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的佛教造像
早期佛教和神仙圖像混雜的造像風氣，隨著兩晉佛教的日益成熟，逐漸消弭，雖然在西晉中期的穀倉上，還偶見佛像和吉祥紋樣並置的餘風，但到了東晉，墓葬出土的陶瓷明器上很少再有佛像的發現。這個現象說明，在晉代高僧大德積極弘宣佛法的努力下，人們對佛教已有較深刻的認識，佛教的發展已漸漸地與神仙信仰分道揚鑣，佛像已成為獨立的宗教造像題材，信徒禮拜的主體對像。
兩晉帝王和貴族名士皆崇信支持佛法，使佛教蓬勃發展。北方為胡人所佔據，史稱五胡亂華。其各諸君主本非漢人，故特別崇信支持外國來的佛教。當時來華高僧漸多，如晉代時在敦煌的竺法護、後趙的佛圖澄、後秦的鳩摩羅什、曇無讖、佛馱跋陀羅等高僧，他們翻譯甚多的佛經。國內的高僧如道安、法顯、慧遠、僧肇等高僧們，也講經說法，致使佛教蓬勃的發展。當時建佛寺、鑿石窟、造佛像蔚為風氣。
兩晉、十六國佛像，已成為宗教禮拜的主體，不與神仙道術相混合。造像古樸雄偉，長眉杏眼，穿通肩或袒右肩袈裟，手作禪定印，結跏趺坐，受印度犍陀羅及西域佛教藝術影響。主要有甘肅地區石窟的佛像和金銅佛像等。
佛教美術在文人名士參與，如大畫家顧愷之(345~406)、藝術家戴逵(326~392)等，是我國佛教美術開創時期。
佛坐像
西晉三世紀末 金銅 高32.9公分
傳河北石家莊出土 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
美國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所藏的一件三世紀末坐佛，是西晉佛教造像的重要遺品。這尊坐佛身著通肩袈裟，雙手重迭，作禪定印，平放腹前，結跏跌坐於方臺之上。其五官輪廓較深，唇上有髭，衣紋自雙肩垂落，布排自然。袍服質地雖厚，但衣下的身體結構交代清楚。這些風格特徵與印度犍陀羅式的雕刻完全吻合，乍看之下，還以為是西域的作品，但臺座左側的供養人身著寬袍大袖的漢式袍服，必是漢人無疑，故此像當出自我國匠師之手。(注1)
西晉三世紀末坐佛，風格特徵與印度犍陀羅式的雕刻完全吻合
菩薩立像
西晉三世紀末 金銅 高17.8公分
陝西三原縣出土 京都藤井有鄰館
菩薩像(背面)
藤井有鄰館所藏的一件金銅菩薩立像，亦為一件三世紀末精品。據此像為陝西三原縣出土。該菩薩像唇上有髭頂有高髻，長髮披肩上身袒下著長裙，肩披天衣，足踏草履。身佩環頸與垂胸二重瓔珞，手戴臂釧。胸肌微鼓衣襞隆起流暢寫寶，裙沿呈菱形轉折，這些特色均受印度犍陀羅雕刻的影響。但與犍陀羅造像仔細比較，我們發現，這件菩薩的肌肉不如犍陀羅菩薩像壯實而且與四川出土東漢陶座上的坐佛一樣祂的頭手比例稍大，顯示西晉匠師在鑄造此像時，在印度佛教雕刻的基礎上，也融入了國人造型的觀念。(注1)
西晉三世紀末菩薩立像，深受印度犍陀羅菩薩像雕刻的影響
菩薩立像
東晉 金銅 高17.8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十六國佛教造像
中國北方後趙、後秦、北涼等國的佛教發展迅速，寺院數量應該比較可觀，其中的雕塑、壁畫隨著寺院損毀而喪失。然而，十六國的金銅佛造像有一部分留存於世，為海內外一些博物館收藏，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十六國佛教造像風貌。此外，甘肅境內遺存下來的早期石窟中，留下不少十六國時期的佛教圖像，具有重要的價值。這些石窟寺較多模仿當時地面寺院，可以作為了解十六國寺院圖像的重要補充資料。(注2)
佛坐像 後趙建武四年(338年)
金銅 高39.7公分 舊金山亞洲美術館
舊金山亞洲美術館的收藏中，有一件後趙建武四年（338）金銅坐佛，是我國現存紀年造像中最早的件作品。此佛身著通肩袈裟，結跏趺坐於方臺之上。此佛額際寬平，髮絲梳理整齊。長目杏眼，眉眼疏朗，鼻翼寬，鼻樑低，面形和五官特徵均已中國化。衣以身體中心為軸，呈U字形層層布排，左右對稱，整齊規律，軀體結構抽象概括。此像的製作已脫離印度和中亞美術原型的束縛，將外來的佛教圖像和漢民族的藝術傳統互相結合，孕育出獨特的風格面貌。(注1)
無量壽佛像 西秦(420年) 泥塑
高123公分 蘭州炳靈寺169窟
佛立像 西秦(420年)泥塑
高245公分蘭州炳靈寺169窟
炳靈寺石窟位於甘肅省永靖縣西南約40公里處黃河北岸的小積石山。1962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在第169窟發現西秦建弘元年（420）題記，這是現存十六國時期洞窟中僅存的明確紀年題記，它的發現使得該窟圖像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炳靈寺石窟第169窟不僅規模最大，時代最早，而且圖像內容豐富。該窟圖像是研究西秦佛教的直接資料，對於認識早期河西石窟圖像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注2)
彌勒佛 北涼 高79公分 敦煌第268窟
彌勒菩薩交腳像 北涼 高335公分
造型簡練古樸雄偉，衣褶用貼條與陰刻線，是典型早期受印度及西域佛教藝術影響的作品。
宋慶塔 北涼(397~439) 砂岩 高66公分
吐魯番高昌故城出土 德國柏林國立博物館藏
高善穆石造像塔
北涼承玄元年(428年) 石雕
高44.6釐米，酒泉市石佛灣子出土
程段兒塔 十六國時代(北涼)-太緣2年(436)
石造-高43公分 1969年甘肅省酒泉市出土
佛坐像 十六國 高13.5公分 西安博物院藏
佛坐像(背) 十六國高13.5公分西安博物院藏
佛坐像 十六國 通高21.4公分
1955年石家莊市北宋村出土
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像
十六國 金銅 通高28.1公分
東京出光美術館藏
佛坐像
十六國至北魏早期 高19公分
金銅 甘肅省博物館藏
佛坐像 十六國夏勝光二年(429)
金銅像 高19公分 日本大阪美術館藏
佛坐像 十六國(303~439) 金銅
高13.3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佛坐像 十六國（303-439）金銅
通高15.8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展
佛坐像 十六國至北魏 金銅
高21.4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展
佛立像 五胡十六國 4~5世紀
高15.8公分 金銅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東晉、十六國時期，南方皇室貴族競相營建寺院，北方諸國的部分統治者除了建寺外，還支持營造石窟。無論是地面寺院還是石窟寺，其中都需要塑像繪畫，莊嚴道場。與此同時，伴隨著世俗信眾人數的迅猛增加，佛像也被供奉於私人宅院的廳、堂，以便於早晚供養瞻禮。此期佛教圖像的製作不僅在數量上突破前期，而且在士人藝術家與民間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其風格樣式與藝術造詣也取得明顯的發展與提升。
戴逵以成功改造外來樣式留名千古，顧愷之則將氣韻生動、形神兼備的審美追求融入創作，瓦棺寺的維摩詰像就是他的代表作。東晉實可謂我國佛教美術的開創時期，是中國佛教美術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注2)
注1：參考中國佛教美術史-李玉珉著
注2：參考中華圖像文化史.佛教圖像卷-於向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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