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振鎬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2)
“原始時期並沒有書寫的文字,但在荒遠的古代就已經出現了最初的利用圖畫以表達思想或記載事實的方法。這就是圖畫文字,描畫的或象形的文字。因此,圖畫文字與圖畫有著極密切的聯繫。我們可以把某些形式的圖畫文字理解為‘符號語言’的個別類型。圖畫文字曾在許多部落和部族中間……發展了起來。發展較高的圖畫文字是由寫實的或示意的表現物體、動作或事件的個別圖畫或一組複合畫組成的。圖畫文字有時敘述一個複雜的事實,記載事件發生的年代,或說明祖先的英雄事蹟。”①
《周易大傳》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結繩記事的記載。古東夷族是否也經歷過“結繩而治”的階段不得而知。但現有考古資料證明,東夷族的確是一個經過圖像文字階段的民族,不過在此之前還有一個刻劃符號階段。
一、北辛文化的刻劃符號
東夷族的文字在正式產生以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從目前考古發掘資料看,它是從北辛文化的刻劃符號開始,經過極其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而最後形成的。滕縣北辛遺址的陶器的器底和器腹上各發現。
圖一 滕縣北辛遺址出土陶片上的刻劃符號
一個刻劃符號,是在燒陶以前刻劃上的。一個是刻在泥質灰陶器底上,一個是刻在泥質紅陶腹片上。刻劃符號的形狀如圖一②,究竟表示什麼意思,不得而知。
二、大汶口文化的圖像文字
到大汶口文化時期,這種刻劃符號不僅數量增多了,而且符號的象形意義也日漸明瞭。
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陶器上繪有彩繪圖像:有黑白彩同心圓(圖二: 1,彩陶背壺10:57)、硃色大圓點(圖二: 2,雙鼻壺98: 5,背壺1058;深腹罐98: 7;其他類罐9: 38)、硃色圖像(圖二: 3,背壺75: 1)等③。這些彩繪圖像代表何意?
圖二: 2是否就是太陽的象形?
圖二: 3是否就是正視鳥的象形?這些問題,都值得重視和研究。但是,如果說上述符號不解其意,尚屬刻劃符號的階段,那麼,我們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遺址———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大口尊(陶尊)上發現了正式的圖像文字。這種圖像文字因刻在陶器上,故又簡稱“陶文”。
陶文刻在大口尊上,這種陶尊胎壁厚重,夾砂粗陶,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階段就已經出現。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即陵陽河中期墓之後, 陶尊頸部往往刻有圖像文字或圖像,有的圖像文字在刻劃範圍之內,尚塗有朱彩。根據現已發掘的材料看,刻文陶尊除諸城前寨、南京北陰陽營各發現一件外,其餘全部發現於莒縣陵陽河及大朱村,尤以陵陽河發現的為最多。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陵陽河發現的刻文陶尊均出土於河灘一組墓地,共10件。採品6件,完整器5件。刻文分別為圖二: 4~10,另一件為1979年發掘採集的陶尊殘片,刻文為圖二: 12。發掘品4件, M7的一件刻文如圖二: 4, M19的一件刻文如圖二: 10, M17的一件刻文如圖二: 12,M25的一件刻文如圖二: 11。“陵陽河發現陶尊刻文,總計12個個體,如將刻文歸類統計,得圖像一、圖像文字七。”④這是陵陽河出土的圖像文字,如加上其他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圖像和圖像文字共12個。對以上一些陶文的解釋,各家說法不一。圖二: 4和圖二: 5,於省吾、唐蘭先生認為是兩個字,“炅”和“ ”。邵望平先生認為,它們是大汶口人祈禱農業豐收,用於祭天的一種儀式。圖二: 6和圖二: 7,王樹明先生釋為“斤”和“戊”,是兵器的摹畫,與兵事有關。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字乃是鋤、斧一類工具的象形字,與農事有關。圖二: 10與甲骨文、金文中的“凡”字之形頗相近似,可能是“凡”字的祖型。圖二: 12,王樹明先生認為,它的原始摹畫可能是古代先民為多產酒、產好酒把瀝酒過程中所用器物摹畫下來,對其進行祈禱祭祀的圖像,還不能稱其為文字。結合大汶口文化時期東夷族釀酒業的發展,這個時期東夷人對釀酒過程進行形象摹畫是有道理的。陶尊刻文圖二: 11的形象,據王樹明先生的考釋,認為應是陵陽河人植樹的圖像文字,或稱社祭圖像。圖二: 8、圖二: 9與瀝酒圖像頂端的“X ”（無法顯示）、“X ”之形雷同,當為一類物,很可能是瀝酒圖像的簡化,也是大汶口人在釀酒時進行祈禱的圖像。
此外,王樹明先生釋圖31從圖像文字到甲骨文———史前東夷文字史略二: 11為“南”字,釋圖二: 9為“享”字⑤。目前,學術界對上述陶文是否是文字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認為應該是文字。也有人不承認是文字。筆者認為,上述陶文確有其原始性,說它就是正式的文字, 理由並不十分充分。但是,如果認為它與文字毫無關係,恐也難以令人信服。目前的基本趨勢是,承認上述陶文確是圖像文字的人越來越多,這種文字與後來的甲骨文也有一定的聯繫,這也是事實。
三、龍山文化卜骨和文字的發現龍山文化時期,東夷人的文字
目前已有發現。1991年—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發掘鄒平丁公遺址時,發現一件刻有11個字的龍山文化陶片。(圖三)
圖三 鄒平丁公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陶文
據發掘報告稱:“刻字陶片(H1235∶2),泥質磨光灰陶。為近直壁大平底盆的底部殘片,陶片寬3釐米~3·4釐米、長4·6釐米~7·7釐米、厚0·35釐米。於內片刻有5行(豎行) 11字,右起第一行為3個字,其餘4行每行2個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劃極淺的符號,疑為一字,左下角有一刻劃短線伸出陶片之外。”“刻寫文字字體的顯著特徵是多為連筆字,與後代的行草相類,和通常見到的甲骨文差別較大,兩者書體有別。甲骨文是宮廷占卜文字,書寫比較正規,類似於楷書,並且甲骨材料質地比較堅硬,刻寫不便,不易運用連筆。當然,也不排除丁公龍山文字有屬於單獨一個系統(東夷系統)的可能性。但是,從右數第一行第二個字、第二行第一個字,第三行第一個字等字的結構看,分別與甲骨文中的‘見’、‘X ’和‘鬲’比較接近。因此,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之一,只是由於書體的不同,加大了其與甲骨文的區別。”⑥丁公陶文的年代,屬龍山文化晚期偏早階段,距今4200年~4100年之間。如果說,對斷定大汶口文化的圖像文字是文字還有疑問的話,那麼,丁公遺址龍山文化陶片上的11個字,是正式的文字,則是肯定無疑的。對上述文字,雖有個別學者還表示疑問外,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是文字,是“目前所知我國境內發現的一種最早的古文字”;更有的學者認為,不僅是文字,而且還是“一個完整的文書”;還有人建議應稱之為“陶書”。“在商代之前,很可能有一個以陶器為書寫材料的‘陶書時代’。”也有的學者認為,丁公陶文“應屬於東夷文化系統的文字。”⑦在鄒平丁公遺址發現龍山文化陶文不久,即1994年~1996年,在發掘陽穀景陽崗龍山文化城址時又發現一刻文陶片。據發掘者稱:“帶刻文的陶片出土於G54。G54位於T6350、T6351內,是1996年春季發掘時發現的一條灰溝,位於城址4、5號臺地之間,呈東西向。1996年9月2日,在對G54內出土遺物整理時,發現了該陶片。”刻文陶片,“其時代與泗水尹家城三、四段相當,即屬龍山文化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年代“距今4300~4100年。”“帶刻文陶片屬一小型泥質磨光墨陶罐的肩部,殘存部分大致呈三角形,從刻劃形式看,是在陶器成型之後,燒製之前刻上的,因此該陶片的文字系龍山時代人們所為。”“陶片上殘存的文字大致屬於三個個體,每個個體以點或折線組成,刻法古拙,點線刻劃深淺不一,直線及折線的刻劃也較生硬、呆板,說明刻劃技術並不熟練。此外,在三個刻文下端(即陶片下部)尚有一刻劃的點,當屬另一文字,由於陶片殘破,這一文字的另一部分已殘缺。”總之,景陽崗城址的陶片刻文,“從形體看,與甲骨文也較接近”,“應與甲骨文有淵源關係”⑧。據以上丁公陶文和景陽崗城址陶文的發現,確證山東龍山文化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而已發現的龍山文字都與後來商朝的甲骨文關係較為密切,特別是景陽崗城址陶文與“甲骨文有淵源關係”。
四、嶽石文化甲骨文字的發現
在景陽崗城址龍山刻文陶片發現的同年4月~11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發掘桓臺史家和唐山遺址中又發現嶽石文化和商代刻劃符號卜骨。據發掘報告稱:“在史家和唐山遺址的發掘中,
刻劃符號卜骨的發現十分重要。能確認系人工有意刻劃符號和文字的卜骨共7片,其中史家遺址5片,唐山遺址2片;有刻劃符號的卜骨3塊,有肩胛骨和其他獸類骨骼刻劃符號或刻字的432研究與探索片;所有出土卜骨均有殘損。在7片卜骨中,出土於嶽石文化祭祀器物窖藏的2片,其時代為嶽石文化晚期;出土於商代地層和祭坑的3片,時代為殷墟一期;唐山遺址出土的2片的時代也在商代晚期。嶽石文化器物窖藏內出土的一片肩胛卜骨兩面有刻字,一面刻道粗深,刀痕明顯,刻有‘ ’,‘ ’兩字;另一面亦刻兩字,刻痕較淺,但刀痕明顯,即‘ X’,‘ X’,此二字可隸 釋
為‘六’、‘卜’。
這裡發現的嶽石文化卜骨刻字,是迄今所見卜骨上最早的文字,其年代相當於夏代晚期與商代早期,距今3700年~3500年,比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甲骨文提前近300年,為研究夏商時期的東夷文字和甲骨的占卜、契刻源流提供了重要線索。”⑨
眾所周知,甲骨文是一種占卜的文字。商朝人利用龜甲、牛骨進行占卜,將占卜的結果刻在這些龜甲、牛骨上,這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最早當從卜骨開始。而卜骨最早又是起源於東夷的。東夷人早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就開始使用龜甲,把龜甲作為隨葬品來使用。
泰安大汶口墓地,在11座墓中隨葬龜甲共20塊。有的在龜殼的背腹甲上進行了人工鑽孔。據專家鑑定認為:“在龜殼的背腹甲上共有8個顯然是人工痕跡的鑽孔……從業已鑽通的6個鑽孔看來,大小都甚一致,並都圓滑工緻。……這些具有美麗花紋的龜類甲殼,是被他們當作裝飾品或殉葬品來使用的。”⑩雖然大汶口文化時期,東夷確已使用龜甲,但尚無確鑿證據來證明當時已把龜甲作為佔 卜之用。把龜甲和牛肩胛骨作為占卜之用,現已發現的最早的卜骨是山東龍山文化時期。1975年在茌平尚莊龍山文化層,首次發現龍山文化卜骨5塊,“皆為牛、羊肩胛骨經燒灼而成,無鑽鑿”○11。1979年在曹縣莘家集龍山文化層又發現卜骨1塊,“牛肩胛骨,有灼有鑽”○12。而在卜骨上發現文字,就目前已出土資料看,是始於嶽石文化時期,這就是上面講過的桓臺史家遺址出土的2片嶽石文化卜骨刻字,比殷墟甲骨文早近300年。與此同時,也正是在桓臺這同一地方又出土5片卜骨(史家遺址3片,唐山遺址2片)均屬商代晚期。在山東,從大汶口文化時期出現的圖像文字和龜甲,到龍山文化卜骨和陶文的發現,再到嶽石文化刻字卜骨的發現,最後,在桓臺同一地區商代地層和祭坑中卜骨的發現,這個過程應是一脈相承的。其淵源則是來自東夷人的發明創造。由此可知,東夷族也是我國較早創造、使用文字的古老民族之一。東夷族為我國古文字的發展史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①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第198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省滕縣博物館: 《山東滕縣北辛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③⑩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第55頁、67頁、73頁、76頁、78頁、159頁,文物出版社, 1974年。
④ 王樹明:《陵陽河墓地芻議》,《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⑤ 王樹明:《陵陽河墓地芻議》,《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齊魯書社, 1986年。
⑥ 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⑦ 《專家筆談丁公遺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卞仁:《關於“丁公陶文”的討論》,《考古》1994年第9期。
⑧ 王守功:《景陽崗城址刻文陶片發現的意義》,《中國文物報》1998年1月14日。
⑨ 光明等:《桓臺史家遺址發掘獲重大成果》,《中國文物報》1997年5月18日。
○11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莊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5年第4期。
○12 菏澤地區文物工作隊:《山東曹縣莘家集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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