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小綱說自己有兩個名字。作曲時他用“葉小綱”署名，而作為中國音協主席和政協常委，他用的是身份證上的“葉小鋼”，如今的他便在這“綱”與“鋼”之間轉換。
記者/張星雲
作曲家葉小綱
葉小綱把自己2013年9月在紐約林肯藝術中心的那場音樂會比作“回馬槍”。
由底特律交響樂團演奏的葉小綱個人作品音樂會“中國故事·大地之歌”，被視為1949年後美國主流交響樂團為中國作曲家舉辦的首場專場音樂會。“倒也不是說成心把‘中國故事’首場演出放在美國，但因為我是從美國回來的，當時我在美國留學生活過7年，並沒有太多機會演出，現在有機會翻回去演，也算是過把癮吧。”葉小綱對我說。
那次演出的作品中，最重頭的當屬《大地之歌》，葉小綱說當初他寫與馬勒作品同名的這部作品，就是希望讓西方觀眾感受真正的中國文化。“像比較文學一樣，觀眾們可以聽聽中國人原汁原味的《大地之歌》是怎麼回事。馬勒一百年前寫《大地之歌》時歌詞雖然用的是唐詩，但是從中文翻譯成英文再翻譯成德文，詩詞早已面目全非，並且字數很多，所以馬勒的曲子特別長，總共一個多小時，而中國唐詩原文實際上是五言、七言，所以我的《大地之歌》只要40分鐘就夠了。並且馬勒的《大地之歌》是他晚期寫的，音樂裡透著對人生的悲觀，而我15年前寫《大地之歌》時還是個雄心勃勃的中年人，作品裡也就充滿了自我奮鬥的理想。”
就這樣，自2013年起，當時58歲的葉小綱開始了長達數年的“中國故事”全球巡演，除了紐約，還在慕尼黑、倫敦、柏林、莫斯科、格拉斯哥、愛丁堡、哥斯達黎加聖何塞、印度加爾各答、都柏林等地演出，作品也都是他以中國題材寫就的，比如用中國傳統打擊樂器鑼、鑔、鼓等與小提琴的二重協奏曲《峨嵋》，用李叔同早期詩歌寫的《悲欣之歌》，以西藏為主題的交響樂《喜馬拉雅之光》，講述內蒙古的《草原之歌》，也有寫他自己“文革”時下放農場經歷的《最後的樂園》，以及致敬劉天華的二胡重奏《光明行》。
“用交響樂來表達中國題材，更容易走向世界。”葉小綱說，“中國故事如果去歐洲演出，用他們的交響樂團就行了，這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相對便捷的方式。如果我們只派自己的民族樂團出去，人家會好奇、喜歡，但不會演奏，就不能變成他們的常規曲目。什麼樣的作品能走向世界？你的東西別人都在演，那才是真正走向世界，而不是自己派個團到處去宣揚。”
實際上，作為中央音樂學院78級作曲系的學生，葉小綱和他的同學譚盾、陳其鋼、瞿小松、郭文景、周龍、陳怡、劉索拉等一代中國作曲家一直都是這樣做的：他們是恢復高考後考入中央音樂學院的首屆學生，畢業後相繼留學美國，並努力嘗試把中國音樂帶到全世界。
作為那批作曲家中最早從美國回來的人之一，葉小綱說整個過程很重要，回國的時機也很重要。“一定要在美國謀生一段時間，就知道有多不容易，現在我們班同學沒幾個留在美國了，陳怡、周龍能堅持下來不容易。陳怡現在是美國兩院院士，譚盾得了奧斯卡獎，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路。”
葉小綱坐在他擁擠的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辦公室裡，告訴我前不久他剛完成了在愛爾蘭都柏林的“中國故事”音樂會，今年還會去古巴、黎巴嫩和巴西等地。2015年，他當選最新一屆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這兩年，在幾種身份間轉換的他並沒有影響創作，相繼寫出了第五交響樂《魯迅》、第六交響樂《創世紀》、第七交響樂《英雄》等作品。“我覺得這些經歷也使我的作品，從社會意義上更廣泛、更深沉。”葉小綱說。
“葉小綱”是他22歲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之後才開始用的名字，在那之前，他是“葉小鋼，鋼琴的鋼”。
1955年出生於音樂世家的他，4歲開始跟著父親學習鋼琴，是78級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裡古典音樂基礎最好的學生之一。改革開放前，作曲系接受的是典型的蘇聯式教育，而他們入學後正好趕上小澤征爾、斯特恩、梅紐因等外國音樂大師不斷來到中央音樂學院講學，他們便成為了中國音樂界第一撥接觸到西方現代音樂的學生。葉小綱、郭文景、瞿小松與譚盾並稱“央音四大才子”，“葉小鋼”成為了“葉小綱”。
這批人畢業兩年後，正值出國熱，葉小綱和他的同學們大多選擇出國深造，異鄉的奮鬥生涯各有各的艱辛。陳其鋼1984年赴法國留學，成為音樂大師梅西安的學生；劉索拉旅居歐洲後又輾轉美國，1993年推出專輯《藍調在東方》；瞿小松1989年受美國亞洲文化基金會資助赴美當訪問學者，而譚盾則在1986年申請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獎學金。琵琶演奏家吳蠻曾回憶說，那時紐約的華人藝術家圈子很小，譚盾、陳怡、周龍他們都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在美國“混”著，找自己的出路。光寫西洋樂器作品是沒人給演的，所以他們就開始為吳蠻這些中國音樂家寫，大家相互提攜。
葉小綱就讀的美國伊斯曼音樂學院在羅切斯特，與紐約有6個小時的車程。他總結自己7年的留學生活是“求學、搏命、謀生、作曲”，在創作上機會並不多。他後來去匹茲堡住了3年，成了妻子的“陪讀”，他用這段時間給香港舞蹈團寫過3個舞劇，給香港中樂團寫過3個大型民樂作品，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委約創作。
在美國這7年，也是葉小綱積累對音樂的理解的重要時期。他回憶，有一次正在賓州的高速公路上開車，電臺裡突然開始放古爾德的《戈爾德堡變奏曲》。“我30歲前很少聽到能真正打動我的巴赫演奏，直到聽到古爾德。那首曲子很長，我記得當時把車停到休息區，太震撼了。一個非常理性的構架，環環相扣，高度複雜而又極端清晰的思維。我從未想到巴赫可以彈成這樣，古爾德不拘一格，對音樂他有自己的理解，彈得極快無比。”
1993年葉小綱回國拿了一個獎，看到北京一片欣欣向榮，就覺得這個地方他不能落下。於是他在1994年底回國，重新任教於中央音樂學院。回國後他一下子就覺得特別好，方向明確，但內心又是矛盾的：“在美國音樂就像一門科學，很簡單，做音樂就是做音樂，教書就是教書。但在中國不一樣，中國很複雜，音樂與社會有著大量交融，與世界觀、民族、文化歷史都有關。”
葉小綱說自己回來的時機好，介入中國社會的時間早。如果當時留在美國，現在會是什麼樣？“我可能會拼命地教書，拼命地寫作品，但是不會有現在這麼大的社會影響力。寫出的作品也會不一樣，在美國不會有這麼多機會寫電影配樂，我的作品可能會更加嫻熟，更加就事論事，就音樂論音樂。”但在中國完全不一樣，“我會介入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包括我作為音協主席和政協常委的身份。我到各地去考察，看到社會的很多情景，會考慮更多，這些經歷又會使我在創作上調節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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