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奉教皇之命，撰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可門多薩從未來過中國，他只能從前人所寫的著作、信件中找尋素材，於1585年編成了西方漢學史上的經典名著《大中華帝國志》。
在《大中華帝國志》一書中，門多薩敘述了中國人的外貌與秉性，中國人都身體健康、心靈手巧、聰明開化。
“他們都是偉大的發明家，勤勞而工巧。”
“中國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種。他們有一套自己關於天地起源，人類誕生的看法。”
“他們是個喜歡宴樂的民族，什麼時候都避免悲傷。”
中國人不喜歡戰爭，“中國人有一條法律：既不在自己的國家挑起戰爭，也不侵略別國。”
書中還描寫了“拶”（夾手指）、“杻”（手銬）、“鐐”（腳銬）、“枷”（頸枷）等中國古代刑具的用法，更列舉了烹煮、車裂等事實上已不存在的酷刑。
1696年，法國耶酥會士李明在華期間寫給國內要人的通信匯編《中國近事報道》在巴黎出版。書中第一次明確提到了“凌遲”——把叛亂者“砍成一千片”的刑罰。這是西方人第一次在中國“發現”了這種文明社會之外的酷刑奇觀，填補了他們對這個古老國度的想象需求。
該書還詳盡介紹了中國建築、橋樑、氣候、土地、運河、水道及物產等先進文明的事物。該書出版後在歐洲引起轟動，但隨後被列為禁書塵封近三個世紀，1990年才得以重新面世。據說是因為該書有損歐洲中心論，歐洲人通過閱讀此書，悲觀地發現自己並不是世界上僅有的文明人，從而使歐洲人的信念發生了動搖。
1801年，一位英國少校喬治·亨利·梅森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刑罰》的小冊子，用22幅手工上色的版畫和簡單的文字說明，為西方讀者提供了關於中國刑事司法實踐最生動的視覺記錄。
1857年，曾說過“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的英國首相帕麥斯頓在一次競選時強調，中國的酷刑是英國人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他希望畫家們可以將中國人的暴行生動地再現於英國公眾眼前。1858年，一本從抽腸、腰斬到剝皮、絞首無所不包的政治宣傳圖冊《中國犯罪處罰》出版，轟動了整個倫敦，為第二次鴉片戰爭造足了反華的輿論聲勢。
這無異於開了一個“好頭”，於是，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初，無數西方旅行家、傳教士、外交官甚至思想家，紛紛在關於中國的遊記、報道、繪本、著作中，不斷加強“中國酷刑”的獵奇景觀。而刑場上的“劊子手”和“看客”自然成為了中國人本性冷漠、麻木、殘忍的民族誌樣本。這兩者相結合，為現代西方文明塑造一個“落後”和“半開化”的“他者”，提供了情感和審美上的依託。
但這群無端傲慢的歐洲人似乎真的遺忘了他們在刑罰的殘忍度上，實際更有創造力。那種野蠻與血腥，是中國古代君主所不能比擬的。
否則，為什麼在呈現身體折磨的視覺資料方面，中國是如此匱乏，而歐洲又是如此豐富多彩呢？比如野獸撕咬活人的獸決、把人綁在立柱上活燒的火刑、將削尖的木樁從受刑人的排洩器官或口中整體刺入的穿刺刑等。
並且，同樣是“慢刀子”殺人，西方的十字架刑對受刑者造成的痛苦，是剮幾千刀也比不了的。受刑者被用釘子釘牢在十字架上，釘子牽動手腳的受傷神經而引發劇痛，重力又不斷利用人體的弱點，造成漫長而又痛苦的死亡過程。
這些，哪一個不是讓人驚出一身冷汗？誰又能比誰更文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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