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影像集《鮑勃·迪倫在紐約：1961-1964》，照片中，年輕的鮑勃·迪倫在新搬去的格林尼治村公寓中，以各種姿勢漫不經心地撥弄吉他，有時吹奏口琴，有時皺起眉頭抽菸，有時四肢攤開、不脫靴子躺在大床上，而床擱在只有稀稀拉拉的幾件傢俱的公寓地板上。這些攝影作品記錄了鮑勃·迪倫作為一個音樂藝術家在格林尼治村起步的最初歲月，這個後來成為一個時代最具創新、最有影響力的音樂家彼時正像一個尋常的少年，頂著一頭蓬鬆的鬈髮懶懶地笑著。
5月4日，在北京庫布里克書店，藉由《鮑勃·迪倫在紐約 ：1961——1964》的出版，鮑勃·迪倫的譯者陳黎和冷霜進行了分享。
20歲即改變全世界的人
陳黎談到自己15歲的時候，英文老師第一節課就帶了一個錄音機進來，為大家放鮑勃·迪倫的《Blowin’ in the Wind》，歌中寫：“一座山能存在多少年，在被沖刷入海之前？一些人能存活多少年，在獲准自由之前？一個人能掉頭多少回，假裝什麼都沒看見？”陳黎說：“對於15歲的、白紙一般，但又特別敏銳的孩子來說，這樣對生命、對自由有熾烈追求的東西幾乎影響了我們一生的走向。”
陳黎認為，二十幾歲的鮑勃·迪倫，就已“獲得”諾貝爾獎了。除了歌詞對青春力量的渴望、對世界美善的追求和對自己個性的表達，措辭和韻律也非常好，“當你把他的詞翻譯出來，就會發現，鮑勃·迪倫的歌像詩一樣，它有一些東西是打開超現實主義的鑰匙。當我們寫歌詞的時候會有一些押韻的字，甚至為了韻律我們要去湊字，但是在鮑勃·迪倫的手下，他的詞中，字字都是超現實主義的跳板，他把某些非常神秘的內在或者極美的東西串聯在一起，會讓人覺得非常動人。”
陳黎認為一些經典的歌手都是召喚者，他們的音樂中有一種永遠在召喚我們，在困頓中、在人生殘缺時給我們鼓舞的力量。如鮑勃·迪倫的《鈴鼓手先生》：“你或許聽見笑聲，急旋，狂蕩，越過豔陽／那並不針對誰而發，只是一路奔逃／而除了天空，再無任何柵欄阻擋／你若依稀聽見輕巧旋躍的韻律／與你的鈴鼓應和，那只是一名衣衫襤褸尾隨在後的小丑／我對此毫不在意，他追逐的只是你眼中的一個影子。”
“如果一個剛剛起步的20幾歲的年輕人彈著吉他跟在你後面，搖搖擺擺依稀聽到輕巧旋躍的韻律，你不要緊張，他是想跟著你們這些古典大師的音符，作為一個衣衫襤褸、尾隨在後的小丑。我想每個人都曾是一個小丑，擦亮自己的鞋子，來取悅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看到一些光、一些愛。”
陳黎提到鮑勃·迪倫的歌詞中還值得注意的是古典傳統意象和日常生活的切入，“如《西班牙皮靴》，它的押韻是傳統英語旋律的那個調子，可它的用詞卻有一點古典的傳統意象，也有一部分強調日常生活。古典意象有種陌生化，在翻譯的時候，想要再現這樣一個陌生情緒，就要用文藝語言來匹配。”
冷霜談鮑勃·迪倫的翻譯
《鮑勃·迪倫詩歌集》的譯者之一冷霜談到鮑勃·迪倫詩句的翻譯時說：“翻譯他的歌詞或者詩歌的時候，確實和我翻譯別的詩人不一樣。別的詩人的語言如果有韻律的話，是用文字構成的，也可以回到文字中去。但是鮑勃·迪倫的這些詩歌首先是為他的音樂服務的，那麼當變成文字的時候，我希望有一種努力把它變成一個在文字上也能夠成立的詩。有一些確實是太歌詞了，你要想把它變成具有當代性的詩真不太容易辦到。”
“我覺得僅憑《軌道上的血》這一張專輯，鮑勃·迪倫就足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他的這張專輯中的歌，有一些非常長的敘事性歌曲，像《糾結的憂傷》《愚蠢的風》等等。翻譯的時候既要把整個詩的風格完整性呈現出來，同時也要把作為歌詞口語生動的那一部分，在漢語中間儘可能傳達出來。”
冷霜談到，《軌道上的血》這張專輯中特別長、帶有敘事性的詩，儘管仍然保留了歌的特徵，但是其中的複雜性不亞於任何一個當代出色詩人創作，“其中許多歌曲把一個懸念從開頭一直保持到結尾，可是到結尾的時候你發現他並沒有和盤托出，並沒有完完整整地讓你解除對這個懸念的好奇，仍然把你的好奇心留給你自己。在翻譯的時候，也要儘可能保留懸疑氛圍和背後帶有的某種象徵色彩。”
他也談到翻譯鮑勃·迪倫最大的收穫就是體會到鮑勃·迪倫從1960年代起，歌詞完全突破了美國民謠的框架，“同時代的歌手很少能夠在流行歌曲中間放入這麼多的東西，能夠做這麼多的嘗試，不管是來自於《聖經》、來自於民間傳說的，各種各樣的東西融在他的歌詞中。他的確是有高度創造力。”冷霜說。
“鮑勃·迪倫的《答案在風中漂》《時代正在改變》《暴雨降至》裡沒有特別明確地講故事，但仍會讓人覺得有感染力的原因是他的語言上富有節奏和韻律。所以在漢語的這個轉譯的過程中間，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能不能把他的節奏在漢語中間建立起來，這個建立不是一一對應，是而是在漢語中間重新建立一個節奏，這個節奏能跟它原來的那個詩的節奏帶來的力量感能夠有一個匹配關係或者對稱的關係。”冷霜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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