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教授親筆寫下了他的故事：從童年的家庭數學啟蒙，到參加競賽初露鋒芒，再到後來把視線從數學專業投放到了整個教育領域，以及如何平衡好他的三個身份——美國奧數國家隊主教練、卡耐基梅隆大學教授、科技公司Expii創始人兼CEO。

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幾周裡，為大家帶來羅教授的故事連載。如果你對他的事蹟感興趣，那麼請千萬不要錯過。

羅教授於卡耐基梅隆大學

作為數學教育者，我一直把提高全世界的數學興趣和能力、構建一個思考型世界視為己任。我的生活經歷跨越了美國、亞洲、歐洲，工作則涉足學術圈、金融圈和現在的創業圈，這讓我的價值觀慢慢成型，也逐漸有了自己的處世方式。

我認為自己稱得上是一個世界公民，雖然在美國出生長大，但父母都是新加坡人，他們的祖籍分別是廣州和汕頭。求學路上，我有幸受到了一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教育熱愛者的指引和教導，他們中不僅有美國人，還有一些東歐人和亞洲人。就這樣，我接受了來自大西洋兩岸老師的高等教育，現在又每隔一個月往返於太平洋兩岸，傳播著數學文化。

在我的觀念裡，好的教育就應該融合多種文化的先進理念和優良傳統。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會談談我的數學學習經歷，並說說這些經歷是如何啟發我去實現那份教育初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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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合璧的數學啟蒙

我有幸在一個數學文化底蘊濃厚的家庭中長大。父親Wei-Yin Loh（羅偉賢）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統計學專業教授，曾榮獲Rowland獎、Benjamin Smith Reynolds獎等獎項。母親Theresa Loh（李月娥）曾是新加坡一所高中裡的數學老師。

上世紀70年代，他們來到美國，父親開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博士學位。也就是在這期間，我、弟弟博儒和妹妹博玲出生了。為了讓我們更好地成長，母親最後選擇放棄工作，全身心在家照料我們。

其實一開始父母並不確定是否要在美國永遠留下來。於是他們找來了一些新加坡學校的教材和資料，讓我們兄妹三個跟新加坡的孩子同步學習。這樣的話，即使有一天回到新加坡，我們也能跟得上學校的課程。

少年時代的羅教授和他同樣喜愛數學的弟弟妹妹

那時（甚至現在也是），新加坡的數學課程難度要比美國高几個年級。於是父母自創了一套教學方法，帶我們按照新加坡學校的進度學數學。得益於此，我在數學方面的能力比美國公立學校裡的同齡人超前幾年。大概在小學三年級前，我都一直按父母教的方法學數學。那是一種非常東方式的學習方法，即通過演練大量的習題來提高做題能力。

上了公立學校後，我切身感受到了美國學校裡那種對學生全力支持的氛圍。學校老師很快發現我的數學能力要比同班同學領先幾個年級。但他們並沒有繼續給我灌輸更高階的數學知識，而是讓我利用其他同學按正常進度學數學的時間，來做一些偏題、難題，訓練我的批判性思維、邏輯思維、解題能力和創造力。這個過程其實要花很多時間，有時一道題甚至需要15到30分鐘才能解出來，與幾秒鐘就能有答案的速算題截然不同。

要解出這種難題，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嘗試失敗的想法。雖然我也曾氣餒過，但這最終培養了我堅持不懈的精神，和即使毫無頭緒也會悉心鑽研的勇氣。學校還會讓我和其他數學水平較高的同學一起玩國際象棋之類的策略遊戲，並讓我用計算機搞一些自己喜歡的實驗。通過學習一些程序範例，加上大量的試錯，我最終在小學期間成功學會了BASIC語言進行編程。

總的來說，在小學裡學數學是一段非常享受的美好經歷。學生們被不斷激勵著去探索，去用邏輯解決問題，並有機會自由發揮、自我引導。當然，對我來說，這些都離不開小時候母親在家裡教給我的計算和基本代數知識。

到小學高年級以後，父親在我數學學習中參與得也漸漸多了起來。為了培養我的創造性思維，他找來了一套更有挑戰的難題：BrianBolt的《數學遊樂場》問題叢書（The Mathematical Funfair）。每天晚上，父親會在家裡帶我們研究裡面的題目，做完以後我會和弟弟妹妹一起對答案、討論各自的想法。這些題和平常課本里的題不同，要解出來不能靠生搬硬套現成公式，而是需要自己開動腦筋，自己研究新的辦法。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數學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新性，和其非對即錯的精確性所帶來的滿足感，讓我真正感受到了它的奧妙和樂趣。

《數學遊樂場》，Brian Bolt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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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興趣踏上競賽之路

回想起來，正是有了解題技能的基礎，再加上創新思維和整合知識點的能力，我才能在後來的求學路上乃至整個人生中不斷過關斬將，到達更高的平臺。到初中參加MATHCOUNTS數學競賽時，我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數學能力真的不錯。

MATHCOUNTS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初中數學競賽，但我參賽並不是為了升重點高中或考名牌大學，因為那時並沒有入學考試的成績要求。據我所知，我的父母當時也完全沒考慮大學錄取這件事情。真正吸引我的是競賽中的競爭氛圍，它完全符合了我的三個興趣點：人、挑戰、思考。

在學校的參賽隊伍裡，我結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當時的教練Terry Gerhardt也是我們一位隊友的父親，非常熱情、善於鼓勵別人。他的主要任務是為每個隊員提供充分的支持，營造一個所有人都能全身心備戰比賽的環境。每週日下午，他會帶著我們十個初中生一起去他的辦公室，共度三個小時的美好時光。我們一起做題、切磋解題方案，一起吃披薩、交朋友。這彷彿是一個數學派對，緊張的競爭感都被友好的合作所取代。大家在歡聲笑語中共同進步，每個人都樂在其中。

Gerhardt教練有一套獨特的訓練方法，他的策略是讓我們回頭做一些舊題，在規定時間內解出答案。每個人仔細檢查後，要輪流講講自己的做題方法。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學會同一道題目的不同解法。他會扮演評委的角色。如果誰都不會做的話，他會給我們一些點撥。他鼓勵每個學生髮言，因為他曾說過交流是領悟數學的一個重要環節。由於隊友們的求知慾都很強，我們都必須把自己的方法講得清楚詳細，每一個步驟都不能疏忽。這就要求我們對自己的解題法瞭如指掌，否則任何漏洞都會暴露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去看看這些同伴長大成人後的樣子，就會發現他們沒有懈怠，依舊在生活中挑戰自我。現在他們中有人做了數學教授，有人做了技術創業公司創始人，還有人做了風險投資基金創始人，醫生，哈佛大學醫學院研究員，以及許多其他了不起的工作。很難想象，這些出類拔萃的人，全都來自威斯康星州一個僅有20萬人口的麥迪遜小鎮裡的一所普普通通的公立中學。

威斯康辛州麥迪遜

剛開始參加這些競賽時，我其實並沒有太大的野心，也不是很看重名次。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正式參賽的第一年裡，我一路順利晉級。從校級、到市級、到州級、到國家級，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次又一次的驚喜。不斷的晉級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了更多優秀的教練。

7年級時，我加入了威斯康星州的4人代表隊。教練Di Tran有越南血統，非常熱情、體貼，有時也嚴格認真、不苟言笑。當時大多數參賽州的人口都比威斯康星州多得多，但Tran教練毫不畏懼，她對我們的團隊很有信心，堅信我們一定會獲勝。一組隊，她馬上給我們分配了一項任務：用大約一個月的時間，把前13年所有的競賽題都做一遍。於是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了一個厚厚的信封，裡面裝滿了各種題目。

這樣的任務對我來說還真的是第一次。我很慶幸自己有家人的支持做後盾：母親仍然可以提供幫助，每天她都會抽出一些時間來解答我的疑問。父親的成就對我也是一個激勵，25年前，他曾在新加坡國立高中九門學科考試中取得優異的成績，創造了新加坡分數紀錄新高，登上《海峽時報》頭條。儘管如此，他們從不會逼著我做出什麼成績，也不會給我施加任何壓力。他們把權力交給我，讓我來為人生掌舵，去主宰自己的夢想。

羅教授父親因成績破紀錄登上《海峽時報》頭條

在全國競賽中，教練和隨行工作人員對待每件事都很細緻認真。甚至在比賽前一天，為了讓我們晚上能睡個好覺，他們還帶我們在華盛頓特區長途徒步。第二天的比賽中，我們州的隊伍不負眾望，獲得了全國第三名的優異成績，我個人成績排名25。

看到努力得到了回報，我決定在競賽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一是因為喜歡那種挑戰自我的刺激感，二是不想離開這個剛剛加入的全國數學愛好者社區。對當時那個來自偏僻的威斯康星州的我來說，認識這麼多優秀的外州代表足以大開眼界。通過和他們的日常交流，我看到的是一群卸下天才光環後的平常人，深深享受著與他們相處的時光。

要想繼續留在這個圈子裡，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繼續參加全國競賽，這樣我就可以再見到這些朋友們。我把全國競賽也看成一場大型的數學派對，就像我們週日下午去學校做題那樣，只不過這次是要跟一群來自外州的客人狂歡。

羅教授所在的初中數學隊，前排最右是羅教授與當時9歲的妹妹羅博玲

第二年，我以MATHCOUNTS個人排名全美第三的成績從初中畢業。父母把重心漸漸轉移到了弟弟妹妹身上（後來他們分別獲得了全國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績），我便開始自己研究做題方法和把握學習方向。

美國的大學環境給了學生們很多可以全面發展學習和社交技能的機會。大學生涯是每個人充分挖掘自我、定義自己的角色、選擇未來道路的重要時機。我發現，將高深的數學、科學學習與授人以漁的教學方式結合起來，能夠同時滿足我的三大核心興趣點：人、挑戰、思考。

作為教練重返奧賽營

在加州理工讀大二時，我找到當時的數學系主任，請求做大一數學課的助教，並表示可以不拿薪水。敢主動請纓是因為我剛剛學過這些課程，還清楚記得如何攻克一個個學習難點的，不會有所謂的“專家盲點”，對這些數學課程該如何學習有著更新的認識。

系主任覺得我提出的無償幫助很有趣，但最後還是拒絕了我。因為他覺得如果沒有報酬的話，我的工作熱情很快就會因為太忙或者失去興趣而減退，很難堅持做完整個學期。我暗下決心，一定要把初學者的切身感受銘記於心，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站上講臺，就能更好地與學生感同身受，更清楚地講解每一個知識點了。

加州理工是美國最著名的理工院校之一。萬聖節時，有人以出色的3D幾何和藝術技巧，將愛因斯坦的臉刻在了南

被系主任拒絕後，我把精力重新放回學習上：鑽研抽象的數學知識、甚至開始思考專業領域研究。加州理工是無數人心馳神往的求學聖地，這裡的師生比例非常高，每個學年只有200名本科生入學。每年暑假我都有機會與非常傑出的教授研究問題。在這種高度個性化的環境下，學生可以與教授零距離對話溝通，暑假行程更是可以自由安排，這為我初次重回美國奧數訓練營（MOP）創造了機會。

1999年的國際奧數競賽（IMO）中，我在六位美國隊員中排名第五，這個成績並不那麼理想，我一度以為自己跟MOP的緣分到此為止了，因為我知道肯定有比我更棒的人選來擔任教練。然而，人生就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連鎖反應。2002年，MOP突然大幅增加預算，規模從30名學生擴大到180名，一年的時間裡增長了5倍。這就意味著急需大量補充師資。就這樣，我收到了邀請通知，成為了最後一個加入助教團隊的幸運兒。

當時MOP給我安排的任務是給學生練習測試改卷，但因為給學生提供幫助對我而言是種享受，我自願報名給學生上了很多課。借這個機會，我得以實現之前許下的決心——始終以初學者第一次瞭解這些知識時的感受為出發點來進行教學。為了讓學生們學得更滿意，我在上課常常需要換位思考：如果換作是我，會想要怎樣的課堂體驗。這段時間成為我完善自己教學風格的良好契機。

初中時吸引我進入數學世界的那種輕鬆、互動的氛圍也我深受啟發，我會圍繞一組精心挑選的彼此相關的題目來展開每一堂課。比起一上課就把解題方法告訴學生，我更傾向於讓全班同學集思廣益、分享各自的想法。我鼓勵他們大膽說出自己的觀點，即使不確定也要說一點點，每一位學生都為這節課的走向做出了貢獻，不像傳統課堂，只有老師單方面輸出。

上大學不只是學習知識，也是學習人生。圖為羅博深和好友、現在杜克大學執教的Patrick Codd跑去健身房練舉重。拍照的是羅博深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

雖然是師生關係，但當時的我也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大學生，和他們的年齡不相上下。我很瞭解他們的內心世界，深知這種方式對他們來說更有趣，更容易保持專注。與此同時，我也非常理解青少年時期的心理恐懼：很多學生害怕被嘲笑，不願意主動回答問題。於是我不停地鼓勵學生。在我的課堂裡，沒有人會因為回答錯誤而遭到批評或恥笑，這樣他們便可以自在地參與激烈的課堂討論了。

這種方式實際上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真諦：不斷產生新的想法，一個一個地去檢驗，從而獲得新的理解，直到最終找出正確的解決方案為止。我也漸漸發現，通過一起攻克題目，學生們除了能培養解決新問題所需的創造力和數學思維，也能自己發現解決這道題的關鍵方法，而不是被動地接受。他們不再只是停留在死板地記住解題步驟這個層面上，而是上升到了解深層原因的新高度：

回想起中學時代，比起知道“怎麼做”，我更好奇的往往是“為什麼”。所以到了自己的課上，我著重強調了這些方面。我讓學生們積極參與每堂課的頭腦風暴，因為我明白，如果學生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那麼參與課堂和集中注意力就變得容易多了。這樣的課堂對老師來說卻更難掌控，因為老師永遠無法預料學生下一秒鐘會提出怎樣不合常理的想法。但我反而覺得，這種“意料之外”是最有趣的，這讓整個課堂不再枯燥乏味。現在回想起來，在大學期間就走進課堂的我，因為對學生的生活有著鮮明的記憶和深刻的瞭解，教學方式自然更容易迎合學生需求和偏好。

每年MOP的最後一週裡，學生們都會舉辦一次娛樂性的“名人堂”活動。大家就夏令營的各種問題進行投票，選出“最佳足球運動員”、“最佳演員”、“最不愛做作業”、“最不謙虛”等等。我很詫異地在“最佳老師”稱號下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一度以為自己連MOP的助教門檻都進不來，卻意外獲此殊榮。至此，我聽到了“教育者”這個偉大的職業對我越發清晰、強烈的召喚。

2002年MOP“名人堂”獲獎名單。

第二年，MOP從180名學生重新縮減回30名，但我有幸還能回來繼續做教練。多年來，學生們的認可讓我一次次獲得“最佳講師”稱號。我的成長進步、我在通往數學家路上的蛻變，都離不開這個集體的幫助。作為回報，我在MOP漸漸承擔起了更多責任，也希望這些學生在MOP能得到最大的收穫和最好的體驗，因為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

美國國家奧數隊裡，通常由一位主教練帶隊十年左右，每年配有一名副領隊進行協助（副領隊是第二負責人）。副領隊的擔任者一般每年都會發生改變。找到長期穩定的副領隊後，主教練便可以選擇退役並將接力棒傳到這位副領隊手裡。2004年，我第一次被任命為副領隊。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份責任，並享受著這份工作給我的生活所帶來的改變。

2004年6月的3天時間裡，我做了三件事情：結婚、婚禮第二天和妻子一起參加加州理工的畢業典禮，隨後又馬不停蹄趕MOP。我們的蜜月就是在MOP的宿舍裡跟其他教練和學生一起度過的。我的妻子Debbie Lee成為了MOP中的一員，開始擔任住宿助理，負責幫助學生的生活起居。可能正是因為我和妻子的婚姻以這樣的方式開始，直到今天，我們都認為，齊心協力與世界分享和交流好的教育方法是無比重要的事情。

羅博深與妻子Debbie Lee的婚禮照片。

比較歐美教學差異

此後，我們的蜜月轉向了英國。我拿到去劍橋大學讀書的獎學金，期待和妻子一同去感受這片土地上的數學、教育和生活方式。兩人攜手同行、共同探索這個廣闊世界的經歷為我們的婚姻賦予了全新的意義。

這段求學經歷讓我驚訝的發現，英國的高等教育模式與加州理工學院等美國院校截然不同。我在劍橋接觸到的幾位教授都很有資歷，講課非常精彩。他們上課從來不用教材，而是基於個人專長，依據特定的課程內容撰寫了專門的講義。另一方面，學生和教授的課堂互動很少。在加州理工等美國大學裡，教授經常會在課堂上提問並鼓勵學生作答，學生如果有疑問也可以隨時打斷教授。此外，學生們要在6月份課程全部結束後參加一系列嚴格的考試，這些考試要求學生熟記和應用課上教授的內容，最終成績決定是否獲得劍橋文憑。

相比之下，美國大學會在各個學期穿插多次階段性測試，這些測試分數全部計入最後的總成績。加州理工則更加靈活，所有考試都是開卷的，不要求學生記憶，而是著重考察創新解題能力。考試過程中學生可以參考課堂筆記，但考題與課堂上教過的題完全不同。

體驗了兩種不同的教育體系，我漸漸發現每種教育都有其優缺點。我將二者結合起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夯實了基本功和應變能力，也對教學有了更好的理解。

劍橋大學的高級數學研究學位是世界上公認的難度最大的數學課程之一，每年公佈成績時，教授們會把唸完的成績單拋向樓下站滿了學生的大廳。

國外的學習生活大大拓寬了我的視野，為我帶來的寶貴財富遠遠超越了書本知識和一紙文憑。那段時間，我遊歷了十個歐洲國家（當時的機票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單程只需1英鎊），感受了異域文化，並和說著不同語言的人進行交流。於是我開始把自己的身份定義為世界公民，這讓我更有興趣去不同國家探索，併為我現在的跨國工作和生活做好了鋪墊。

在劍橋，出於好奇，我還上了一些數學專業之外的課，其中有一門課專門介紹數學在金融方面的應用。這門課很吸引我。大學期間，我投資到股票市場。在2002年的股票市場，越敢於冒險，越不怕做蠢事，賺得就越多，而我當時恰恰屬於比較“蠢”的那類人，早期的投資成功讓我對金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修完這門課以後，我到對沖基金公司德劭集團（The D.E. Shaw Group）參加了暑期實習。它以偏愛招聘IMO獲獎者、物理學博士、國際象棋大師而聞名，這些人的共同點都是：解決問題能力超強，能對沒見過的新問題應對自如。所以儘管他們之前沒有金融背景，卻能在快速學習基本金融原理後，把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應用到金融市場，開發基於計算機的交易策略。

我非常喜歡這裡的工作環境，不僅可以將數學能力、創新解題技巧、計算機編程技能應用於實踐，還能與一群優秀的同事碰撞出聰明才智的火花。美中不足的是，這裡沒有教室和講臺。秉承著對教育的熱愛，我又回到了學術研究之路，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來自恩師的教學啟發

我讀博士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和博士導師Benny Sudakov（現在是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教授）一起工作。我收到了很多封數學博士項目的錄取通知書，而在第一次見到Sudakov時，我便覺得他很特別，是我跟從學習的最佳人選。他博學多識、勤奮踏實、人生閱歷豐富（不僅僅是精通數學）、關心每個學生的成長。在格魯吉亞（屬於前蘇聯）長大，在以色列深造，並將這些地方的優良數學傳統帶到了普林斯頓。

Sudakov與他的偶像匈牙利裔數學家保羅·鄂爾多斯（Paul Erdos）一樣，主要研究的領域是組合學。一生漂泊的Erdos曾與五百多名數學家合作發表了1500多篇數學論文，激勵著無數年輕人的數學家之夢。

整個學習生涯中，與Sudakov共同學習的五年對我有著最深的影響。我研究數學的方法，對數學、教學的理解、甚至我的職業準則都在耳濡目染中悄然改變。Sudakov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職位並不是終身教授，為了證明自己一流的數學能力，他夜以繼日地埋頭苦幹。和他並肩奮鬥的我，也見證了要想成功的人背後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我每天都在數學系休息室裡工作，那張桌子就在Sudakov常去的咖啡機旁邊（如同Paul Erdos的比喻，“數學家就是一臺將咖啡轉化為數學定理的機器”），所以我們每隔幾小時就能碰一面，並聊上幾句。這臺咖啡機似乎成為了我們心照不宣的“老地方”，他每次想找我都會到這裡來。每週五下班之前，我們會坐在一起交談，不是聊這周已經完成的工作，而是確定週末繼續工作的方向。

週日，博士生校車停運，他會親自開車把我從公寓帶到他的辦公室，和我討論一下週末進展。隨著關係的熟絡，我們後來還一起去健身房舉重，每週三次，順便聊聊數學、工作、和生活瑣事——要知道，一般的數學博士生導師每週只與學生見面一小時。這一切讓我頓悟了什麼才是對工作的熱愛，那就是永遠不會覺得累贅，並心甘情願把所有時間傾注其中。

2018年3月，羅博深與導師Benny Sudakov在洛杉磯郊外的山上徒步。

我們討論數學的時候，Sudakov總是會特別指出某個問題或解法的趣味性和巧妙之處。他告訴我，數學的目標不僅僅是幫助人們解決世上的難題，更重要的是開發新方法，並將其拓展到數學應用及其他領域。數學家的職責是引導世界發現未解決的問題，並總結哪些問題值得投入時間研究，讓答案加深人類對數學結構和世界的理解。

曾有一位頂級數學家邀請Sudakov一起思考一道未解的疑題，我當時也參與其中。我至今仍記得當時的對話，Sudakov問這位數學家，為什麼人們在意這個問題是否得到解決？數學家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們應該先把問題解決掉，然後再看隨之而來的影響。”

Sudakov頓了一下，說這不是個好辦法，隨後舉了個例子：“ 做生意的時候，必須先搞清楚市場想要什麼，然後再做產品。”當年，Sudakov在讀數學的同時花了一年時間在商學院學習，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看待世界的視角更加全面。我很敬佩他對世界的深刻認知，也為他兼顧數學研究和現實生活的能力所折服。

正是這種對人和現實世界的全面理解，讓Sudakov的教學水平登峰造極。雖然英語不是Sudakov的母語，甚至不是第二或第三語言，但大家都覺得他解釋東西很清楚。而且他很幽默，有他在的地方氣氛總是輕鬆愉快。他還很擅長一對一教學，剛開始我的組合學基礎很薄弱，很多次討論他都會驚訝於我不知道某個基本定理。但他腦子裡有一個清晰的整體數學體系，每次遇到我不會的地方，他都會當場講解相關知識點，並詳細展示證明過程的每一步，一直耐心地解釋到我已有的知識基礎為止。這個講課方法我一直沿襲至今。我越來越堅信，世界上沒有學不好數學的學生，只有不夠耐心的老師。

Sudakov是我心目中最優秀的導師，不僅指導學習，還對我的教學提出了很多寶貴建議，讓我的講課能力更上一層樓。由於當時有獎學金保障，學院沒給我安排任何教學任務。但他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和另一位老師共同主持一場博士生研討會。每週我都要為此準備講課內容，而且這些內容都是我之前從未接觸過的。

因為之前在MOP教學得到了一些認可，讀博士以前我一度認為自己的教學還算合格，但Sudakov非常挑剔嚴格，任何一個需要改進的細節都不會馬虎。他很吝惜對學生的誇讚之詞，“還不錯”就是他給出的最高評價了。他指出我講課時說話太快、過於繁複，會讓學生很難理解。他建議我講話放慢速度、仔細斟酌語言、儘量精煉清楚，講完以後再寫到黑板上，這樣學生就能跟得上了。

以前在課堂上我只把目光放在尖子生身上，但Sudakov建議我改變一下。他說，如果一個班級裡超過25％的人聽不懂，就說明我的速度太快了。於是我不再像從前一樣只關注奧賽級別的學生，而是學會了如何照顧到每一個人，把所有學生融入到課堂之中。

除了數學和教學，Sudakov還格外注重學生的成長。他經常和我談心，還引見我認識了很多知名數學家，讓我受益良多。我觀察到，有終身保障的教授職業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崗位，但在這些數學狂人眼裡，“終身”與否都只是浮雲。他們有更大的雄心壯志，滿腦子想的都是為這個世界做點兒什麼，這些偉大的人無時無刻不在鼓舞著我的鬥志。

五年下來，Sudakov的全面指導讓我為博士學位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回想初次見他之時，他還沒有什麼得意門生。但現在，他的四名學生都已經有所作為了：第一名學生Peter Keevash曾在加州理工學院擔任博士後，他證明了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猜想，現在任職於牛津大學；第二名學生Boris Bukh到劍橋大學做了博士後，現在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和我一起工作；我是他的第三名學生，很幸運跳過了博士後階段，直接進入卡內基梅隆大學擔任助理教授；第四名學生Jacob Fox也略過了博士後階段，直接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做了助理教授，現在在斯坦福大學。很少有數學家能跳過博士後階段，Sudakov卻培養出了兩個例外。除了專業上的指導之外，Sudakov對學生的生活也指點良多，我和Fox在博士畢業時都有了兩個孩子，之所以承擔著家庭責任的同時，還能夠在專業領域有所建樹，要歸功於Sudakov在我們身上所花費的良苦用心。

在求學路上，這些卓越的導師老師讓我不勝感激，我決心把這份關切傳遞給下一代。進入專業領域工作後，我意識到了自己的能力和責任，也欣喜於自己終於可以言傳身教、影響他人了。我鞭策自己把各位優秀老師的長處結合起來，打造自己的特色方法教書育人，繼續我對人、挑戰、思考的熱情。博士畢業的時候，我尚不知道未來的路在何方，但我堅信，只要我保持初心，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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