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我常有一種感慨,這就是:中國當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實在是過於聰明瞭。

這裡的聰明,是指一種做人之道,一種生存策略,一種活命智慧,一種處世技術,是指“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是指一種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這些方面,中國當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謂已臻於爐火純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步。

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當代文壇上,頗不乏這類極善於識時務的俊傑。,這些人,為人為文,都那樣善於把握分寸;一舉手一投足,都那樣恰到好處。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該前進,什麼時候應後退;什麼時候該發言,什麼時候應沉默。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說話應多加謹慎,什麼時候說話不妨稍加放肆。他們知道什麼時候既應說話又應顧左右而言他,什麼時候既應說話又應單刀直人,痛快淋漓。他們知道怎樣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穫,怎樣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報償。

這些人的立身處世,借用《莊子》裡的話,真可謂是“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於是,這些聰明的人,以他們驚人的聰明,為自己贏得了人生的大成功。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書生有時難免有所謂書生氣。書生氣,是一種不識時務、不會做人、不善處世、不懂分寸、缺乏現實感的表現,是與本文所說的聰明水火不容的。中國當代那些極聰明的作家、文人,雖是書生,卻沒有一點書生氣。他們過人的聰明,早使得他們把註定在任何時代都不合時宜的書生氣洗得乾乾淨淨。

他們過人的聰明,甚至使得他們從來就不曾沾染上書生氣這種“惡習”。有詩云:“儒冠多誤身。”其實,儒冠本身並不誤身,誤身的是書生氣。不獨在今世,只要有濃郁的書生氣,在任何時代都必定處處碰壁。不獨在今世,只要沒有書生氣,儒冠便非但不會連累,反而必定能幫助人活得好,活得如魚得水,活得有名、有利、有地位。

有研究者說,魯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魯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絕世故,是不屑於世故。深通世故的魯迅,卻專愛與當時的社會搗亂,十分不憚於與人結怨,並且說什麼:“我所憎惡的太多,理應得到憎惡。”魯迅固然也反對赤膊上陣而提倡“壕塹戰”,但魯迅是從“戰法”而不是從“活法”上說這番話的。主張“壕塹戰”,前提是要戰鬥,是為了更好地戰鬥,而不是僅僅為了活著,不是僅僅為了保全自身。

而中國當代文壇上的一些極聰明的人,則是深通世故而又極為世故的。當然,他們有時也戰鬥,但卻是在絕對不會危害自身的情況下戰鬥,是在穩操勝券的把握下戰鬥。他們也運用“壕塹戰”,但那前提,是要安全,是要保全自身,在這種前提下,他們能戰則戰,不能戰則退,則藏。不妨放上幾槍時,便瞅準某個合適的目標打上幾槍;不能射擊時,便不但不射,反而把槍也深藏起來,作出一副良民樣,現出一派順民相。

中國作家、中國文人立身處世上的聰明,其實是一種淵源久遠的文化現象。中國先秦儒、道、法、兵等諸家,其實從某種意義上都可以作為一種形而下的處世之道、活命技巧來讀,其實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種生存之術。

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而極為早熟的,便是這種形而下的做人之道,這種技術性的生存智慧。這種做人之道,這種生存智慧,代代相傳,一直到當代,仍在一些作家、文人身上有極為出色的體現。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中國文化是很世俗、很務實的文化,是充滿了現實感的文化。而這種世俗性、務實性,這種現實感,也在當代那些作家、文人的聰明上,在他們精巧的做人之道、驚人的生存智慧中表現出來。

中國哲學(儒學)主要體現為講究道德說教的“倫理學”,而中國是一個將政治倫理化的社會,且中國文人自古也與政治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因此,中國文人的做人之道、生存智慧,便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其實,即便在當代,中國的文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官場,從文,在有些人那裡,是從政的一種方式;既如此,那種做人之道,那種生存智慧,便不但是必要的,且在實踐中越磨越精巧,越磨越圓熟了。

幾年前,讀到過一篇關於某個如今頗有名望的文人的文章,這位文人如今已過古稀之年,近十年來,他的散文隨筆令眾多讀者喜愛,當有人問他是否被打成過“右派”時,他說:“我怎麼會被他們打成‘右派’!”語氣裡有明顯的得意,也有明顯的對那些被打成了“右派”者的嘲弄。

這句話,這語氣,真讓人想到《莊子》裡多次出現的對那些不懂得重生,不知道保全自身、為了某種信念某種道義而致禍者的譏嘲。

在這位如今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看來,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真是大傻瓜,他們太不懂得做人之道了,太缺少生存智慧了,太不知道怎樣“苟全性命於亂世”了,質言之,太不聰明瞭。(我在這裡不指出這位老先生的名字,只是因為我已記不清那篇關於他的原文,手頭也找不到,而並非要為尊者諱,為長者諱,否則我也過於聰明瞭。)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當中國作家、中國文人為自己的聰明而沾沾自喜時,近代人文意義上的自由意識以及對自由的熱愛和追求,便顯得十分可笑,而那種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則更成為匪夷所思的了。

中國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從某種意義上講,都只能說是一種滑頭哲學,都往往忽略了人的意志和品格。當面臨嚴酷的現實時,當遇到強大挑戰時,不屈服,不妥協,高揚自身的意志去與現實抗爭,在對現實的超越中實現自我的精神超越——這是一種極愚蠢極不明智的做法。而聰明的做法,是要識時務,要現實些。不要用雞蛋去碰石頭,要用一種務實的態度,冷靜地分析利害,尋找到一條遠禍全身、趨利避害的現實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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