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孫衍
因篇幅所限，本文略有刪減，完整版見《暨大學報》2019年1月刊
葛亮是備受關注的“70後”作家之一。他耗時七年寫就的《北鳶》在2016年出版，這是繼《朱雀》後通過家國興衰書寫近代歷史的“南北書”之“北篇”。該書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國曆史為經，以襄城盧家、石家、馮家等幾大家族的故事為緯，家族沉浮的明線與歷史變遷的暗線相互交織，不僅鮮活地再現了民國曆史，還藉此深入探討了文化問題：即新舊文化更迭交替的時代，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活性的同時，辯證地對待和融通異質文化。
葛亮曾言：“我寫中國的每一個當下，都希望是放置在歷史的語境中的。因為對於具有歷史感的國族來說，每一個當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時空網絡中的某個座標，必然有其發展的起點與淵源。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感興趣這種在結果基礎上體會漸變的過程。”現實是歷史的有機生長，當下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都能在民國找到歷史文化淵源，《北鳶》的這種探討意義非凡，也是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
然而，《北鳶》的價值並不僅限於此，它還是葛亮創作至今的一部“集成之作”，不僅體現了葛亮對其以往書寫手段的融會貫通，一些慣用的寫作元素諸如歷史、格物、宿命等，均在作品中有所延伸、迴響，更重要的是，鮮明地展現了他獨具“辯證”特色的創作理念。小說將南方/北方、民間/廟堂、傳統/現代、東方/西方、日常/傳奇、常情/大義、個體/社會等一系列二元元素巧縫妙合，貫穿於作品的空間架構、思想內容、人物形象等各方面，用過去聯結當下，使小說在講故事之餘，呈現出一種形而上的哲學辯證之思，新意與深度並存。
- 家國同構，互為肌理 -
在中國禮法社會中，“民間”與“廟堂”原本是相對獨立的兩種存在，辯證統一在“家/國”的二元政治體制，清中後期這種格局開始瓦解，而民國的風雲變幻又使得家國之間再不能決然兩分。葛亮自言“本無意鉤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與‘國’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還是做了許多的考據工作。”小說兼寫兒女情長與社會變遷，二者齊頭並進、互為肌理，形成了明、暗兩條線索，以及微觀、宏觀的雙重視域。
從小說最基本的三要素來看，《北鳶》環境、人物、情節的設置無不體現著家/國之間的內在勾連。首先，故事的中心地點“襄城”寓意獨特，它位於中國南、北之間，是南北文化的共同載體，而且主要人物因政治、經濟、戰爭、文化、情感等各種原因，與北京、天津、山東、河北、四川、杭州、上海各地發生種種關聯，由此連接起了中國的大江南北，使“襄城”成為彼時中國之隱喻。其次，小說人物遍及社會各界，從軍閥、政客、商人、鄉紳、買辦到文人、戲子、畫家、禪者、匠人、傭人，以及西方傳教士、日本侵略者等一應俱全，不少形象原型都是對中國近代史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這些人物所牽涉的家族又涵蓋了工商士農各階層。此外，小說情節圍繞著個人史和家族史展開，各色人物的身份轉變、情感變遷，以及盧家、馮家、石家等重要家族的轉折起伏，都與民國動盪的時局密切相關。石家的敗落源於軍閥混戰，盧家因日軍侵略飽嘗流離之苦，馮家則揹負了莫須有的親日罪名……男主人公盧文笙奔赴抗日前線時道：“入寇未滅，何以為家，”國家的血淚史亦是個人或家族的血淚史，家/國之間的內在辯證已不言而喻。
此外，《北鳶》關於“獨樂寺”的闡釋，也頗能體現家國同構這一特點。孟氏姐弟三人去“獨樂寺”進香禮佛，昭如看見寺廟匾額上“獨樂寺”三字時，便脫口而出“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此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指君與民輔車相依，如果執政者能以民眾之憂而憂、之樂而樂，那麼民眾也會為執政者之憂而憂、之樂而樂，反之亦然。這是中國家國同構文化的最好註腳，不僅精闢地闡釋了家與國的辯證關係，還指出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小說還有一個細節極具深意，“耀先中學”講授美術課的克俞老師，面對日本人的監視，在課堂上以畫喻事、一畫二意，他的一幅男女琴瑟之畫倒轉後竟成了反日侵略之畫，暗喻個體私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家國大事，因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離婁上》)，這也正是作品想要表達的。聯繫《北鳶》的民國時代背景，當時中國發生了帝制改共和這一根本性轉變，如何重新釐定“國”與“民”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國家，是當時時代的關注所在。由此，“動”與“靜”、“變”與“常”這些二元命題也有了更深的蘊意，彰顯了民間與廟堂二者相輔相成、同生共滅的關係。
- 守常應變，舊邦新命 -
《北鳶》是一部用“日常”真實寫出了“傳奇”高度的作品。它不僅將時代變化蛻變為日常生活的微觀折射，還讓傳奇人物與市井小民在人性的邏輯下交相輝映，通過他們命運的開合反轉言說了日常與傳奇的辯證。小說一方面從“奇”中看“常”，展現傳奇人物庸常普通的一面，讓一切落實到日常生活這一原點，並在其中得到認識；另一方面又從“常”中看“奇”，呈現普通百姓的非凡傳奇，為傳奇找到了現實依據，由此傳遞了布衣芒屩皆英雄的獨特歷史觀。眾多周知，陳獨秀、石玉璞是葛亮家族中對中國近代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但他們卻不是小說的主角，有限的描寫也多從側面進行。藉由克俞與思閱的對話，呈現文化、政治名人陳獨秀的悽惶晚景，以及對親情、溫暖的渴望。通過做壽、娶戲子、責舊部、戴綠帽等日常瑣事，展現孔武有力的軍閥梟雄石玉璞也有無異於常人的一面，如面對舊部尋仇的驚懼、小妾出軌的衝動……
正是日常生活中的這些個性反映，預示了其人生的敗落——被舊部綁架走向英雄末路。舊部柳年珍來尋仇時，妻子曾勸解他：“你造出了時勢，就莫怪時勢造出他這個英雄”。其實“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反映的就是日常/傳奇、個人/時代的內在勾連與辯證統一。就像隱居天津租界五大道的“寓公”們，從前清貴胄到下野的軍政要員，面對時代風雲的衝擊，卻用“躲”的方式藏身，光環背後亦是懼怕生老病死的普通人。與此同時，小說中的普通人物卻彰顯了具有超越性的人性光輝，他們的命運發展同樣有跡可循，像思閱、逸美、文笙、凌佐等人，正是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知性、正直、善良與信義，決定了他們在國難當頭之際會放下一己之私挺身而出。這些危難中奮起的普通百姓與夾縫中求生存的達官顯貴形成了鮮明對比。《北鳶》不僅抓住了民國曆史多元變動的特質，並指出歷史並非鐵板一塊，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時代的主流，正是他們的頑強生活、起起落落、互相連接，勾勒出了一個時代的脈絡和命運。
《北鳶》中傳統與現代的文化砥礪隨處可見，從具象的飲食、服飾、建築、醫學、藝術，到抽象的教育觀、婚姻觀、商業觀、藝術觀等，涵蓋現實生活和思想觀念各方面。面對中西新舊縱橫交錯的千古變局，中國文化如何才能守“常”應“變”，與時俱進地實現“舊邦新命”？對此，葛亮用一種辯證的文化觀予以作答，既不“泥古”，也不“媚外”，而是以“吸食”與“並存”為原則，體現了費孝通先生反覆強調的“文化自覺”，言說了其對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思考。
- 美美與共，和而不同 -
閱讀《北鳶》的過程是一次有趣的中西文化之旅，帶我們步入這次文化之旅的則是“火車”。小說開篇就帶出了“火車”這一象徵西方現代文明的意象，它對盧家子嗣、財產問題的解決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盧妻昭如收養孩子後，借火車輾轉外地，避免日後生母相認，以確保盧家血脈的延續；二是盧家商號“德生長”的貨物，由水運改為鐵路運輸，躲過了水難帶來的財產損失，盧家也逢凶化吉。“火車”意象的第二次出現，則是仁珏拒絕做妾,坐火車離家出走，以此反抗傳統婚姻。也就是說，“火車”具有救急救難的作用。小說的這種安排絕非偶然，辛亥革命後各種勢力盤踞中國，民眾期盼的清明政治並未到來，社會凋敝、思想混亂、文化衰敗，有志之士無不奔走努力，而西方近代文化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小說借“火車”意象呈現了那個時代獨有的文化特徵，並指出西方先進文明之於中國傳統文化革故鼎新的作用，因為“交通器具凝聚著資本，駝載著象徵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資本……沒有交換和流通，思想長不出翅膀，歷史成不了火車頭”。
文笙以“外來者”的身份承繼盧家血脈，亦隱喻著文化的介入與融合，對家族起到了“破舊立新”的作用。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的中國家族文化。昭如領養文笙是建立在家睦拒絕納妾承祀繼世，由非血親繼承家業的基礎上，這涉及了文化之根的問題，對“家”與“國”都具有撼動性。另一方面，象徵著不同文化的融合。文笙融入盧家的過程沒有任何斷裂感，深得養父母喜愛，與家族其他人也相處甚好。儘管文笙身世不明，但他卻是一箇中西文化兼具的形象，他身上既體現了傳統的仁、義、禮、智、信，亦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元素……正是這種兼容幷蓄的性格和為人處事的方式，使他成為了家族的支柱，並推動了家族發展。小說沒有用“是”與“非”的二元價值觀，將中西文化對立並擇其一，因為文化並無優劣高低之分，不同的文化各有優長，體現了中西融合、兼容幷蓄的辯證文化觀。
中西文化雖有融通之處，但若新文化的輸入，超出舊文化規範的容納限度，衝擊了既有的價值觀，矛盾與衝突就不可避免。《北鳶》中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學生，追求戀愛自由且婚前同居，卻因得不到妻子名分而自殺，新舊兩套價值系統的並存和博弈，“刻意”的解放被“無意”的束縛所扼殺，這可作為我們洞察民國文化的窗口。李大釗曾這樣精彩地評述民國：“中國今日生活現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舊的性質相差太遠，活動又相鄰太近”。究其根源，在於近代中國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點。如何處理好中國文化的繼陳與開新，實現“美美與共”、“和而不同”，避免邯鄲學步、反失其故，是《北鳶》的寫作立場和文化訴求。
- 亦虎亦貓，以人為本 -
《北鳶》甫一問世，因其獨特的古典文學與傳統文化情懷，被譽為新古典主義小說定音之作，葛亮也被評論界稱為新古典主義作家。葛亮如此闡釋“新古典”，“它有古典的一面，也有新的一面。新的是題材在當下如何呈現，是一種觀念、立場和技巧，而古典是情懷。”葛亮在繼續先鋒文學的形式實驗之餘，更關注了人類普遍處境和文化總體變遷，他不斷對當下的精神困境作出正面回應，最終走向古今、中西結合之路，開拓了兼具深廣度的歷史文化書寫，並形成了風格鮮明、辨識度高的創作特點：即寫作手法與思想內容互為一體、辯證統一。兼具創作者與研究者雙重身份的他，將感性的情感與理性的思考相融合，使得其小說創作呈現出外在與內裡的有機互動，形式/內容、史實/虛構、感性/理性、傳統精神/現代意識等的辯證統一，藉由這種創作方式來闡釋他對文化的思考。
不僅《北鳶》，葛亮的很多小說都在思考文化定位問題，這種思考兼具形而上的哲學意味與形而下的現實意義。《北鳶》多次寫到虎頭風箏上的那隻虎“貓虎難辨”，其實這就是辯證問題，即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隨時可能受外界影響發生改變，歷史與文化亦是如此，唯有守住根基，才能以不變應萬變，就像小說中“一線”牽引的風箏。也就是說，家國發展一定要以“人”為本，中國文化在借鑑外來文化時，一定要以自身的主體文化為座標和參照系，堅守住其核心和精華。《北鳶》以風箏始、以風箏終，其外在環形結構所包裹的是現代線性史觀下的歷史進程，新舊更替當中，葛亮始終是來自當下的文化重現者與反思者，他是一個既期盼著傳統，又超越了傳統的作家。
（作者簡介：艾尤，女，文學博士、博士後，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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