用於著述，使《易》理大白於天下。結果也確實是這樣，孔子僅著《十翼》，粗線條地對《易》進行了概述，而沒有深入地對64卦進行詳細闡述。故孔子無奈地感嘆:“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再一個時間節點，就是孔子周遊列國的起始時間。據史料及各種記載，孔子是在55歲時開始離開魯國率弟子周遊列國的，先後經歷共計14年之久。周遊列國返魯時，孔子算來已是69歲高齡，直到73歲去世，發奮習《易》的時間滿打滿算也就是4年多。故孔子晚年常把“假我數年”掛在嘴邊，以期能“於《易》則彬彬矣”。唔呼!天不假聖人之年，萬世之憾哉!
孔子講學
話至此處，我想大家應該得出一個結論，孔子所謂“大過”，就是指率弟子周遊列國這件事。周遊列國這件事，前後經歷14年之久而無什麼結果，卻耗費了孔子畢生中最為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乃至晚年整理文化典籍，尤其是習《易》時間不足，徒增“假我數年”的嘆呼。這還是次其，更重要的是周遊列國、勸復周禮這件事本身就有問題，孔子晚年習《易》後應該是深有體會，所以才發出“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感嘆。
諸侯爭霸
孔子所處的年代，是在春秋後期，當時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王道盡棄，禮樂崩壞，奴隸社會已走到歷史的盡頭，新的生產關係已開始萌芽。危牆不可扶，敗果已難收。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孔子打著“恢復周禮”的旗號，周遊列國而推行王道主張，無疑是在開歷史倒車。試想，當時的大國都在忙著爭霸，小國都在忙著依附自保，周王室已衰微到力量不及一小國，並無多大影響力，又誰會奉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王道？孔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與其所奉行的“中庸之道”實質是背道而棄，白白浪費14年的大好時光，故言“大過”一點不為過矣。
甘之戰（夏啟打敗有扈氏）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就是一種不適時宜，偏執一端的非中庸思想。孔子周遊列國而勸說諸侯，夢復周禮於爭霸時代，這正如夏初伯益之事。過去選賢任能的禪讓制雖然被大家所推崇，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王權世襲制必然代替禪讓制，這是由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人力不可阻擋。伯益不甘於禪讓制被破壞，極力反對夏啟世襲王位，結果被夏啟所殺。有扈氏更是起兵反對，夏啟乃以“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的罪行予以剿絕。《淮南子》說:“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有扈氏敗亡的原因就是隻知墨守舊“義”，而不能順應時“宜”。孔子夢復周禮，同樣不適時宜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
孔子周遊列國最狼狽的時候，就是困於陳蔡之間。當時野居絕糧而不得行，隨從弟子大多對周遊列國之行產生懷疑，甚至絕望，然孔子仍不為所動，固執己見。孔子設題問於弟子曰:“《詩》雲‘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當時子貢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對子貢的回答很不滿意，認為子貢志向不夠遠大，說:“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顏回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顏回的回答把孔子感動得一塌糊塗。以筆者愚見，顏回的回答雖然深得夫子之心，卻並不能解決問題，好聽而無用。惟子貢見解，既肯定夫子之道，又有一定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實際更符合中庸之道。夫子之道雖至大，卻已不合時宜，惟結合當時現實“少貶焉”，以求推而行之，有益於社會，豈不更好？世上從來就沒有絕對的直道，即使現在的高速路，也還是多有彎曲。我想孔子習《易》後是悟到了這一點，所謂“曲成萬物”是也。故孔子會說出“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也。”
韋編三絕
《周易》講變化之道，變化是絕對的。世界萬物不可能一成不變，永遠停留在某一階段，而是不斷地變化發展的。《周易》是典型的辯證法思維。唯辯證法乃是科學的方法論，用發展、變化的方法看問題才是大智慧。孔子晚年喜《易》，讀之而“韋編三絕”，悟《易》後思想豁然開朗。這正是遭受重大挫折後才忽然發現了指路明燈的感覺。習《易》之後的孔子，思想得到了極大的昇華，由必然王國進入了自由王國的境界，這樣孔子才會自豪地說:“吾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者，即“無大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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