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煜全老師從美國回來，正在北京籌辦他的第三屆“前哨大會”。我藉著這個機會，專門找他去請教了一次。
我向他請教的話題，可以說是當前世界經濟最大的一個懸念，那就是：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相互之間會不會發生脫鉤？
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你肯定知道。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美國精英階層對於中國實力增長的警覺，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噪音，還有中美兩國無論是雙邊的貿易額，還是投資額都在下降，等等這些現象，都讓一種可能性浮現出來。就是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在體系上發生脫離，成為兩個經濟系統。
如果這種可能性真的變成現實，那一定是一場悲劇。我們這代人的命運都有可能因此發生鉅變。
我要向王煜全請教的，就是以他在中美兩國之間做投資，做產業的經驗，這件事情發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先說結論，王老師說，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不僅很小，而且，中國可能正面臨一次大的機會。這是結論，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理由。
他給出的理由，正是我期待的，是一個“底層邏輯”。要想理解這個底層邏輯，至少應該有超越一百年以上的產業視野。
今天的節目，我就把王煜全老師的這套分析，和你分享一下。
100年前，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波科技企業的龐然大物，就是福特汽車、卡耐基、洛克菲勒這樣的公司。那為什麼在那個時間點，這些企業它們為什麼能長這麼大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們通過資本放大了產能。
那個時代的企業，成長過程，一般都是這樣的。一個工程師，發明了一個新的科技產品，不管是瓦特的蒸汽機還是福特的汽車，還是愛迪生的燈泡都是這樣。東西發明出來了，然後去找資本家融一大筆錢，成立一家企業，然後機器轟鳴，產能迅速放大、成本迅速降低、產品迅速普及。一個企業就這樣像吹泡泡一樣迅速成為龐然大物。
這個階段的企業，有兩個特點：第一，產品和科學往往沒有什麼關係，這些產品只是技術創新的產物。主導者往往是一個工程師。就像福特、愛迪生這樣的人；第二，是先有產品，然後資本介入，這才有企業。
我們把這個時代，這種類型的企業，稱之為科技企業1.0。
但是過去20年，我們這代人看到的科技企業可不是這樣。現在的科技企業往往是是先融資，再去做產品，是把一個很長的研發週期包含到了公司的內部。我們熟悉的互聯網大公司基本都是這樣。
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不是先做產品後融資，而是反過來呢？因為這一代科技企業往往做的是軟的東西，產品形態是比特，而不是原子。研發成本很高，但是一旦研發出來，大規模複製的邊際成本幾乎是零。它不需要在產業化這個環節投入巨大資金進行推動。這是科技企業2.0的版本。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龐然大物。
我們這幾十年，特別習慣這種企業。但是你想，這只是一個階段的現象，要不怎麼美國人彼得蒂爾說了那句著名的話呢？他說：“人們都希望得到一輛會飛的汽車，結果卻得到了140個字符。”這很明顯在說美國的推特或者是中國的微博。翻譯成我們今天的語境，就是：人們都希望有把實體產品插上科技翅膀，結果現在只有輕飄飄的科技企業2.0。對啊，長遠來看，製造實體產品的企業，當然也有機會長成巨無霸啊。比如今天不就有蘋果、特斯拉、中國的華為這樣的公司嗎？
這樣的公司，王煜全老師稱之為叫“端到端”的科技企業。也就是科技企業3.0。
什麼叫“端到端”？就是它的價值鏈特別長。一端是高校實驗室裡的那些科學基礎研究，這些科學成果要通過技術，也就是工程師把它做成產品，然後要由產業實行大規模量產，然後還得送到消費者這一端。這是兩端，這個價值鏈才算完成。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整個人類社會的各種分工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什麼是這樣的產業？比如基因測序，生物製藥，還有大家都在期待的自動駕駛，都是這樣的產業。
那問題來了，把科技企業分成這1.0、2.0、3.0三個版本，對我們今天討論中國和美國經濟會不會脫鉤，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很大。
你發現沒有？1.0和2.0的科技企業，關鍵要素就是兩個：企業家和資本。雖然他們合作的方式不一樣，但是整個鏈條上，只有這兩個因素是決定性的。
但是如果放眼未來，科技企業的3.0版本，因為它的價值鏈條特別長，這個價值鏈上，決定性的因素就變了。它不再只是企業家，資本的作用也在劇烈下降。
現在什麼是關鍵因素呢？兩個：第一個關鍵是，怎麼把大學實驗室裡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這是從0到1的過程，再也不能靠瓦特、福特、愛迪生、比爾蓋茨這樣一兩個天才來完成了。它必須要靠一個科學成果的轉化體系。現在全世界哪個國家在這個方面做得比較好？必須承認，是美國。
但是還有一個大難點，大關鍵，那就是產品做出來了怎麼實現量產。這個關鍵點的突破靠什麼？
說到這裡，答案就出來了。靠製造業的能力。說起系統的製造業的水平，咱們中國當仁不讓，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
有一派觀點總認為，中國製造業水平從總量上說還可以，但是說起水平馬馬虎虎，肯定不如日本和德國。但是你想過沒有，為什麼蘋果公司生產手機、電腦，要找中國來代工，為什麼不去找德國、日本呢？你以為只是價格的原因麼？
因為全球製造業的競爭焦點，就不是誰會造精密設備，而是你的製造體系夠不夠開放，你能不能為一個第三方的創新企業做精密製造。在這方面，中國的能力在全世界不光是第一，而且是唯一，沒有第二家可找。
在中國這樣的企業，這樣的製造專家，你到深圳去看，一找一大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士康，我們都知道蘋果手機是精密製造，在哪造的？就是中國的富士康。為什麼？富士康至少有5000多個工程師專門幹一件事，就是幫助客戶解決你的產品設計完了以後如何給你量產出來。請注意，產品設計完了，但到量產這一關，還需要一家企業提供至少5000個工程師跨過這道坎。
你可能會說，中國的這個能力，美國也可以學啊。
沒有那麼簡單。不說美國，就說中國，真正有這種全套本事的地方，其實也就是珠三角和長三角等很少幾個區域。
就說珠三角，很多人可能今天都已經不知道了，富士康在十幾年前的競爭對手是誰？是比亞迪。現在大家都知道比亞迪是造電動車的。但是，當年它跟富士康都是做手機這樣電子產品的代工。富士康因為做了iPhone的手機代工，多年積累了大量的製造能力，現在才成為世界第一的手機代工廠。比亞迪同在深圳，都落後了。
所以你看，系統的製造業能力，不是一個可以搬來搬去，隨時遷移的能力。它是越幹越會幹的。經驗的門檻很高很高。
所以，如果科技企業3.0的時代真的到來了，美國和中國各自擁有一個突破能力，美國擁有科技產業化的領先能力，中國擁有複雜製造的領先能力。這兩個加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完整鏈條，不是想分開就分開的。中美兩大經濟體系，不僅不會脫鉤，而且會在科技企業3.0的內在邏輯驅動下，結合得越來越緊密。
就拿特斯拉來說，原本，埃隆·馬斯克是不相信中國製造的，結果他的車在美國造，產品一再延期、跳票，企業戰略受制於產能。現在怎麼樣？再不情願，也只好到中國來建廠。這不是他有多喜歡中國，而是隻有中國的製造能力能幫他解決量產的難題。
這就是王煜全老師給我們提供的觀察中美關係未來的一個維度。最終決定兩個經濟體是和還是散，決定這個命運的，也許不是哪些人的意願，而是產業發展本身的邏輯啊。
【陳思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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