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在供給側改革中推進海南自貿港建設——於“2019首屆博鰲基金論壇”上的發言

贾康:在供给侧改革中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于“2019首届博鳌基金论坛”上的发言

3月30日上午,為更好地延伸與深化博鰲亞洲論壇金融板塊,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由海南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和瓊海市人民政府主辦,瓊海博鰲基金小鎮運營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區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承辦,八大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協辦的“2019首屆博鰲基金論壇”在海南省瓊海市美嶺湖假日度假酒店隆重召開。論壇邀請了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部分嘉賓以及國內外知名政商界、學術界代表人士等200多人出席論壇,就藉助博鰲亞洲論壇的巨大國際影響力和智庫思想力,共同探討新金融創新促進海南自貿區發展的切入點和著力點,為海南自貿區建設出謀劃策。以下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的發言:

贾康:在供给侧改革中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于“2019首届博鳌基金论坛”上的发言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在座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企業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抓緊時間談一下自己怎麼樣認識在供給側改革中推進海南的自貿港建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中央所說,在“強起來”的新時代完成現代化歷史飛躍而要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我們在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研究基礎上,特別強調:它是以有效制度供給來釋放供給側的全要素生產率,帶出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是要以我們在改革深水區“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請注意,這是總書記說了多次的話),實現攻堅克難來對沖現在已經相當明顯的下行因素和不確定因素,來支持我們的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在中國、在海南開創現代化軌道上超常規發展的新局面。按這樣的一個認識,海南自貿港區的建設,正是在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中央的一個大手筆、戰略性的部署。

在海南,比較早的時候(80年代後期)中央決定建省,以後稱為最大的特區,以後又進一步提煉出要打造國際旅遊島的概念,這些戰略思維得到進一步的展開、豐富、提升之後,現在的表述,是落在了要打造全球最大體量的自由貿易港區這樣一個明確的意圖,和隨之將展開的規劃部署的實施之上。在供給側改革的概念之下,顯然我們需要形成結合海南自貿港概念的定製化的解決方案。我願特別強調,現在一個區域、一個行業、一個企業集團,怎麼叫貫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簡單地複述“三去一降一補”等這些切入點上的概念,一定要有自己一個儘可能高水平的定製化的供給側改革解決方案。我在海南這個國際上最大體量自由貿易港區建設戰略清晰之後,和海南的同志有過一些討論,我也應邀參加了相關課題的研究,深感海南確實是遇到了一個被人們稱為千載難逢的特型發展、階躍式振興的歷史機遇。所謂“階躍式”,就不是常規的按照一個緩坡往上走,就是像鄧小平南巡所說的一波一波的發展(這是事物發展的共性規律)之中,波浪式地爭取在一波來的時候,抓住適當機會上一個臺階,海南現在面對的,就是怎麼上這個大臺階。為了真正抓住這個寶貴機遇,迅速打開新局面,我認為以博鰲等已經有的“擁抱全球化”的品牌效應(比如我們所在的這個博鰲,現在它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不僅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它已經有了相當可觀的影響效應)類似這樣一些海南已經有的積極要素,它們還要加上金融助飛的翅膀,來貫徹自貿港建設發展戰略意圖。在這個通盤規劃方面我們要力求高水平,政府必須牽頭吸收各方面專家的智力支持,吸收民間智慧,和公眾要有很好的充分互動,形成這樣一個規劃,然後往下堅定不移地實現它。這種階躍式的發展是勢在必行、大有可為的,而支持開發建設的多種類型的基金,也一定要為這樣一個偉大事業做出卓越的貢獻。從相關的基礎設施開發、公共工程建設、各類園區、特色小鎮、宜居城鎮建設、產業新城建設運營等等,到適合各類的行業、企業發展的資產管理、融資產品供給,適應社會成員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種理財、金融服務等等,在海南都應該得到蓬勃發展,都應該在國際上最高標準的法治化營商環境這個概念之下,來匹配各種各樣我們的創新和以創新成果形成的高水平的供給體系。供給側改革落到以金融供給側改革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發展和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的內涵,也是它的學理說明。

借這個機會,我簡單談三個方面我認為必須抓住的要點。第一,海南的自貿港區建設要充分借鑑世界上、國內外各類自貿港和創新園區的經驗,特別是香港、新加坡、深圳、迪拜等等後起經濟體的經驗。在實際生活中我想特別點一下迪拜。我對迪拜瞭解並不特別細緻,但是我感覺,自己瞭解一些情況以後所受到的震撼,是非常值得跟各位交流一下的。迪拜過去默默無聞,它是一個沙漠區域,當然是海邊的沙漠,自從發現石油以後,就有了它自己的特定產出品,有了錢,但是這個石油資源是可能開採枯竭的,這時候深謀遠慮的戰略思維要體現什麼?要抓住這個機遇期,解決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後來迪拜的開發是什麼約束條件?除了石油這個當時的支撐力之外,什麼都缺,它沒有人才,在海邊沒有淡水,所以,它也沒有綠地,它也沒有什麼品牌。這種情況之下,當時能夠起決定作用的老酋長(請注意,這是跟中國體制特點有相同之處的,即有一個帶有一言九鼎特徵的人物——戰略層面的考慮如果他是高水平而且能夠貫徹下去,那效率就相當高),他力排眾議(包括他的兒子),說我們不能只看石油對我們現在帶來的財力,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要做大手筆的開發建設。他怎麼做呢?利用有石油現金流的這樣一個基本條件,再拉上外面可能過來的資金,大手筆地從港區建設開始(類似於一種自貿港),從基礎設施的配套開始,實際上是以當時並沒有清晰概念的PPP,讓港區通盤建設可以承包,可以利用外來的資金——在承包建設方面最後發展到連片開發。他的一些奇思異想、種種的創新舉措開始不為人們所理解,到後來做成了以後,往往為人們所驚歎。比如大家已經知道的迪拜後來在海上填出來一個棕櫚狀的島區,完全是無中生有,填出這樣一個島區直接對應的不是咱們一般所說的製造業,它是以種種的服務業,來配合當時發展、開發中的一些多樣化的要素。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總體來說呈現給人們的階躍式發展的成果,就是二三十年時間內改天換地,在世界上已有其他地方、其他主體的融資經驗可以借鑑的同時,它大膽運用了當時概念還並不清晰的PPP、連片開發等等這樣的大手筆。它的前沿創新機制在大膽開拓運用空間,在一些過去人們想都想不到的比如什麼七星級的酒店(成為它地標的帆船式酒店——當然現在又多了新的地標)、我已說到的棕櫚島等等之外,它還有現在值得標榜的全球最高建築物哈利法塔,當然這裡面也有點教訓:它在一段時間裡情況不妙的時候,資金鍊緊張,已經建成的這個全球最高建築,要得到阿聯酋中的阿布扎比資金的支持,所以,接受他們的條件,把這個塔按那邊的要求命名為哈利法塔。對這些咱們都可以很好體會里面艱辛的努力和得之不易的最後的發展成就。還有現在大家已經知道,特別是“驢友們”知道,到了迪拜,不光在他熱鬧的這些地方來觀光,你還有機會到沙漠裡,像世外桃源一樣有一個酒店,它就故意在沙漠中建成酒店,讓你感受到不同的“用戶體驗”。還有我去過的達沃斯論壇一個專題會,在那裡住的亞特蘭蒂斯酒店,非常宏偉,進去以後居然發現它的一個大門廳是一個宏大的水族館,整個透明牆壁後面就是海洋裡的那些體型很大的生物,給人的感受,是根本就意想不到怎麼一下來到這樣一種境界。這些東西直觀地呈現於世人面前,吸引人流的同時,它帶來的是什麼?就是帶來了源源不斷的信息流、資金流,對種種經貿合作、經貿活動可能的機會的捕捉和落地,帶來了會展經濟及引發的隨後的種種發展,再帶來了種種可以擴展出來的商機。我前一兩年聽說,已經有幾十萬中國人到迪拜那邊,是在它附近的園區裡做經貿,做開發,做各種各樣的服務業。這樣的一個案例,對於我們來說,啟發借鑑意義我願意強調並不在於中國人在海南照搬它,但一定在於打開思路和眼界,要放開我們思維創新的空間。這是第一個要點。

贾康:在供给侧改革中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于“2019首届博鳌基金论坛”上的发言

第二個要點,我想接著強調的就是解放思想。前面的專家發言裡已經反覆強調過,我再說一說我的看法。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從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開始的,實事求是其實就要回到常識。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老百姓得吃飽飯,老百姓有飯吃、溫飽以後,還要小康,還要全面小康,還要通過三步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扭住黨的這個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來實現偉大民族復興,這個實事求是的黨的基本路線,一定要伴隨著解放思想才能得到貫徹。我們過去貼標籤的、空洞的、形式主義的東西太多了,從80年代初走過來我深有體會,任何一步,沒有思想解放的匹配就是說都不敢說,或者只說不做,甚至是在種種困惑面前帶來我們實際生活中間一些可以稱為悲劇性的因素。很多的創新者、改革前沿的闖將,他們的命運不佳,大家也都心裡有數。所以,解放思想的同時,我們得承認,這種改革前沿的有作為的同志,他們承擔了比常人大得多的風險因素,而80年代至今發展中的很多事情記憶猶新。之後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中國社會里越來越多地出現了錢理群教授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種趨向——這並不限於大學生。社會上我們接觸這種趨向也是正常的,這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是出於所謂常識,就是希望能夠明哲保身,我跟著改革開放共享成果,但是我不願意承擔風險。但我們現在,在海南要做出一番事業來,我覺得必定不能靠這樣的社會成員,我們必定需要在解放思想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要有一批改革前沿敢於弄潮的闖將。現實生活中間的改革創新,必須要抓住機會,一定是要在解放思想後面有一批身體力行者,爭取邁出較大的步伐。海南當下應該講是天時、地利具備,一定要再加上解放思想的人和。我注意到前面吳曉求校長他所說的這個解放思想,跟我這個認識高度一致。因為咱們對海南的發展過程中有所瞭解,現在總書記所要求的“最高水平的開放平臺”是原則目標——什麼叫最高水平的開放?全面開放還不夠,你得跟國際上相比,而能夠相比的,我們都不能低於別人。那麼起點上就有一件事情:一個社會的開放度、容忍度如何?

舉個例子,有人很容易貼標籤,但是中央過去已經前所未有地在文件上明確地對海南國際旅遊島的發展給了一個政策要領:在海南可以率先發展競猜型的體育彩票。在那麼多政策裡,這只是一項。這一項一般人看起來似乎並不是特別重要的重點,但我們比較瞭解相關業界,我會特別強調:它是可以以小見大的:這個競猜型的體育彩票政策指的什麼?不是我們現在一般的公益彩票了,它可以對接到賽馬。賽馬裡大家競猜押注,有人說這是不是賭博?那馬上就聯想到“黃賭毒”,於是一下子這就成了一個危險的事情。所以,這樣的一個優先政策給了海南,它就是不動。海南有了這個政策卻紋絲不動這麼多年下來,把舟山可憋住了,我們到舟山去,知道舟山的同志有開拓意識,他們也希望在這方面能做這種開拓探索,但是管理部門說,海南是中央給了政策都沒動,你這裡還動得了嗎?這是一個以小見大的例子。賽馬彩票有沒有賭?我們宣傳上可以說它沒有賭。但這只是宣傳。我們作為學者在研究上可以說是什麼呢?其實中國已有的公益彩票就開始跟賭沾邊了。博彩業可並稱,所謂的公益彩票是“溫和賭博”。這裡邊有什麼中彩的規律?沒有規律,就是瞎撞——這就是溫和賭博。為什麼允許它呢?因為它雖然會出“問題彩民”,但是不至於有多麼大的危害。這方面已經有多年實驗。在這個實驗上如果再有競猜型的體育彩票,就是在溫和賭博上加力度而已,它的適應性是匹配著、烘托著國際旅遊島和自貿港這樣的社會氛圍的。你開放,你寬容,這方面是不是應該試水?中央給了政策為什麼不敢實驗?多年來不敢動,我認為這就是思想解放不到位,不夠格。其實在這個方面我們已經有國際上可借鑑的經驗:新加坡的管理很嚴格吧?甚至現在還有鞭刑,為國際上所側目。但新加坡早早就在這方面有特定管理,它不是完全的放人參與,但是它已經有了適當匹配的可以賭的場所。我不是說這可以簡單照搬,但是可以觀察,它在裡面限制自己的公務員不能去沾,但是適應了全面開放裡的社會氛圍,作為那裡的一個匹配條件,我們可以觀察借鑑吧?

在我們研究中國和賭博相關的事情方面,有個基本認識:我們過去對於“賭”的控制模式,其實是各種模式裡最壞的模式。中國人的好賭現在全球聞名,各地的賭場中國人非常活躍,我們的澳門多年有特殊政策,它的賭博產業成為它支撐整個經濟的支柱,大量的內地人這些年到澳門去參與它的賭場活動,撐著它的繁榮,而現在粵港澳大灣區,是要在這些基礎上更好藉助種種要素的烘托,我們也要超越原來的發展態勢,爭取再上臺階。原來中國本土上關於賭博的這樣一個模式,是大量的百姓收入增長以後,可能的賭資只能跑到外面去,包括北朝鮮都有賭場,還有緬甸等地的,咱們這邊的澳門那是最主要的,當然還有跨過大洋到美國,到歐洲,到澳大利亞的。這些賭資大量流入外面,包括允許開賭場的各國、各地政府都財源滾滾,但是問題賭民最後在哪兒消化他們的問題呢?全都回到國內來了。這個模式是最壞的模式,但這個最壞的模式如何求變,大家不敢碰。能不能在本土上開始試水,在彩票的基礎上再加加力度,這至少是一個探索方向吧。在我看來全面開放的海南,在這方面就應該拿到中央政策以後,義無反顧地推進它的試點。這是我舉的一個例子。

最後一點我想強調,當然自貿港的建設在前面所說到的借鑑經驗與教訓,充分解放思想後面,要循序漸進,要講積極穩妥、多管齊下地開創新局面。我們可以從會展、已經有的博鰲這方面的外交開始,讓博鰲首先更積極地匹配與醫養相關的旅遊,以及帶上經貿,結合著全面開放、全面的生產要素流動的便利化,匹配放寬准入制度,特別是金融准入制度,等等。我們現在討論的對基金業發展的支持、稅收制度改革等方面,一定要大手筆。什麼叫做自由貿易港?就是稅收越少越好。還有政府的改革,前面專家強調的“小政府”,對於自己傷筋動骨的這種政府改革,各種各樣的金融創新,都一定要相互呼應。比如說,海南的住房制度,現在是不得已,全島已經限購,我認為只能是權宜之計,很難設想以後在世界上叫得響的一個自由貿易港,居然住房是限購的,荒唐不荒唐?它有什麼自由?有什麼全面開放?那麼就趕快通過改革,用經濟手段去取代這種副作用極大的行政限購手段。住房制度就必須借鑑我們本土也有、新加坡過去已經清晰的經驗:託底的部分政府要負責,保障軌上再加上市場軌,那就沒有什麼行政限購了,雙軌統籌,住有所居,促進我們區域的繁榮,促進我們打造最高標準的法治化營商環境下的全球最大體量的自由自貿港。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支持這樣的雙軌統籌,又是一個必然的命題。

時間關係,我只能就此打住,這些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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