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斯曼和國足帥位很遠
“金色轟炸機”來了。
德國人克林斯曼，北京中赫國安隊主教練施密特的“前輩”，被中國球迷熟知是因為“金色轟炸機”那段叱吒足壇的風雲年代。
但克林斯曼出現在中超賽場並非巧合，尤其是在國足正處於尋覓新任主帥的敏感時期。
在距離9月5日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第二階段開賽日只剩5個月時間、中國足協需要儘快確定國家隊主帥的重要節點，克林斯曼的出現無疑為中國足協提供了一種選擇——據記者瞭解，德國人與國家體育總局高層的會面，也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寒暄”階段。
2002年6月4日，中國足球首次踏上世界盃決賽圈的賽場。本文圖片均由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劉佔坤/攝
“足球外交”已然發力
但這一切可能性目前只是“可能”，雙方的意願將決定事情進展速度，而現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面對即將到來的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已經開始“發力”。
4月6日，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黨委書記、中國足協代主席杜兆才，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的第29屆亞足聯代表大會上當選國際足聯理事，這意味著，中國足協可以更加直接參與亞足聯和國際足聯事務決策，“吸收更多資源以幫助中國足球衝擊世界盃”。
雖然杜兆才退出了亞足聯東亞區副主席的競選，但“國際足聯理事”掌握的實際話語權，遠遠大於“亞足聯東亞區副主席”，在競選結束後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杜兆才表示，國際足球事務當中應該有中國的聲音，中國足球發展需要國際視角，“力爭通過申辦工作帶動中國各地足球基礎設施建設、場地建設和文化建設以及青少年足球和社會足球的發展”“努力申辦2023年亞洲盃賽”。
在國際足聯和亞足聯擁有“話語權”的重要程度，可以在一定層面上起到幫助球隊達成階段性目標的作用。
2016年11月15日，2018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12強，中國隊0比0卡塔爾。主教練裡皮對平局不滿意。
國足2002年踏上日韓世界盃賽場，是中國足球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嚐到世界盃的“甜頭”。無論哪個國家，傳統足球強國抑或足球“小國”，“打進世界盃”從來都是一項系列工程。
中國足球在2002年打進世界盃的輝煌，既少不了米盧帶領球隊一步一個腳印“贏下該贏的比賽”，亦少不了當時擔任亞足聯競賽委員會主席張吉龍的“足球外交”：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競賽委員會確立的“同檔不同組”抽籤原則保證了國足能夠避開日韓之外亞洲最強的伊朗隊，這使得國足進軍日韓世界盃的勝算進一步增加。
在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足球的“封閉”與“自大”令人心寒，而在有意識重視“足球外交”、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以來，儘管國字號球隊戰績仍然糟糕，但中國足球的整體進步不容忽視，中國足球已經可以站在一個國際化的平臺上來推動自身發展。
杜兆才不是中國足協第一位國際足聯理事，2017年5月，張劍（現任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作為中國足協代表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委員，進入國際足聯決策層，已經是中國足球外交的重大勝利，在兩年任期之內，張劍為中國足球所作的努力不容忽視——有業內專家認為此次杜兆才順利當選國際足聯理事，與張劍任期內的努力工作不無關係。
2002年6月4日，韓日世界盃中國隊首場比賽對陣哥斯達黎加，米盧在場邊著急。
“世界盃”申辦不易
毋庸諱言的是，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在“足球外交”方面發力的指向性相當明確：申辦世界盃賽。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提出近期、中期和遠期三大目標，其中中期目標為“實現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平達到亞洲一流，國家男足躋身亞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強隊行列”，遠期目標則為“中國成功申辦世界盃足球賽，男足打進世界盃，進入奧運會”。
在《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公佈4年之後，中期目標“基本達標”：
得益於校園足球的襯托，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推動，結果是國內接觸足球的青少年數量猛增，而男足連續兩屆亞洲盃賽進入前8，成績也確實“及格”，至於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平達到亞洲一流，這一點中超聯賽甚至接近“滿分”。
一週前亞足聯官網剛剛更新會員協會聯賽排名數據，中超聯賽總分100分超過卡塔爾聯賽（98.275分）排名亞洲第一，韓國K聯賽分數90.197分排在第三，伊朗聯賽89.622分排名第四，日本J聯賽85.843分排名第五——其餘各成員聯賽分數都在70分以下，顯然沒有實力和潛力與中超展開競爭。
2004年亞洲盃決賽，中國隊1比3負於日本隊。
中國足協的眼下任務：一是鞏固來之不易的“中期目標”成果；二是儘快完成“遠期目標”：申辦世界盃賽，男足打進世界盃，進入奧運會。
杜兆才當選國際足聯理事，對於中國申辦世界盃賽無疑是“利好”消息，但申辦世界盃，顯然比“打進世界盃”難度更大。
去年俄羅斯世界盃期間，國際足聯宣佈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三國將聯合承辦2026年世界盃賽，“三國聯辦”開了世界盃賽先河，這也符合“擴軍”實際需求（2026年世界盃決賽圈將有48支球隊參賽），留給中國足協提出可行性申辦申請的，只有2030年世界盃和2034年世界盃。
2030年世界盃申辦競爭對手實力極強：南美4國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已經組成聯合申辦團，而英格蘭則希望聯合英倫三島國家共同申辦（據英國媒體消息，申辦計劃將於今年公佈），此外，北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也有參與申辦世界盃競爭的打算。
至於申辦2034年世界盃，也需要中國足協提前做好鋪墊，而申辦2023年亞洲盃賽（本屆亞洲盃賽申辦國家為中國和韓國），正是未來申辦世界盃賽的重要跳板：
國際足聯和亞足聯需要中國這樣有足夠能力的大國，推動和發展足球這項運動——尤其足球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力下降的隱患，已經有所顯現。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的體育活動結構也在發生著巨大變化，傳統的足球強國，同樣面臨著“讓孩子重新回到球場”的嚴峻問題：天文、地理、歷史、音樂、美術、數學、文學對孩子的吸引力與日俱增，這些高質量的“基礎學科”讓家庭和孩子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
而新興的“電競運動”更是將大批可以在綠茵場上奔跑的孩子鎖定在手機和電腦面前，如果國際足聯對此無動於衷，世界盃核心競爭力的“貶值”危機近在眼前。
2011年10月11日，在2014巴西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20強賽中，中國隊0比1負於伊拉克隊。
靠誰也不如靠自己
因此“打進世界盃”和“舉辦世界盃”相比，似乎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想打世界盃，外界鋪路必不可少，但最終還要國足自己爭氣。
問題就此回到國足身上。
“中國杯”兩連敗之後，“士氣”是國足迴歸正軌的第一要素——今年打完亞洲盃賽的1985年出生的“黃金一代”勝在經驗，但體能和銳氣均大幅下降，不再適合面對節奏越發加快、賽程更加殘酷的世界盃預選賽。
1995年出生的球員劉奕鳴、鄧涵文、高準翼、姚均晟、劉洋、劉軍帥將要擔起重任，而即將隨荷蘭人希丁克征戰2020年東京奧運會預選賽1997年出生的球員郭全博、張玉寧、楊立瑜、高天意、林良銘，也會是未來國家隊出征卡塔爾世界盃預選賽的重要補充力量。
而中國足協最多也只剩下1個月的時間來確定新任國家隊主帥了。
2016年9月5日，中國隊主教練高洪波帶領隊員訓練。
國際足聯賽歷顯示，今年4月和5月沒有國際比賽日（5月23日波蘭U20世青賽開幕，中國國青已經連續7屆無緣世青賽決賽圈），6月的國際比賽日為6月3日至6月11日，中超聯賽已經在6月1日第12輪聯賽之後空出“檔期”直至6月14日的第13輪聯賽，以保證國家隊安排集訓熱身——在6月國際比賽日之後，國足很難再有時間安排正式熱身賽，而9月2日開始的國際比賽日，國足就要正式踏上衝擊卡塔爾世界盃的征程。
換句話說，國足在9月之前只有6月2場熱身賽可打，中超聯賽好不容易“擠”出來的時間用於集訓顯然還不能讓球迷放心。
今年6月，國際足聯代表大會將正式宣佈卡塔爾世界盃是否擴軍，對於國足而言，把希望寄託在“卡塔爾世界盃確定擴軍”還有風險。從最近兩年亞青賽、亞運會和亞洲盃一系列亞洲最高等級賽事的表現來看，即便亞洲區能夠在擴軍後拿到8.5張門票（第9名參加附加賽），國足也存在失手的可能性。
裡皮離開國足並不突兀，中國足球需要反思的，是不再“把希望寄託在神仙和奇蹟身上”——足球世界裡“神仙”級別的球員和教練屈指可數，中國足球的實力還無法與之匹配。
裡皮也好，卡納瓦羅也好，希丁克也好，克林斯曼也好，短時間內均無法讓國足“跳級”成為亞洲前四強隊。
至於如何達成“打進世界盃”的宏願，“拔苗助長”不如“水到渠成”，讓“中國足球”卸下包袱迴歸正常，總不會讓中國足球變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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